1919—1949：中国女性书写的历史演变-文学论文

　　一、冰心:流动的话语

　　“五四”大门的打开,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思想的时风,有关自由平等的思想撞击着人们的心扉,特别是一些文学家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不乏爱情主题的小说,这尤其成了广大青年关注的焦点。“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件大事是“女性小说”的出现。“女性小说”是带有明显的女性化特点的小说。当时的女性接受了新式的教育,许多成为职业女性。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便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这第一位女作家就是陈衡哲,之后陆续出现的女性作家主要有冰心、庐隐、丁玲等。

　　冰心的作品最明显的一个内容是有关“爱”。而她的“爱”大部分不是一种男女之间的小爱。这种“爱”是种博大、宽广的慈母式的爱,很少涉及儿女之情。例如在短篇小说《超人》中,冰心让主人公何彬从一个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的“冷心肠”青年,变成了一个对生活重拾信心的人。冰心的观点:“有了爱,便有了一切”的“爱的哲学”得到了阐释和演绎。除了爱的主题外,冰心在以“男士”为笔名创作的系列小说中开始关注关于女人的问题。特别是在《我的房东》中,主人公法国女作家R小姐是一位独身主义者,她渴望着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也同样的和别人一样期待一份美好的爱情。但是问题就在于她太过清醒,她明白她所渴望的在现实生活中只是虚无缥缈的云,根本不可能实现。可是她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估计的那样差。虽然她已经六十岁了,仍旧精神饱满,光彩照人。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冰心已经考虑了女性独立的问题。对冰心而言,女人欲独立,首要的是必须要有生存技能用以养活自己,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这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但是,有了经济支持就足够了吗?波伏娃对此的态度是:“可以说,她们的独立性已经相当坚固,但是她们仍然无法成功地过一种自由的生活!”①诸如“爱的自由,婚姻的自由,精神创造的自由”②。冰心作品中渗透出女性爱的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苏醒,她的语言也是一种女性化的话语。冰心的书写语言正具备了以上特征。冰心的《山中杂记之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用和儿童亲切谈心的语调,将山与海,从视野、颜色、动态、联想几个方面描绘出海的气息,处处传达出作者对大海的无限深情。她的语言是流动着的水,体现在她作品中的大海意象之中。冰心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③,这使得她的句子“更能灵活,婉转,流动,有自然跳荡的韵律感”④。由于拉康关于象征界(the Symbolic)的表述将男性置于靠近菲勒斯中心能指 (phallocentric)的主体地位,女人处在象征界的边缘,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由此认为,女性更接近象征界。女性话语距离固化和稳定的意义更远,与形象和幻想的距离更近。女性的话语是流动着的水,它没有固定的水渠加以束缚。对于克里斯蒂娃而言,如果一种语言具有节奏感强(rhythmic)和多种表意手段一体化 (unifying)的特点,那么这就是女性话语。著名法国女性理论家海伦娜·西苏(Helene Cixous)曾把女性书写和水的流动性联系起来。她认为女性生命的特质是流动的,她们的书写也应该像水一样,具有流动、空灵和澄澈的气息。

　　二、庐隐:病体书写

　　在“五四”时期,“表现女性意识最为大胆的要数庐隐”⑤。她的小说多表现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抒发了女性内心的苦闷,以《海滨故人》为典型。庐隐对众多生病乃至经受病痛折磨的女性身体进行书写,涉及许多身体隐喻,在文本的阐释上提供了很多阅读空间。例如在《归雁》中,叙述者“我”说:“我不愿意爱惜这无用的身体,现在我就希望它一天一天的破损,等到那一天成了灰,我的灵魂便解脱了。”⑥这种自我遗弃,以及自我糟蹋个人身体的理念,可视为女性一种极度悲观的心理言行。《夜的奇迹》中的女性身体的书写是血淋淋的:“我何爱惜这被苦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总有一天,我将焚毁于我自己郁怒的灵焰,抛这不值一钱的脓血之躯,因此而释放我可怜的灵魂。”⑦女性唯一可以拿来诉说的只有她们的身体,她们唯一的话语权利就是她们的身体,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进一步探讨庐隐文本中女性身体书写的特质,有必要审视这些病体铭刻与死亡主题的关系,从中理解庐隐笔下诸多患病的女体现象。在庐隐的书写中,死亡的想象含有一种审美观照,死——成为患病女性一个解脱与升华的归宿,十分的华丽,布满珊瑚、云母石和华丽的衣服被褥,“我晓得那湖底下朱红色的珊瑚床,已为我预备好了!云母石的枕头,碧绿青苔泥的被褥,件件都整理好了。”可见死亡不但是这些女性的“解脱之道”,或许在心理层面而言,更应该视为一种反抗。虽然,这只是消极的反抗,但这是精神意义上的反抗。对于死亡的描写是对初涉社会的女性的过度关注还是欲盖弥彰,真正向往另一种生命的存在?对于肉体病痛和死亡的关注并不是作者的唯一目的,作者是想引起读者乃至大众的注意,让他们看得见、认识到这一女性群体的存在,理解她们,关心她们。庐隐是一个充满社会文化批评意识和现代女性意识的作家。她是中国女性文学早期具备女性书写能力的作家,是女性叙述文体的构建者之一。

