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居正政治改革措施

要改革，就要先集权，也就是首先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标志就是要加强君权，进而才能推行改革措施。近代“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光绪皇帝被囚禁，保守派疯狂反扑，因此在中国封建史上的历次改革都是先从加强中央集权为始。张居正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君主势衰，政事驰靡，政局失控，他说当今“国威未振，人有悔心”，“君臣乾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官吏无视朝廷和君主的行政权威，拖拉敷衍，延误公事，行政效率极低，所以张居正的尊主权，重诏令，严肃纲纪的目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权。 主要从三个方面改革：1、君主要亲自总揽法纪刑赏之权。他说“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君主“不可一日而倒持也”，否则就会丧失权威，失去对群臣百官的有效控制。2、强化君主诏令的绝对权威。行政命令是君主行政权威的具体体现，张居正认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明确要求提高君主诏令的至上权威，凡部院复奏，行抚按勘，皆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3、严明法制。张居正认为，君主“无威”，臣下就“无法”，严明法制是强化中央行政权威的制度保障，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平而不宜猛”，严明法制的关键是执法公平无私，不偏不倚，做到“法所当加，虽费近不宥；事在所枉，虽疏贱必申”。 二、裁汰冗官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官员数量渐增，致使国家的财政开支急剧加大，而冗员的泛滥是吏治腐败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会刺激着吏治的更加腐败，因此为了财政的节流和整治吏治有了裁汰冗员的需要。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就开始裁汰冗员，但此时只是零星进行。从万历八年，张居正开始大力推行裁汰冗员。 基本可分为四个阶段：1、整个万历八年，是裁汰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包括了各级武官和多种文官，但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各布政司和按察司的副职道员，几近这个阶段裁汰冗员数量的一半。2、万历九年正月开始，是裁汰的高潮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矛头是两京各部院司寺。3、万历九年二月后，是裁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裁汰数量超过了以往，对象也扩大化，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各省司府州县的副职杂职。4、万历九年十月至十年六月，是裁汰的收尾阶段。这个阶段裁汰的数量明显减少，期间甚至出现了增设部分官职和提高所设官职的行政级别。据《国椎》记载，仅万历九年，中央即裁减冗员419人，地方裁员902人，基本将整个官员机构调整完毕，对于贪官污吏和阻止改革的官，一概罢免，并起用改革派，从而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省议论，核名实，行考成法 张居正认为：“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是非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记…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令大患也”。因此，就应该“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要求各衙门章奏就要简切，明白直陈。器必试而后之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所以在省议论后如何“重行取”，张居正提出了“核名实”。选拔官吏要用心考核，吏部要严格务求名副其实，一切以“功实”为评价标准，为了遏制办事拖延，公文繁多而无实效的严重官僚作风，萎靡不振的官僚机制，便在“核名实”的基础上提出考成法，做到事有责成。经过“考成法”的整肃，使吏治为之一新，行政效率大为提高，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不披靡”。 四、推行官员久任法 张居正认为“官不久任，事无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官员的频繁调动也不利于熟习业务，施展才华，也无益于朝廷对其政绩的品评考核，所以主张推行官员久任制度，知府、知县六年一迁，期间如发现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由抚按官量情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六年一迁，这样“藩臬守令皆得自展”。同时为了保证官员迁动的相对稳定和业务的专熟，张居正还提出副职也要熟悉职业，一旦正职有缺，副职即可代之；京官品级相同的官员，尽量专熟业务，不要更相调动；地方官干得出色，就地升迁，不必迁往他省。这样一来“人有专职，事有责成，而人才也不患其缺乏矣”。 五、人事上知人善任，选贤使能 为了保证改革的有效推行，就必须要有大批官吏的支持，因此张居正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的选才方针是“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只要“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凡“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同时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做到了用人不疑，任之专信，提出“要审之于始，务求相应”，不可草率轻动。然而一经荐拔就要任之专信，用人不疑，任凭“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为了加强北疆的防务，他力排众议，将戚继光由南方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并全力庇护，驳斥反对势力对他的无端攻击，潘季驯治理黄河时，也鼎力相助，同时消除一切掣肘，使他无后顾之忧地投身于河道治理。张居正就是需要像戚继光、潘季驯这样的干练务实之才，可以说在当时他偏爱那些务实的“干才”，厌恶坐而论道的“腐儒”，即“用循吏而不用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