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记忆之间：文学记忆史的建构-文学论文

摘要：本文试图将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记忆”概念引入文学研究，建构“文学记忆史”的理论体系。从研究对象看’文学记忆史包括两个方面：以文学的方式传承历史记忆；关于文学活动本身的记忆。从研究内容看’文学记忆史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双:为何回忆，回忆什么,如何一回忆。
关键词：社会记忆；文学记忆史;建构
记忆一直是心理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发表《记忆的社会框架》‘研究家庭、宗教和社会阶级的“集体记忆“’记忆开始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主题。1932年，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巴特莱特出版了《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将记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随着西方后现代历史学的兴起，记忆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对象。记忆的崛起导致了“历史记忆”概念的解体。史学家认为，“在历史与回忆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或者说在两种过去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①在这个灰色地带，在历史与记忆之间，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记忆史”的新的研究领域。
借鉴西方记忆研究的理论成果，我们将“记忆史”的概念引入文学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文学记忆史”。首先，文学、历史、记忆三者之间本身就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历史的缪斯女神都是记忆女神的女儿。文学与历史有着记忆母亲的共同基因，都是记忆的传承方式。其次,文学记忆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传统文学史完全不同。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文学记忆史包括两个方面:1.以文学的方式传承历史记忆，包括重大历史事件、日常生活的文学记忆;2对文学活动本身的记忆’即关于作家、作品、读者、文学社团、文学出版等文学活动本身的记忆。如果说传统文学史主要采用阶级斗争、现代性、启蒙主义、审美形式等核心范畴，文学记忆史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这就是“社会记忆”。本文将文学记忆史的相关问题概括为三个双：为何〔评)回忆?回忆什么场；)?如何〔“一回忆？
一、为何回忆：文学记忆的功能
“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②这是安妮’弗兰克在1944年2月23日的日记中写下的名句。“安妮“弗兰克是谁?”这是纳粹记忆史研究专家阿尔文“罗森菲尔德在《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一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但是对于那些与安妮“弗兰克一样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无数犹太儿童，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艾利“威塞尔在《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的演讲中引用了几位犹太儿童写的诗，其中一个与安妮有着相同遭遇名叫玛莎的小孩在死前写道："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丨我没有钱可节省丨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丨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丨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丨和我的精神的火丨我一定要节省留下的泪水丨我需要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威塞尔认为，这些文学作品是对纳粹大屠杀最好的记忆，而最好的记忆是由安妮和玛莎这样的儿童提供的，因为他们面临的不是艺术技巧的问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担负见证,传达一星火焰，一段故事的残片，一个真相的反映。”③
阿多诺说过：“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批评的是那种作为麻醉剂的诗歌和患上健忘症的诗人。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中，许子东解读了50篇以“文革”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在许子东概括的几种“文革”叙述模式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的“坏事变好事”，还是“红卫兵-知青”的“我错了，但绝不忏悔”，都有一个共同点：忘记过去。张弦的小说题名《记忆》，鼓吹的却是忘却：“当明丽的阳光照在窗前的时候，人们不总是带着宽慰的微笑‘去回忆昨夜的噩梦，并随即挥一挥手，力图把它忘却得越干净越好吗？"④反之，在余华的小说《一九八六年》中，那位在“文革”结束十年之后，仍然活在噩梦般的“文革记忆”中的历史教师’被人们视为“疯子”，避之惟恐不及。据说在古希腊有两眼名泉：记忆泉与遗忘泉。记忆与
遗忘犹如麦比乌斯怪圈的两面。如果没有遗忘’我们会永理论探索’当代文坛’20115
