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其政治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对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经验，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 加强市民社会建设
市民社会的崛起在韩国的政治转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有利于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基础。中国与韩国的国内环境同样是二元结构的，即“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形式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军事斗争的胜利获得政权，并且为了巩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政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必需。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主体多元，这些利益主体拥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诉求，因而其必然要求在政策制定上拥有话语权以促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出台。这些利益主体的要求实质上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需求的反映。政府对于市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应抱有正确的心态，不应该采取敌视甚至是压制的态度，而应该以主动的心态积极培育市民社会以加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由一个个成熟公民所组成的，而成熟公民的标志便是是否具有主体意识。中国经过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破坏，公民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得到树立，缺乏主体意识的公民会削弱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关键在于教育。政府应通过教育机构开展启蒙教育，向公民宣传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理念，培养公民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意识，从而促成公民主体意识的生成。
（二） 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韩国的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特征体现在原有的政治价值与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政治价值并存。韩国政治文化系统的二元性并没有导致韩国政治运行的紊乱，在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韩国的政治文化主流仍保持着儒家的政治价值取向，但与以往相比加入了更多现代的、民主的元素以适应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二元结构，即数千年来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二元结构。而这两种政治价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面临着政治信仰危机，即原有的政治价值文化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生存价值不大，甚至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而新生成的政治价值文化由于旧有政治价值文化的抵制和人们的思维惯性，一时难以被人们接受，因而在政治信仰地带就出现空白现象。为缓解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必须重塑一种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成果以指导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其次，对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进行扬弃，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再加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以及这种文化的历史积淀，使得人们一时间难以接受新的政治信仰。为此，寻找传统政治价值文化与现有政治价值文化的共通之处，以人们可以接受的形式向人们进行宣传教育，促进人们政治信仰的形成与政治文化系统的和谐。最后，政治文化的形成应适应时代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因此政治文化中民主已经成为必需的因素。而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必须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保证，通过制度的建立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文化，从而辐射到整个政治文化系统，形成民主的政治氛围。
（三） 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自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良好态势。但是与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却稍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进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而这场政治改革的方式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中国现存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模式有关，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由于其力量薄弱，导致其不可能担负起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任，因而政府就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政治改革的使命。而政治改革应主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文化层，二是制度层。在文化层方面，一个运行协调的政治文化系统是必备的，但是对于拥有公权力的行政人员的思想以及良好的行政人格的塑造是十分迫切的。只有权力的行使者树立“权为民所赋，必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观，才能更好地避免权力寻租行为，政治改革的软件层面的改造才算基本完成。制度层方面的改造属于政治系统硬件层面的改革。在制度层方面，政府应建立更多民主参与机制尽可能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以及更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如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等，改变以往公民的政治利益诉求被“无视化”或“静音化”的政府的不作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