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教育与创意时代——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杂志约稿，让我谈谈“艺术教育的中国梦”。梦者，理想憧憬也。梦想必基于现实的理想。与艺术教育密切相关的实际形势是：从战略上说，我国政府首次考虑到软实力的建设，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策略。而其战术在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艺术乃文化的主体化身。文化即人文，其战略与战术的实施取决于教育，故《易经》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而论，与其说艺术教育关乎艺术培养，不如说关涉整个教育的核心问题：它关乎教育的目的与模式。让我们先简要地反思一下我国艺术教育的问题，然后阐述本文的论题：作为完整教育的重要部分即艺术教育在现代教育中应起何种作用，才能适应新时代的挑战？
一个民族的梦象征着集体追求的理想，其中包含着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和特定时代所提倡的特有精神。美国在18世纪提出了“美国梦”，亚当斯1931年的《美国史诗》一书对此作了定义，至此其含义随着美国现实的社会思潮而有所修正，但其内核始终如一，紧扣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中国梦”是复兴之梦，新文化运动效仿欧洲文艺复兴，旨在破封建求变革。复兴非复古复旧，而是借古以更新，接续被中断的伟大创造时期而获取更伟大的当下辉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为了一个“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复兴”就是“再生”。新生之本在教育的发达。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乃现代高等教育勃兴之时。复兴之梦需心智与体魄完全之人去实现，德育、智育、美育三管齐下，才能形成培养社会人才的现代教育体系。王国维在20世纪初叶精辟地阐述了教育的宗旨，如今读来，更具深意：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
三育育三德。三德是人类共享的最高之梦所追求的终极价值，而三育是实现此价值的最高手段。离开以此崇高价值观为旨归的三育，梦将以梦幻破灭。
中国梦的实现，首先有赖于教育的复兴。如今中国的教育问题，人人都看得非常明白，无需一一点出，其后果是严重影响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钱学森等一代科学家认为这归结于我国教育中艺术与科学的人为分离。这种分离就是破坏了王国维所说的三育三德这个教育有机系统：德育不讲意志的铸炼，智育仅以残碎的知识点充塞头脑，而美育仅成无关紧要的课余装饰而几乎在教育中无立足之地。从此状况中自然养育不出体育与心育完整健全的人物。笔者曾在《两种知识类型？》和《艺术与教育》两篇文章中批评了这种教育状况，并强调了艺术教育对整体教育的塑造性作用：在历史上，凡艺术发达时期，必为教育和各领域创造力昌盛的时代。如果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历史规律。
既然艺术对教育，乃至对人类一切创造领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首先必须重视艺术教育本身的建设。艺术教育的中国梦必以合理的学科体系为正途。这个合理的学科体系源于艺术的性质，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更新完善。在世界教育中，现代艺术体系于18世纪就已确立，其大框架无需变动，而其分类也无需论证：美术（绘画、雕刻、建筑）、音乐、戏剧、舞蹈、创造性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加进了电影、电视等。对于艺术的学术性研究产生了相应的历史与理论学科，如以美术为例，有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等，与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相关的哲学化研究是脱胎于哲学的美学。艺术学科由此形成创作与研究双翼齐飞的完整体系。在大学教育中，前者设立了专业学位，在本科之上设置了Master of Fine Arts（简称MFA），即艺术硕士学位，该学位成为艺术创作与表演领域的终极学位。而在研究方面授予研究型学位，即硕士（MA）、哲学博士（PHD）学位，形成专业与研究两种类型的学位制度，分类确定培养方式与目标。在欧美大学里，艺术史是学生的必修课程。相比之下，我国艺术学科的现状，学科设置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因素，评估体系也违背艺术的性质。如在美术本科目录设置中，将中国画与书法单列，而将油画与版画合为绘画，使本应并列的画种失衡，势必影响教学与人才培养。艺术中的一级学科设置也有随意性，如原本有内在联系的美术与设计分裂为两个一级学科，而勉强把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分别凑成一个一级学科，并将本应归属各门类的史论研究抽离出来而合成“艺术学理论”，后者既不研究具体的艺术史与理论，如美术史或戏剧理论，又不属于美学，尽管意欲推演超越个别艺术类型的一般性原理，却包括了属操作性的“艺术管理”。这些问题本不该发生，其出现归结于我国教育中的三个普遍问题：一是不够尊重学科自身的性质与规律；二是学科的等级化偏见致使某些学科不断边缘化而丧失其主体力量；三是学科建设的异化导致教学与研创游离于其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加以纠正。否则，不仅“艺术教育的中国梦”，甚至整个教育的中国梦都将会落空。