远生活在可怕的梦魇之中；如果没有记忆‘这可怕的梦魇就会噩梦成真。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遗忘”称为“社会性失忆“(与心理学、生理学意义上的“失忆”完全不同)。为什么会出现“社会性失忆”？这是因为权利对社会记忆的控制。保罗’康纳顿指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利等级。”⑤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那句名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就深刻地表达了“记忆”的巨大力量。如果可以控制对过去的记忆"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正因为“记忆”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潜能‘它自然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福柯指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为了对抗二战后对纳粹大屠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有意无意的回避、遗忘与歪曲’很多作家、艺术家〔包括一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将纳粹大屠杀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不仅是对苦难的慰藉，也是对苦难最好的记忆。文学记忆的社会功能‘就是见证过去‘对抗遗忘。
二、回忆什么：文学记忆的选择
阿尔文’罗森菲尔德在《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一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选来记住的安妮’弗兰克是谁？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有众多的安妮‘弗兰克可供选择。然而只有一种超越了他者之上……天真单纯、极度乐观的积极形象。”⑦罗森菲尔德回顾了安妮‘弗兰克形象的记忆史。在二战刚结束时，安妮’弗兰克的形象是悲观的、灰色的，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强调安妮日记振奋的一面，弱化它悲惨的一面。这种倾向在1955年的舞台剧《安妮‘弗兰克日记》中达到了顶峰’该剧的编剧甚至设计了这样的台词：“安妮在荷兰的集中营里很愉快。”这与集中营里真实的安妮形象相去甚远:营养不良,濒临死亡’陷入绝望……
正如哈布瓦赫所说，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安妮‘弗兰克形象的文学记忆史典型地表征了社会记忆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也表现在安妮形象的中国之旅中。钱理群主编的〈渐语文读本》〔初中卷6〉选用了安妮日记的重要内容，加上其他几位犹太儿童写的诗歌,组成一个阅读单元。尽管纳粹大屠杀的题材令人恐惧，编者选用的这些犹太儿童的日记和诗歌却非常阳光，充满对未来的希望。在〈渐语文读本》的初版中，该阅读单元的标题是“面向死亡的日记与诗歌”，在修订版中则改为“祈祷明天”。这种改动显然是为了弱化安妮日记的悲观色彩，转而强调积极乐观的一面。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这就是被称为集体“无罪流放”的“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部〔包括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所属的六千多名知识分子，包括冰心、沈从文、萧乾、陈白尘、臧克家、冯雪峰、郭小川、张光年等著名作家，被集体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以下简称向阳湖干校）劳动改造。我们可以将这段长达六年干校生活的集体记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记忆史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
对向阳湖干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究竟什么是干校？韦君宜说：“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儿’一门课的学校……等于流放。”⑧在韦君宜的眼中，向阳湖类似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它留下的创伤性记忆刻骨铭心，无法遗忘。在贺黎、杨健采写的口述史著作《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的封面上印有这样一句话：“肉体摧残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精神摧残一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句话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干校集体记忆的两个方面。首先是肉体摧残，也就是劳动改造。这不是一般性的体力劳动，而是惩罚性的、带有赎罪性质的体力劳动。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中’对1970年向阳湖干校初创时期劳动之艰苦’都有一个相似的细节,这就是“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天晴不干，开会批判”。其次是精神摧残，也就是各种形式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一位亲历者写道：“在历次运动中，清查‘五“一六’是最奇特、最难以捉摸、最无法解释的一场运动。它以糊里糊涂始，以莫名其妙终。”⑨这场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却使知识分子互相揭发、互相监视、人人自危，给当事人留下了难忘的痛苦记忆。
尽管如此，向阳湖也给干校人留下了许多真诚的美好记忆，正如萧乾的题词“向阳湖是我们文革时期的避难所”。相对于“文革”初期惨烈的政治运动，向阳湖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记载自己1969年下放干校之前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其中写到宣布下放名单时,"有如听考生放榜，评然心动”，这应该是一种真实的情感反应。我们还可以在王世襄的诗中找到向阳湖的美好记忆。王世襄自述“从小对动物就很喜爱。玩过鹰’养过猎狗,斗过蟋蟀”。在向阳湖,王世襄有观鱼、买鱼、吃鱼之乐，1971年还曾作诗《观鱼十首》。他在诗的序言中写道：“渔父老韩’世居此村,予欲随船观渔‘请而后可。未曙出湖，日上而返，京中无此乐事。”⑩⑩他还有很多诗句描绘自己在向阳湖捉鱼、牧牛、养猪、放鸭之乐。
