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与中国艺术教育

 在“强国梦”的历史实践中，艺术教育的发生、起步、发展、繁荣，也伴随了“强国梦”的始终，是近现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国梦”的艺术教育起步：应用工艺与图画绘事
近现代的中国学校教育，引入艺术教育，最早应该是当今看来属于工业设计、手工制作的初级知识和动手能力教育。为什么是这样，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情况联系起来理解。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近现代艺术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兴起和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废科举、办新学、派留学，是中国近代求变图存在教育体制上培养人才以图策应社会改革的重大举措。在新式学堂里出现的学科，除了格物、算学、化学、工程、建筑、几何、伦理之类新科目之外，还有图画，手工。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各级小学堂、中级学堂、师范学堂都开设图画、手工、体操，1909年《学部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又将原来开设在蒙养院与小学堂的歌谣课或乐歌课纳入了普通小学教育。当今看来，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里艺术教育的起始。
歌谣也好，乐歌也罢，主要是语言训练，是教学开展进行的张弛理念所选，但也可以算是艺术教育的启蒙。而图画一类，从严格意义上说，与我们当今的艺术教育里的美术绘画有很大不同，但看作是早期应用艺术教育或者叫做工艺学的初级内容，也是没有问题的。
办现代学校，是中国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现实中沉痛反思自己的文化、人才、教育、体制后的社会产物。所以，建立各式各样的学堂，造船、办厂、开矿、建铁路、造枪炮、兴纺织、搞印染……新兴产业在中国兴起，需要人才。人才稀缺，首先就从兴办新式教育着眼。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些权倾当朝的重臣就上书朝廷，为积贫累弱的国家培养振兴人才，其途径就是积极开办洋学堂。这可能令当今的艺术家感到吃惊，近现代的学校艺术教育活动的起步，是当今所归类的应用艺术教育，并非在艺术院校，而是在军事学校或者师范学校。造枪械、铸火炮、造船舰一类工业内容，最为广泛地涉及了绘形、制图、工艺流程等现实内容，要求工程人员要有相关能力，否则，学来的工艺流程图都看不懂。而中国的私塾、书院里，从来不教授这类巧夺天工的东西，也不教授手工、制作一类东西。在西方教育的影响下，洋务派大臣和秉承教育救国理念的先驱在专门学堂设置图画课、绘制课和手工艺课程，也在师范学校开设相关课程，目的在于让将来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具有图画、手工能力，去提升整个国民的图画、手工制作能力。
这些努力，实际上与教育兴国时想要研究别人强大的道理、学习别人强大的做法、富国强兵的梦想有关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制”是“师”的目的地，“师”是“制”的出发点。
中国传统教育求学活动中，民间访学、游学式的“访师寻友”或“拜师学艺”的授徒、切磋活动不少，但是，现代教育方式的艺术教育，却是新鲜事物，与历史上寄情山水的士大夫人格、遁世佛道趣味的文人绘画无关，近现代以来的艺术教育活动所注目的，是受教育者经世致用的能力。简单说，就是绘图造器的本领，是工业设计意识培养或者工艺制造教育的初级阶段，很大程度属于工科中的工艺学，也可以看作是较低程度的应用艺术教育。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已经全面铺开，当时与内地交通十分不便的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劝学所等办学机构里，已经展开音乐、图画、手工、刺绣等传统教育活动里没有的内容，都成为课程了。
不管从哪一种角度去归类这些课程，都可以肯定，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的起步，实际上与经世致用的“强国梦”连在一起。艺术教育的起步，是应用艺术教育的起步。
艺术教育“强国梦”的内容：“美育代宗教”
如果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东渡日本，一方面是想要通过日本这个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的中转站学习强国本领；另一方面也想考察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是如何创造了迅速崛起的发展神话的。这就叫做“既学师傅，也访徒弟”。我们的考察者，更多注目的是，日本人如何学习西方、学到了什么。我们的留日学生“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鲁迅在脍炙人口的《藤野先生》中叙述过一件小事，却承载了当时留学生的记忆伤痛，表达了中国救国先驱的共同耻感，一经读过，便不能忘记。