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于19世纪在欧洲大学里兴起绝非偶然事件，而是重新思考教育的完整性与知识宇宙的统一性之结果。从康德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一直到杜威，都认识到艺术不仅是人类创造性经验与知识的组成部分，而且为教育和其他领域提供了创造性灵感与模式。这一点对21世纪所需的教育模式有特别的启示。前面提到，我国政府首次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列为重大国策，并提出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这无疑是为适应新时期的世界趋势而提出的软实力建设规划。显然，文化软实力的积蓄首先必须以艺术为启示而改变现有教育模式。在上面所提到的两篇文章中，笔者以艺术智性为范式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灌输不相连贯的知识点，而在于启发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发明创新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决非在学校内所能完成，它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才能完善起来。因此，学校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培养这种自我学习和发展的能力打下基础。
可以说，学校本身不能立刻培养出天才的创新人才，绝大多数改变了世界的杰出人物都是通过自我发展而成才的。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震撼寰宇名言的培根进入剑桥大学一年即退学，比尔·盖茨大学未毕业即弃学创业，乔布斯也是如此。对这些杰出人物退学的通俗解释是，他们不满学校的教学而反叛，但这只是说对了一半，其实，他们的退学正说明其所上学校的教育的成效，在很短的时间里，使之找到了自我发展的参照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参照系，都为他们的创业铺设了自我发展的道路。2005年初夏，乔布斯应邀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话，面对即将走上创业之路的年轻人，他道出了心声：“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命里，不要迷信教条——那意味着你将活在其他人的想法里。不要让他人意见的噪音淹没你们的内心。最重要的是，永远要有勇气去跟随你们的心灵与直觉，只有它们才知道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段经验之谈遥相呼应了篇首引文，那“心灵与直觉”就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说的超越教育与努力之外的“有创造性的、想像力丰富的心智”。在学校里所获得的参照系如何运用于未来任何领域以求创新发展，这不是学问的问题，而是关乎艺术的问题。“知识是外在的，是我们对所见事物的认识。智慧则是内涵的，是我们对无形事物的领悟；只有两者兼备，你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一名无可匹敌的成功实业家，洛克菲勒深知，有形的知识的目的在于发现与把握从未被挖掘的无形事物，而艺术即是创造无形事物的智慧。这种创造不仅是创造性范式，而且是最高的品质标杆。因此，当人们欲描述任何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成就时，都会用艺术一词加以形容。例如在谈到企业管理时，也许人们会谈论管理的科学，那是指建立量化指标并以此衡量企业各方面的业绩，然而，这些量化指标无论多么科学，都不过是评估的底线，严格遵循规则，并不能保证企业的发展。这类管理条规就像烹饪菜谱，如严格按照菜谱的配料分量、烹饪时间与火候，保证能做出一盘标准口味的菜。这是按照科学的烹调技术所能达到的保险结果。然而，一位出色的厨师做菜时，他会用同样的菜料却凭感觉做出美味佳肴，这就达到了烹饪艺术的境界。同样，出色的企业经营管理也是一门艺术。从设计、集资、建厂、购置设备，到招工、开发产品、生产、销售等，都如艺术一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每一个业绩，往往难以用科学的道理解释，只能用艺术的方式加以衡量。其次，任何艺术作品包含着创造者的精神与个性标志，而任何成功的企业必须具备这种艺术的精神与鲜明的经济标志，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即是identity（身份或特征）。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提出了“特征经济”的新模式。每一件不朽的艺术作品都具有不可复制的“身份特征”，而企业必须在发展中树立起这个形象，即管理与品牌的独一无二的标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看，不管人们怎么理解“创意文化产业”的含义，笔者认为，它把产业、文化、艺术和创造性这几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即是其积极意义所在。