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造成了完全不同的记忆。向阳湖究竟是流放地’还是避难所，曾经引起一场激烈争论。有学者认为，向阳湖干校只应作为民族的耻辱而存在,批评对向阳湖的商业开发“一定不会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现实‘一定会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一定会尽可能地弄出一点诗意来’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瞒和骗’”。也有人认为，向阳湖可以成为类似“文革博物馆”这样的“记忆场所”。无论如何,在向阳湖的集体记忆中’创伤性记忆应该成为一种主导性记忆’故意遗忘或一味美化这段历史,都是对历史的误读与歪曲。
三、如何回忆；文学记忆的传承
哈布瓦赫在1925年出版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最早论述了家庭的集体记忆传承，并对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做了社会学的重新解读。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伯爵，另一个与富有的银行家结婚。高老头被两个女儿抛弃,父女之爱荡然无存。与马克思对巴尔扎克小说的理解完全不同，哈布瓦赫从他的集体记忆理论出发‘对这种现象做出了新的合理的解释。哈布瓦赫指出’至少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女子一旦出嫁之后，就必须与自己的父母断绝情感联系。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与他保持情感距离，是为了将以前的家庭记忆彻底抹去。“因为夫妻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记忆，如果他们婚后都继续沉浸在以前的家庭记忆里，夫妻双方必然会出现冲突。
借鉴哈布瓦赫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对当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理论家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创伤性记忆进行研究。对于重大创伤性事件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来说，回忆过去、反思过去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以周扬为例，根据胡风夫人梅志的口述，1980年，胡风平反之后,周扬来医院看望胡风。周扬没有道歉‘只是说：“你知道吗？我也被关了八年啊！"瑏瑏据丁玲丈夫陈明的口述，1979年五六月份，丁玲和陈明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对于丁玲二十多年来遭受的苦难，周扬一句话也没有问，就讲他自己怎么挨打，耳朵也打聋了。最后丁玲要离开了，他才说了一句：“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一个人身上。”
“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一个人身上。”这种令人费解的表述方式，实际上代表了“文革”亲历者逃避历史责任的“聪明”：这个人是谁？谁也不是。在傅光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中，与老舍之死有关的几位当事人：浩然、草明’还有那位不知名的女红卫兵’都不敢承担老舍之死的历史责任。浩然承认自己说过“老舍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他的解释是为了保护老舍免遭毒打瑏瑏。草明承认自己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但又解释说："那个时代谁不斗谁?唯一署名为“她”的女红卫兵虽然承认自己参与了“8‘23”事件，但特别强调“我没有碰过老舍一个指头”。和那位不愿署名、不能录音的红卫兵一样’已经出版的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不仅内容只为原文的十分之一，而且涉及到的一些人名均以XX代替，编者陈虹无奈地说：“这一做法确实‘保护’了不少有一定劣迹的人，但从‘史料’来看，则无疑是在‘掩盖’或是‘抹杀’这段历史。”⑩
真正的历史是无法掩盖或抹杀的，因为创伤记忆总是在人们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林贤治主编的《烙印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记录了多位所谓“黑五类”子女的集体记忆。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册,在升学、就业、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历经坎坷。这还不是最痛苦的事’最痛苦的莫过于创伤记忆
造成的代际之间的伤害与心理隔膜。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忆，当年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不得已改了姓名。多年以后，父子见面，非常客气，酒过三巡，父亲提出能否改姓。此情此景，真是情何以堪。相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难以理解的说法，干校知识分子的子女有一个非常诗意的称呼：“五七路上向阳花”。一位“向阳花”回忆’她在咸宁干校生活了三年,与父亲仅仅见了三次面，原因只有一个:与父亲划清界限。为了划清界限’她甚至拒绝给父亲写一封信。瑠瑠这种血缘亲情与政治立场的冲突造成的尴尬与隔膜’在父女两代人的心中’都是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记忆。
注释：
①[美1詹姆斯“兄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②德0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何纵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③[美1艾利“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陈东飚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④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3页。
⑤[美1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⑥英1乔治“奥威尔：《1984 ‘》,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⑦参见陈恒、耿相新主编《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