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重温到鲁迅心中翻腾过的心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鲁迅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从一件那个时期常见的事情中感到了民族自尊心深受刺激：课间看时事电影，记录的是日俄战争，其中有中国人作为俄方间谍被抓住、砍头，而热闹的围观者，多半是中国人。被砍头的中国人和作为“看客”、麻木地围观砍头的中国人，不由得让人想到：东亚病夫即使有了健康、有了强壮的体魄，但愚昧、懦弱、弱智依旧，不也只是看杀或者被杀的材料吗？由此，鲁迅毅然弃医从文，要去唤醒国人，拯救麻木的灵魂。这深刻的醒悟，几乎成为“读书救国、经世致用”的中国人老幼皆知的事情。固然这仅仅是时代改变人生选择，希望自己的奋斗有益于民族昌盛、国家强大的先驱者的个人事迹的一例，但是，追溯许多闻者达人的成长史，会明白，鲁迅这样的“弃”与“从”的选择，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在时代催逼、民族自觉和国家感召下的群体行为与血性选择。“启蒙救亡”，成为中国“强国梦”的社会思想主潮。
拯救国人灵魂，启开社会懵懂，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努力出发点。中国人其实缺少宗教情感，所说流行的宗教，常常近乎于迷信。民众间的烧香跪拜，往往不为信仰，只求“五福”；生活里的陋习风俗，常常不明事理，只信鬼神。
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灵魂人物蔡元培，曾经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号召，并在后来不断完善这个概念。不管在过去的“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当今”，这个概念都会引起争议：美育美感的艺术与善念善行的宗教能否互相替代？美育是美感教育还是艺术教育？
但是如何解释、怎样争论都不要紧。只要认识到一点：蔡元培的提倡，的确为艺术教育在中国教育格局中获得了地位。而且，从美感美育出发，艺术教育就步出了应用艺术、制作工艺的范围，走向更广阔的、接近于当今所言的艺术概念内涵。这在教育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且，艺术教育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1912年到1930年间，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大学校长、著名教授、社会名流，其角色不断变换，但见解却一如当初，都在不遗余力地提倡“美育”。是作为通识教育的美感教育？还是作为美感历史、方法和欣赏美、创造美的技术、能力的教育？尽管有争论，但是，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起步时期，这种提倡与引导，在现代学校中为艺术教育的发展赢得了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是我们的民族应该记得的伟大事件。当时的新型教育，致力于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和培养国家可用栋梁，从蔡元培为教育搭建的知识构架——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中可以看到，美感教育作为“不可偏废”的人才培养内容进入了中国教育的领域。完全可以把“美感教育”“美育”在中国教育界的被提倡，看作是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一次契机。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之下，中国艺术教育在“美育”教育思潮下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如果说，在小学堂、中级学堂、师范学堂开设图画、手绘、手工制作之类的工艺课程，还是应用艺术类别的话，那么，出现专门的美术、戏剧、电影、音乐教育培养机构、学校，就是当今大众通识的审美的、职业的艺术教育了。1912年，上海出现了私人美术学校，就是乌始光、张聿光、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8年建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2年蒲伯英开办私立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1924年李廷英创建云南省美术学校；1925年恢复停办数年的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并扩展为有美术、音乐、戏剧的北平国立艺专，1928年合并到北平大学成立艺术学院；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学院成立；1928年以降数年中，戏剧家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团体，与他勉力支撑的南国艺术学院并存，除开戏剧之外，音乐、美术、电影、文学都有，半研究、半教育、半演出、半艺术生产，在一种特殊、宽松的艺术教育氛围中，多门类的艺术内容都有涉及；还有1929年，戏剧家欧阳予倩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戏剧学校。
所举例子，不一而足，当时的中国艺术教育，学校的或者培训机构的、私立的、公办的、国家的、民间的，呈雨后春笋之势。促成这种发展态势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改造、启蒙救亡的社会运动对艺术影响力的借重，对艺术人才的迫切需求。