艺术在其中起着隐形却强大的作用。当今中外大企业家都热衷于收藏艺术作品，他们投入巨资，购买作品，建立艺术博物馆，其动机或出于人性的占有欲望，或出于投资升值意图，或出于纯粹的业余爱好，其中一个共同的明显好处是能够丰富企业文化，为企业形象增添光彩。然而，很少有企业家认识到艺术对企业的益处远不止于此。有一点已为历史所验证，即艺术延伸了许多世界著名企业的生命，其企业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艺术收藏与资助惠利于后人，令世界铭记不忘。还有一个比这更重要、更深远的益处，那就是其艺术收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企业的管理水平与质量把控技艺。审美趣味与企业管理能力具有逻辑关系。洛克菲勒家族企业能长盛不衰的秘诀就在于此。约翰·洛克菲勒热衷于教育、文化与卫生等慈善事业，他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建立“通识教育董事会”，倡导通才教育，而热爱艺术、收藏艺术、赞助艺术成为其后代的生命职责。小约翰·洛克菲勒和妻子艾比以非凡的审美判断力感染子女，将艺术视为他们优良教育的重要因素。他们花费巨大精力与财力收藏艺术作品，并于1925年在纽约创建了现代艺术博物馆，艾比亲自操心其财政支出和行政管理，因而子女们戏称该馆为“妈妈的博物馆”，正好与之英文缩写MOMA谐音。除了“妈妈的博物馆”，洛克菲勒家族还无私赞助美国其他各家公私美术馆，并继续丰富自己个人收藏。洛氏家族世代的艺术兴趣，不仅造福于美国乃至世界，对民众艺术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使家族成员从中获得了其创始者所谓的理解内涵之无形事物的智慧。1929年，洛克菲勒的孙子劳伦斯入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哲学，他在致父亲的一封信函中说：“我现在发觉，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追求，远比鉴赏最好的音乐和艺术作品需要更多的学习与天赋。”撇开其表面的意思，可见他高雅的艺术趣味已内化为第二本性，能据此洞察形而上之思想以把握其祖父所说的无形的事物。此种洞察力唯能源于审美经验，是创造有形资本的无形资本。这种无形的资本尤其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资源。
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似乎业已成为当今和未来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而其中的发动机是艺术与思想。在全球信息和物质资源日益共享的情况下，资本的概念也随之变化，创造性地运用资源的思想即是主要的无形资本，而创造性思想本身的产生以及实现大多与艺术息息相关。
人类在各个领域的创造性呈现三个连动的方式：一是“艺术创造性”。这是最具想象力的表现，以文字、声音、图像、动作等再现对世界的理解，而新思想、新观点由此层出不穷，源源不断。二是“科学创造性”，它包括人类的好奇欲望与实验精神，不遗余力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的能力。三是“经济创造性”，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引导技术、经济实践、市场等创新精神的发展，并且与经济中竞争优势的增长有密切关系。而联结这三者的纽带则是“技术创造性”，它既是前三种创意能力的组成部分，又相互作用、彼此联系。我们知道，从语义学上说，也从实践经验上说，“技术”与“艺术”不可分割，此两词的古希腊语是techne，指为某个目的而实现某事的非凡的专业技能。柏拉图在论述此概念时没有区分“美的艺术”与“实用技艺”，而是区分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获取性技艺如赚钱等，另一种是生产性的创造技艺，即创造先前未存在之物，如绘画、建筑、编织、家具制作等。柏拉图的观念具有普遍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如此，在孔子和庄子那里也如此。“技进乎道”，熟能生巧，巧即神来之笔，即艺术，道即天纵之智，即艺术的表现境界。“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圣人之所不能已也。”徐幹的这句话不仅可用来诠释孔子、庄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且可用于定义如今流行的“创意文化产业”实质，它仿佛是对艺术的原意的回归。
