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鑫宴舞》与大众旅游背景——学术探索

都市化民族歌舞景观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从根本上而言，“民族歌舞景观”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工业时代旅游业发展的制度性安排。民族歌舞的都市化景观的出现并非是民族文化的自为，而是地方民族文化加入到世界现代旅游工业体系中出现的全新景象。
现代社会旅游工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民族文化加入到世界工业体系的制度之中提供了条件。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旅游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表明大规模“群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表明旅游业对世界经济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2]（P2）如果将当代的旅游行为看作“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产物，不可阻挡、不可避免地进入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旅游活动对每一个民族、族群、社区、村落所带来的是不可忽视的“触动”，民族地区旅游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景观”一词的知识考古可以发现，“景观”出现的本身已经不是偶然现象，这一特殊词汇的创造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密切相关。Landscape最早出现在荷兰语中，指“地带，或者说一片土地”，注重的是自然景象本身。工业革命的初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landscape开始专门指代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艺术市场上流行起来的乡村风景画。16世纪以后，landscape一词传入英国，英文中的landscape开始指代现实中的乡村风景，之后又逐渐指代目光看得到的一切土地上的景色。[3]Landscape词义的延伸是自然风景被发现的过程，而风景被“看到”则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背景。乡村、自然、生态风景的被发现是欧洲工业革命后现代城市化发展的结果，现代城市带来了物质享受、生活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污染、压力和焦虑，往日的田园风光，质朴的民风满足了背离日常生活的想像，此时乡村就成为满足都市人暂时逃离城市生活的朝圣地，landscape就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创造出新的含义。
恰恰与西欧“景观”一词出现的背景类似，民族歌舞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到大众游客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旅游兴起，远离都市的乡村、有着奇风异俗、异域的民族地区成为大量都市游客的向往之地。“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对于大众游客来说拥有巨大吸引力，民族歌舞展演与秀丽的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差异化的民俗风情，满足着游客对田园风光，异邦质朴文化的浪漫想象，民族歌舞景观就是在民族乡村旅游中出现的一种展演景观。
旅游人类学家麦克·康奈尔（Dean Maccannell）曾说，“在当今，现代化的生产使工作关系，历史及自然与传统的根基产生了脱离，与此同时，还把他们转变成为文化生产及文化经历。同样的过程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着，从而产生了一种产品，一种对都市街头生活、乡村生活和对传统内部生活关系的迷恋，代表性的还有对异民族文化的体验。旅游者暂时脱离真实的生活寻找想象的‘真实’”。[4]如果说乡村民族旅游的动机是为了远离都市喧嚣，寻求心灵净土的话，对文化的求真、求异成为游客的基本需求。尽管不能否认民族歌舞是因为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才能够成为游客观赏的对象，但是，“人是不能和一首民歌争论的，和地域文化相连接的民族艺术表达了至高的权力”。[5]这可能概括了最初游客观赏民族歌舞景观的心境。
旅游在时代发展中逐渐从精英的特权变为了大众的狂欢，正如游客既要求看到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又要求享受现代化旅游设施的悖论一样，人们对于民族歌舞展演似乎并不仅仅关注新、异，对于时尚、流行也同样情有独钟。一方面，依赖于舞台化途径的民族歌舞展演，需要将民间的各种艺术符号进行集中、加工、整合和包装，不断实现游客观赏中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带入的文化方式也在改变当地的一切，主流的、时尚的、都市化的元素同样影响着民族文化中的审美观念，这些元素又被重新吸纳并且编入民族歌舞展演中，民族歌舞展演景观就在旅游带来的文化碰撞和交流中不断扩大和丰富展示的内容。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民族歌舞景观本身的制造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游客需要为观看支付费用，民族文化的拥有者能通过展演赚取利润，民族旅游的本质没有逃离市场中资本运行的逻辑。民族歌舞景观在旅游市场中能够成为赚取经济利益的文化资本以后，扩大化生产当然成为资本逐利的必然。城市不仅作为乡村旅游的必经中转地集中了大量的游客，并且为造就人们向往的强势文化消费空间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更是具备资本实力的现代企业聚集地。正是在城市旅游兴起的背景下，作为文化资源的民族歌舞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商业规则进行工业化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也直接触发了现代企业投资和制作的现代民族歌舞景观的产生。
《吉鑫宴舞》事实展现了在大众旅游时代中民族歌舞从传统民俗到现代都市民族文化景观的嬗变历程。从乡村歌舞展演到都市民族歌舞景观《吉鑫宴舞》的形成，既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转变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从接受到主动迎合，不断创造文化符号的过程。民族文化通过对自身“异质化”文化的凸显融入到这一制度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转型，但是积极意义却在于民族文化通过重新编码，将传统文化要素逐步转变为新的文化资源，在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得到了展示。
