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倡的文风特征

 （一） 人民性
毛泽东提倡的人民性的文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毛泽东认为，文章是让人民群众看的，而不是吓唬人民群众的。“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2]（834）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2]（835）其二，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应该尊重对象，尊重读者和听众，应该熟知群众的文化形式。“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讲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2]（836） “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2]（837）其三，在如何熟悉文化工作对象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应摆脱旧习，应主动和人民群众接触。毛泽东批评了一些文化工作者不与人民群众接触的错误行为，强调文化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要摆脱党八股的影响，就应该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使自己也变成群众的一员。其四，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是要追求社会效果的。毛泽东反对那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人，要求文化工作者要能够“化一下给群众看”，要求文化工作者能够描写群众、鼓舞群众、引导群众，要求文化工作者的工作能够对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产生推动作用。
（二） 民族性
毛泽东提倡的民族性的文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毛泽东认为，民族性不等于排外，相反，要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和先进道理。“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2]（837）其二，毛泽东提倡民族化和大众化，强调一切先进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特点，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2]（844）其三，毛泽东指出违反民族性的教条主义文风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认为，我们应该正
确地对待国外的进步道理，灵活运用，而不能将之当成教条。毛泽东指出，“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文言文，反对旧传统，一班新人物从西方引进了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思想，这对破除封建余毒起到很大作用。但“‘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2]（831）中国共产党在斗争过程中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但是王明等人将从共产国际带来的苏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教条化，演变成“党八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了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2]（831）
（三） 批判性
本文所称“批判性”，并非政治批判之意，而是指毛泽东提倡的务实、辩证、非形式主义的文风。具体而言：其一，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言之有物。“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2]（834）其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时应做辩证思考。毛泽东指出，一些党员和文化工作者“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2]（832）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其三，毛泽东认为，文章主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强调文化工作要能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化工作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839） 毛泽东还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继之以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其四，毛泽东认为，文章忌格式化。毛泽东形象地将那些格式化的文章称之为“中药铺”。“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2]（838）毛泽东认为，这种罗列拼凑的文风是极有危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