创意产业的概念有多种解释，英国劳工党在1997年竞选中首先提出了“文化产业”。翌年竞选成功后，将这个概念转化为“创意产业”。有学者对英国政府的这个概念转变的文化政策含义进行了研究，认为只有在信息社会政策的上下文中才能理解这个术语的用法，其内容主要指艺术与媒体。在不同的国家里，相应的术语有“知识产权”“知识经济”“版权产业”“信息产业”等，中国人善于折中，将英国的“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合为一句口号：“创意文化产业”。无论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其发出的信号是世界和地区的经济模式已发生根本变化，文化愈来愈显现为一种经济形式。然而，文化绝不能直接转化为商品，创意文化产业并不会如国内常见的做法那样发展：以某个地区的现成特产为产品开发创意园。创意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作为人类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艺术与市场商品之间的价值冲突，以及作为个人独创性作品与批量产品的价值矛盾。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思想，特别是欧洲启蒙运动至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在尊重民众趣味的前提下，坚持高雅文化、高雅艺术的品位引领性。这是艺术必须坚持的神圣职责。这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澄清概念，而试图说明一个全球发展的现实，并由此提出在新的现实中，产业应当如何依靠文化和艺术这类软实力加以发展：如何通过无形的资本创造更大的有形资本。这应该是21世纪企业的生存之道。而开辟这条道路的先锋阵地还在教育。
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新技术迅速传播，为全人类所共享，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发展的快速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文化事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使之面临更大的风险。这类挑战当然也存在于往昔，如洛克菲勒早就从经商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思想大小，决定我们的成就大小。”但与历史相比，思想的挑战从来没有显得如此尖锐。而这种情形把创造性、革新性，连同风险一起推到了最前沿。创造性充当了决定知识与经济竞争胜负的主导因素。约翰·豪金斯在2001年出版的《创造性经济》一书中暗示，信息时代正在让位于一个更富挑战性的时代。一言以蔽之，在这个时代中，需要原创性。原创性源于艺术、知识与观念的更新。如此产生的创意才能驱动财富的创造。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文化或创意产业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是因为摆正了创造性思想与产业的关系。国内的创意文化产业只看到其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思想和文化创新的引领作用。
既然21世纪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与艺术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把“文化产业”或“创意文化”或用中国口号“创意文化产业”作如下理解：如果说15世纪到18世纪是航海统治的时代，19世纪是煤和钢主导的时代，20世纪是信息时代，或称消费时代，那么21世纪即是思想的时代，要求如生产批量产品一样涌现创造性观念，由此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迎接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在这个以思想和文化创新为主导的时代里，社会分工与劳动方式自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出现新的劳动阶层。对应于以前各时代的基本特征，主导的劳动阶层分别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服务阶层，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即创意阶层。他们由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教育家等组成，自行支配时间，自行管理，在自在宽松而令人刺激的环境中工作。对他们而言，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工作动力完全源于自身，而其创意以同行评价为标准。这种相对于以往制度管理的自由工作可谓是“软控制”状态。随着创意阶层的兴起，这种工作方式从边缘移向中心，开始主导现代文化与经济生活、其创意愈来愈成为经济增长的发电机。然而，发电机与其所发之电即产品不能混为一谈。犹如发电机离开能源本身发不出电一样，文化和艺术本身不是商品，不是赚钱的产品。文化是思想活动，艺术是美与高贵品质的再现。它们为创造更有效率的发电机提供创新模式与品质标准，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丘吉尔曾说英国人不想拥有原子弹其物，只需拥有制造原子弹的艺术。艺术通过其审美价值与品质标准转化了物质的价值，由此也具有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这种由艺术文化创造性地转化而来的价值，笔者称之为“高效附加值”。不是把地方特产贴上“创意文化产业”的标签就成了创意产品了，而是要赋予其源于文化与艺术的附加值。可口可乐、苹果手机等例子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软控制的工作方式当然不限于经济活动，业已开始渗透到所有的领域。可以说，现代的工作方式从传统的管理方式走向了艺术创作的方式。如同艺术家一样，没人可强逼其创作，而其无时无刻都在工作，生活体验本身即是工作。