四、《吉鑫宴舞》的启示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在现代社会中世界的政治经济呈现出了一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6]在这种格局中，地方文化或者民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地方”、“民族”处于一个边缘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使得“地方”或者“民族”的声音被巨大的潮流所淹没。现代旅游工业的到来从表面上来看也正是代表了全球文化从中心到边缘扩张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旅游工业的扩张也并不仅仅是中心到边缘的单项运动。民族旅游业的出现本身已经是最好的说明，在现代旅游工业的制度构架下，大众游客对多样化、差异化商品的追求为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提供了条件。众多民族文化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并参与到这一体系中来，开始成为这一制度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当今旅游工业中的诸多特征，不难发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最具表现力的符号和资源。
如果说民族文化通过对现有制度的加入能够将一种稀缺的、异质性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或者是话语权能够在现代旅游制度中成为可能的话，那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包括经济和政治等资源，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现实中的路径。《吉鑫宴舞》所代表的民族歌舞景观的出现实际上就展示了一种通过民族文化进入当代经济秩序的可能性。《吉鑫宴舞》以民族旅游的发展为契机，通过对传统民族歌舞艺术的重新建构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展现形式，生产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大众艺术相结合的文化产品。从民族餐饮拼接民族歌舞表演创作出“歌舞伴餐”，再从“歌舞伴餐”不断地进行文化符号构建，制造出复杂的现代大型文化产品，《吉鑫宴舞》的转变展示出的不仅是文化事项的变迁过程，更是民族文化主体在实践中不断适应市场规律，重新发掘和创造民族文化发展方式的探索历程。《吉鑫宴舞》这种都市化民族文化的再生产方式以其积极的姿态迎合了工业时代消费大众对于交融文化的需求，最终获取了较大的经济价值和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再者，民族文化进入现代市场并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融入，而是文化之间互动的过程。在现代民族旅游中，游客对民族文化商品的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对“认识了世界”，扩大了视野，因为消费了“异域文化”而自我感到身份提高的文化体验过程。[7]（P280）民族文化产品的出现也正是为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影响范围的扩展充当了媒介，正如所有消费活动都事实上伴随了文化的接受一样，民族文化要素也就在消费活动中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框架。进入文化消费系统的民族文化产品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往，从而也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因此，从都市化民族景观的制造来看，《吉鑫宴舞》现象体现的已经远远不只是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将民族文化转换为资本的型构过程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对自身及外在环境的重新认识、控制和改造的一种现代参与方式。进一步而言，融入秩序结构，在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中获取认同的民族文化同样改变着和冲击着主流社会的文化建构逻辑，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价值最终在于影响和改变制度基础，民族文化的权力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得到实现。
在面对现代工业发展这种巨大的冲击时，有的民族文化在强势文化面前不断退缩，也有的像《吉鑫宴舞》一样以积极姿态参与到这一型构之中，在新领域中获得了文化价值的新生。当然，我们在看到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的是民族歌舞景观制造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路径并不是自由的文化创新行为。从景观制造的表面看来，民族歌舞景观的制造屈从于大众游客意愿，符合游客的审美需求，这就要求景观的制造中既突出“异”，又迎合市场文化的特征，民族歌舞的神圣性难以被游客认识。更进一步说，作为文化产品民族歌舞的生产和销售又要符合市场运作的逻辑，必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一个以文化的不断夷平与凸显为特征的当代社会，民族文化能够被吸收成为消费领域的一部分，但是融入主流的民族文化也仅仅只是现代文化大拼贴中的一块马赛克。在一个以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现代社会背景中，在一个以拼贴的、偶然的，以转瞬即逝的“时尚”、“时髦”为文化特征的喧嚣时代，都市化民族歌舞景观如何从吸引眼球到震撼心灵，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造。
[参考文献][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3][美]Eric Hirsch ， Michael O’Hanlo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5.
[4][美]康奈尔.旅游者——休闲阶级新论[M].张晓萍等译.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
[5]彭兆荣.“第四世界”的文化遗产：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野[J].文艺研究，2006，（4）.
[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7]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