　　庐隐的病体书写可为女性书写的强音。而“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这一概念是西苏解构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后(phallogocentrism),为建立女性身体与语言的新联系而提出的策略。西苏认为“女性书写”就是“写身体”(writing the body)。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首次提出“女性书写”并敦促女性作家:“写你自己,必须让人听见你的身体!”(Letting the body be heard){8}与西苏不同的是庐隐书写病态中的女性内心的挣扎,西苏将女性书写与女人的性与欲望联系在一起,破解了象征界的中心能指——阳具。而这两位女性作家的女性书写都是基于女性特质,与女性身体相关。这是一种与原来固有的男性的语言的一种断裂(rupture),具有强大的解构力量,是对“必然”的社会秩序和“真理”的拆解。

　　三、丁玲:性与欲望

　　自“五四”以后第二代用女性话语书写女性的作家是丁玲。丁玲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已经不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人物,而完全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敢于追求炙热爱情的新女性。莎菲敢于突破现实的桎梏直面内部心理的非凡勇气可以说相对于旧式女性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式的进步。莎菲已经不像那些旧女性把男性放在一个神龛的位置来仰视,而把他们放在与自己水平的位置平等对待。但是,她的这种执著的追求并未实现;没有人能够“懂”她,最后留给自己的只有失望和怜悯。女性们想要追求的生活仍然是那样难以企及,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更清楚地明白自己,但是无奈现实残酷。《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次展示了知识女性焦灼而困惑的主体欲望,开启了女性欲望叙事和性心理描写的先河,描写了一批情感和身体上双重觉醒的女性。她不理会封建道德的束缚,讥讽所谓禁欲主义,她藐视已婚的朋友因害怕怀孕而与恋人亲近,而压抑爱情。她语出惊人,用露骨的笔触描述内心的性冲动:“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9}在这里丁玲就像劳伦斯在散文《爱情》中所认为的那样,理想的爱必然是“神圣与世俗的统一”。丁玲把女性内心的情爱和躁动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的统一。

　　四、结语

　　德尔·史班德在《男人创造语言》一书中指出男性比女性高级的谎话是父权制度形成的。这种制度和规则形成了这个世界并赋予其意义,而其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换句话说,男权话语一直以来就等于是语言本身。而当沉默的女性群体(Silent Sisterhood) 想要打破沉默时,发现首当其冲的事情就是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男性的精神意识经过时间的不断强化,已演变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并且深深渗透进入语言在内的各个文化领域中间。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施加了压迫,语言一直使妇女被迫静默。女性失去了言说的能力,不管她有多少话要说,最终连一个单音节都发不出来。可是随着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有文化的女性们不再继续缄默。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五四”开始到中国解放这段时期的典型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并以此分析出女性作家的创作困境和可以突破的方式,即“女性话语”。用女性的,不重理性的,反逻辑的,反等级的回旋式语言来解构男权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写作与女性躯体、分娩、愉悦相联系,要求作家使用双关、隐语、省略或跳跃式的语言,充满了文字游戏、语义滑移和不确定性。她们揭示了女性在历史上遭受的压迫与不公正待遇,以期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解放女性,建立女性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语言世界。想要改变一种社会制度首先要审查它的语言,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帕默尔这样告诉我们,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因此女性评论家都试图通过话语革命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冰心的水意象书写,庐隐的病体书写,丁玲的欲望书写都是对男性语言意旨系统的解构。从“五四”时期的萌芽一直到现在,这一曲折的历程记录着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虽然一路走来步履蹒跚,但是因为前方总是有希望的指引所以还会继续下去。这一路上留下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作品在向人们诉说着女性一以贯之的对光明,美好,温暖的追求。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