艺术创作不是模仿，而是不断地实验创新。新兴的创意阶层也需要不断地磨练其能力，结构性地塑造其工作内容，自由控制时间程序，通过思想产品表现其鲜明特征。为此，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仅更新知识和技能，而且提高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教育的形式由此而改变，继续教育成为更重要的形式。教育构成了创意产业的组成部分，教育既引导、提升创意产业，又是创意产业的直接产品。当然，这里并非提倡教育当随时代而变，笔者一直认为教育不能随意改革，教书育人如百年栽树，不能轻易将树东挪西移，以至夭折。世界上著名的大学不是靠经常性的教育改革而闻名全球的，而是依赖其崇高且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和灵活的教育方法而培养出杰出人才的。
诲人不倦、因材施教，造就敏而好学、独立思考、举一反三的综合创造能力，培养品学兼优、兴趣广泛的完整之人，这些都是古今中外教育认同的千古不易的教育宗旨与目的。
如同其他任何领域，在历史发展中，教育也会形成惯例与惰性，例如，原本为了教育的方便，将知识分成学科，在可控范围内传授学科知识，既便于教学，又便于评估学生的成绩。可是，久而久之，出现了教师照课本宣讲，学生被动地熟记支离破碎的知识点的现象，完全扼杀了学生求知的欲望。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校不是知识学习的终点站，而是终身学习的起点站。激发求知欲，培养灵活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技艺，在此应特别强调的是，学校应教授学生策略性思考的能力，而非手段性设计的技巧，因为手段在不断变化，因时因物而变，任何成功的范例都无法如实模仿、复制，而唯有思想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权变自如，从中汲取转化性创新智慧。这些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一切教育改革就是要将偏离了这个方向的教育拉回正道，而不是为了形式而改革。教育的目的始终如一，其改革的目的在于重新以新的形式强调某些方面，使之回归教育的本质目标。
今天的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相应的教育，但这不是说要颠覆现行的教育根底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教育自然在创意产业时代（假如可以说有这样的时代的话）成了讨论的焦点。学者们将矛头首先对准了教育现状。20世纪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出现了两个特征：首先是学科研究机构的扩张，其次是采用了以量化为目标的学术业绩评估体系。这两个方面在强化学校和政府的教育系统上起了积极作用，可是对知识传授与学术研究本身却具有消极的作用，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影响了社会的求知欲。诚如里德比特尔指出的，这个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深刻地强化了教育的保守取向，知识成了有明显等级倾向的专门学科，与社会全然隔离。知识呈现出两种类型：一如修道院，知识体现在珍贵的手稿之中，是封闭的宝藏；二如裁缝店，知识标准化，易于重复模仿。“其结果是工场、图书馆、监狱的奇特混合。”他认为，在现代的学校里，过度的知识灌输扼杀了学生的求知欲，而学校应培养的最重要的能力是继续学习的能力与渴望。“教育的要点不是大量灌输某种知识，而是培养发展如下能力：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善待他人的能力，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创造性的工作能力、团队的工作能力，最重要的是继续学习的能力与欲望”，即自我发展的能力。著名教育家坎·罗宾森爵士也认为，19世纪的教育观念已不能适应21世纪的挑战了，因为我们所生存的经济环境“与20年甚至10年前全然不同了”，我们需要不同的教育风格，需要不同的优先事项。我们的时代为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革新的雪崩所冲淹，欲跟上这些变化，走在变化的前面，我们需要智慧，真正的智慧。我们必须学会创造性。概言之，新时代渴求思想与艺术。
上述学者都批评传统教育不能适应创意时代，他们的批评应该是针对传统教育被异化的部分，而非精华部分。激发求知欲是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教育机构的扩建、学科的细分等措施并不能解决教育中出现的根本问题，也不能应对新的挑战。个人和家庭应该为自己的知识需求负更多的责任，人们会从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获取所需知识，将为满足知识需求而学习，不为文凭而读书。学习将是一个分散系统，处处都是课堂，处处可以学习，目的在于创造与革新。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的界限将被打破。在此，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可以复兴并为培养自由的创意人才服务。前述三连环创造活动的第一环即艺术创造性依然立于前沿。
