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二）-文学论文

摘要：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章培恒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意义

（二）
就在讨论《中国文学的路》的同时‘有另外一件事在进行：80年代前期,章先生从国家教委那里接受了主编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任务‘用处是作为全国中文专业自学考试的教材。他找了一些年轻人来撰稿。参与的人数不少，承担篇幅较大的有葛兆光、陈建华、李庆、邵毅平、马美信和我。
到了80年代中期,章先生担任的职务越来越多’有些事情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部文学史的编纂。而撰稿人分散在各地各校，各有各的忙碌’很难聚到一起进行必要的讨论,事情就这么延宕下来。大概是到了1989年初,章先生指示我将已经收到的稿子统理一下’争取把书编出来。然而紧接着是社会大势震荡‘趋向暧昧,有些重要报刊的大块文章已经在不甚掩饰地“批邓”了。我没有说话的兴致,事情又继续延宕。到1992年形势再度转变，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占据主导地位‘这才着手去做。
由于最初的计划只是编一种供自学者用的教材,它的要求甚至比普通高校通用教材还要浅显，因而撰稿人并非都有追求创新的意识;而收来的稿子均是拟提交讨论但又未能安排讨论的初稿‘有些稿子在交接过程中不知下落，只好请作者找来原始草稿，而且各部分还有缺漏；原稿各部分在深浅详略以及结构、文风诸方面都有差异,这导致统稿的工作量很大。我觉得这部书稿已经拖得很久了，如今再花许多的精力去做一部无甚特色的教材,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把章先生〔也包括我们这些人）关于文学史的一些新的想法贯穿到这部书中去，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作为对“重写文学史”呼声的回应。至于是否适合做自学考试的教材,暂且搁置不论。章先生说:那也好。
最后形成了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它是中途改变计划的结
果。
在编纂这部文学史时‘章先生对我是完全放手的。我很注意把章先生已发表文章中的观点，以及他和我讨论文学史相关问题时表达的想法，落实到这部书稿中去。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大抵我以为有把握时就一路做下去‘觉得没有把握时再跟他沟通。曾经有一次不知为什么问题感到烦乱,竟在凌晨四点打电话给章先生,事后想起来很不应该。
这部文学史出版后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刊作了报道或介绍、评述‘有学者誉之为“石破天惊”之作。而全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章先生写的长达三万多字的《导论》。
在《导论》中，章先生表现了他的优秀的文学理论修养。全文逻辑缜密’层层透入：首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定义提出质疑,进而提出应以读者的审美体验，即文学作品在何种程度上打动人心这个标准作为补充，认为“越是能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的感动的，其成就也就越高”。再分析文学给予读者感动的基础是人性,论证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即人性的历史变化同步。然后又以较大的篇幅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说明“人类本性’、"人的本质”的观念在马、恩学说中的意义，以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最后将文学形式的问题纳入这一理论系统中来。
在很长的年代中，以“阶级斗争”解说历史，以政治标准、道德价值评判文学’成为主导性甚至统治性的理论。‘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对此越来越感到不满。《导论》应是第一次以一种系统的理论反驳了过去的主流观念,对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史的进程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与描述。或许章先生的理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深刻的启迪意义。
《导论》是全书定稿以后才写成的。章先生把稿子拿给我看，我很钦佩地说："真是一篇大文章!”同时我也很高兴之前对书稿的处理，总体上与《导论》是合拍的，许多部分显示出深度的契合。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和章先生做过关于《中国文学的路》的讨论‘我在统稿时也尽可能体现他的想法。
同时我也提出’是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文学是人类创造自身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特殊方式？因为马克思“人类一般本性”的说法,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先验的预设。
这部文学史的最后一章〈终章：向新文学的推进》是我写的，但它和章先生的想法有重要关系。大概是在90年代初吧,章先生颇有点突兀地对我说："你去写一篇文章‘把元明清文学和现代文学联系起来谈一下,短一点就行了。”我写了一篇只有千余字的短文谈这个问题,应该是署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记得是发表在〈渐民晚报》‘可是怎么也查找不到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章先生已经在考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个重大的问题,他大概想看看我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理解的。
文学史编撰到最后，我问章先生是不是应该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他说好的，于是就有了这个《终章》。这是第一篇系统讨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问题的文章,作者是我,但源头在章先生。由于这一章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颖的看法,所以也很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99年,作为国际汉学重镇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纪念该所成立七十周年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此邀请我参加。我在会议上报告的题目是《古典与现代之间一一胡适、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源流的回溯及其中的问题》‘也是沿着原来的方向论说的。
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课题,是章先生晚年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由于学科分割和理论的偏失，过去在古代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形成了断裂,造成“古无所趋”〔谈论古代文学的“发展”，找不到它的归结）、“今无所源”〔谈论现代文学的兴起‘找不到它在本民族文化中的源头〕的奇怪现象。古今文学演变的研究‘就是要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描述包容古今的中国文学史整体面貌。但章先生要考虑的还不止于此。我曾经郑重其事地问他:我们研究古今演变,是不是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因而需要重视本民族文化内蕴的活力，并且将之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这得到章先生肯定的回答。章先生在一篇小文章中还明确地说过‘他对现代文学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的关心,其实超过对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因为它和我们息息相关”。这使我不禁想起鲁迅早年在《文化偏至论》谈文化取向问题时所表达的祈愿“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力量，在继承传统中创建新的境界,这是历经患难的中国读书人内心中最深的心愿吧。
我很欣慰曾经跟随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领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终章》,我还和他一起开设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生课程,各人讲一半。后来章先生向教育部提请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新的二级学科,也将我和陈思和列为导师，我还代表他向专家审核会作了汇报。但再后来我就参与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