成功的创意产业例子体现了艺术、思想、科学与经济的新的创造性综合。艺术不仅构成了创意产业的核心内容，而且其所产生的思想和技艺决定了创意产业的成败得失。艺术本身对思想、技艺和品质的高度综合为新的教育模式树立了有效的范式。我国以往半个世纪里偏重科学，在教育中理工科一直优先，但依然缺乏真正的科学创造性。科学在创意时代的作用一如在任何时期那样重要。科学是发明创造，工程技术不是科学的核心而是其制作程序。科学与艺术一样，需要想象力，需要感受力，需要综合审美能力。无论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艺术家都面临相同的古老问题：如何将事实与观念从一个心灵移至另一个心灵，亦即如何获得转化性创造成果。教育如果不能教会学生将某个领域的智慧和手段转化到另一个领域中去，那么就是失败的教育。著名地理学家大卫·戴维斯认为，物理学家若欲获得思维原创性，必须向视觉艺术学习两项能力：一是物象维度分析，二是想象力投射。他认为大学应教授这两个科目，但遗憾的是没有设置此课程，因为这类艺术被视为无用之学。戴维斯指出，地理科学家的创见离不开它们。发表在近期《心理学科学》杂志的研究成果表明，戴维斯的说法绝非个人经验之谈。以美国范德堡大学心理学家大卫·鲁宾斯基为首的研究者，从上世纪70年代起，跟踪一批受试者，以实验证明孩子想象和把握二维、三维空间物象的能力是其未来创造与革新的潜能。从小能拆装钟表和电视机的孩子比掌握数学公式和语言技巧者更可能成为创新人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成就与其说与数学水平相关，毋宁说与空间推理与想象天赋相关。鲁宾斯基断言，如果我们不将这种能力列入教育，那么“我们将会错失现代的爱迪生与福特”。艺术与科学是孪生兄弟，相依相生，不可分开。
教育的中国梦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美国梦的核心价值是平等、自由、民主，其坚定信念是只要经过不懈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理想。今年6月7日，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时提出“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其相通之处正代表了人类的普世理想与价值观。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必须与精神追求相和谐。人们通常认为，“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援助”，这种态度代表了企业家的精神，是经济成功的标志。然而，上述洛克菲勒家族的例子说明，美国梦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远甚于物质范畴。美国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重视投资教育，建立教育基金会，真心出力发展教育，无一不热爱艺术，赞助艺术，从这两个重要的教育方面回馈社会，惠及民众。因为他们认识到，企业的成功乃一时之功绩，唯教育与艺术乃天下万世不朽之大业。从其倾心收藏艺术作品、无私捐助藏品、资助公私美术博物馆的行为中，可见其将艺术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部分。美术馆是开放的社会学校，民众不仅在此受到美的熏陶，而且得到智性教育。艺术教育的中国梦应注重两方面的建设：首先，要借助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建设向民众开放的艺术博物馆，其中必须有丰富的国内外藏品与长期的陈列，使之成为生动的教育场所。同时，又能为艺术教育本身提供观摩与研究的基地。其次，要依据艺术的性质和艺术教育的规律理顺艺术学科及其评估体系，实施分类管理，确立艺术人才的分类培养目标。我国艺术教育分四大类型：一是专门性艺术学院如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等；二是综合性艺术学院；三是师范大学所办的艺术教育；四是综合性大学办的艺术专业。依据目前的学科设置与评估体系，这四类混同，长此以往，将泯灭各自不同的办学特色与人才培养目标，严重妨碍我国艺术教育的有效发展。前两类应重在培养创作人才，推动我国多出艺术杰作，丰富中国艺术的伟大传统。而师范类应重在培养艺术教育师资，最后一类应偏倚美育，使之融入整体教育的结构之中。当然，就教育而言，这四类都指向美育。
美育大哉。德育、智育、美育三位一体而成教育。世界教育辉煌之期都以美育为宗，反之，不施美育则德育、智育无以完善。古希腊信奉人的精神必取径于美，才能实现善。孔子强调“游于艺”为通往道、德、仁境界之津梁，其教书育人始于美育而终于美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此王国维曾有精辟的阐述：“孔子欲完成人格以使之有德，故于欲之情意融合之前，先涵养美情，渐与知情合而锻炼意志，以造作品。于是始知所立，和气蔼然，其乐无极，是即达仁之理想，而人格完成矣。”）意大利文艺复兴以美育为培养美德与才干的源泉，而欧美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无论其教育思想有多不一致，也都认同美育具有完美通达德与智的塑造力量。可见，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关乎整个教育。美国在追求美国梦过程中，创办名校，兴办美术博物馆与艺术中心，实施全民美育，使之梦想奠基于教育，这值得与之相通的中国梦借鉴。唯有如此，中国梦才能融汇古今中外的教育精华，铸造既具普世价值又具本国特色的核心价值，据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