以戏剧教育为例，在启蒙救亡浪潮直接推动下出现的人才培训机构——上海通鉴学校创办于1907年，其发起、推动的重要人物王钟声就特别讲到社会改良、社会革命与改良戏剧的密切关系。虽然学校简陋、管理随意，但是舞蹈、体操、文学、演剧等课程设置是有的，其中，有练习演讲的课程，一方面揭示这所培训学校与文明戏演出之关联的特点；另一方面揭示了艺术教育的社会用途，启蒙与救亡演讲，是“文明戏”特点，也关联新戏剧文化追求“主义”、探查“问题”、思考“人生”的内容表现特征，还是戏剧作为“普天下之大学堂”的活动品性体现。启蒙救亡，求变图存的“强国梦”，催生和推动了戏剧艺术教育的发展。从梁启超时代的文学改良、戏剧改良运动，到学习日本“新派剧”而发动的“文明戏”造势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话剧移植，都与启蒙救亡的时代主题和发展要求紧密联系。训练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干才，成为艺术教育的首要办学追求。
可见，当时的中国，无论哪一种艺术样式的发展，都是在思想启蒙的社会要求下起步的，而艺术教育的发展情形也完全一样。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之间的艺术教育，附着在新式教育培养人才的应用技术内容里；清末民初的中国艺术教育，就不是器物层面的技术工艺教育了，而明显指向世道人心、改良社会、关注灵魂、启蒙心智。毕竟，“强国梦”不仅仅靠技术去支撑。
艺术教育“强国梦”的“启蒙与救亡”主题
如果说清末的“强国梦”，教育上体现在兴办新学校的努力中，而新学校新科目中的艺术教育出现，实际上是应用艺术、工学艺术的滥觞，那么，民国初年的“强国梦”，教育上既保持应用艺术、工学艺术的发展，又追求美学艺术的教育起步，这个特点是应该强调的。李叔同、刘海粟、徐悲鸿、张聿光、赵太侔、余上沅、熊佛西、闻一多、欧阳予倩、田汉……这些中国音乐、美术、戏剧、电影艺术的早期活动家和教育者，以艺术运动和艺术教育的方式，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早期奠基做出了不朽贡献。
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昆明……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美术教育、音乐教育、戏剧教育，这些教育机构，延聘日本、欧美教习的现象十分普遍。另外，最早的教育，也来自留学归来的中国艺术家，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说明，中国艺术教育的起步，是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的起步。办学的体制和内容，悉从西学。随着办学的深入，实际上图画、手工、制作工艺一类应用艺术课程尽管在小学、中学、职业教育机构中仍旧保持，而且教育卓有成效，但是，仅仅如此，已经不能满足新式教育中的“美育”需求，毕竟，中西方漫长的艺术史、浩如烟海的艺术现象、门类繁多的艺术品种，是“美育”的课程内容应该覆盖的。于是，如上述的专门艺术院校就承担了这种职责，而且发展势头很好，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所培养的人才在后来的岁月里遍布全世界，显现了中国早期艺术教育的办学成果和影响力。
但是，这种纯美的艺术教育的发展，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浊流冲击了、阻断了，艺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毅然地走向“实用”，进一步强化了“经世致用”的艺术观，这当然影响到艺术教育和艺术创造。北平国立艺专、杭州国立艺专、南京国立剧专都踏上了流亡之路，一路西行，暂避云南、四川。烽火连天中，中国教育文脉未断，民族艺术精神仍健，只是，民族存亡的决死战争，牢牢地牵引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师、学生的视线。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在抗战烽火中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为民族存亡呐喊，全民族自觉地“一切为了抗战”，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就在“启蒙与救亡”的社会责任担负中，走向了战场，走向了火线。艺术的社会功能空前地显现出来，释放出最大的现实能量。北平国立艺专和杭州国立艺专在流亡中于湖南沅陵奉教育部令合并为国立艺专，南京国立艺专流亡到四川江安。从教师和学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课程安排照旧进行，但是，师生利用艺术开展生动活泼的抗日宣传，宣传画、歌曲、戏剧演出、音乐会……一切艺术手段都用来为民族的抗战呐喊助威，其影响巨大、效果良好。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按照国家机构成立了各部，其中隶属教育部的蓝衫剧团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就宗旨明确地追求为革命文艺运动培养干才。
延安1938年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参观旧址，用心去抚摸那些黑白照片，可以看到中国艺术教育的另一种、也是那个时代有代表性的特色：以蓬勃发展的民族文艺运动去支持和推动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当时除了民间，教育界和军队，都广泛开展了文艺运动去助力伟大的抗日战争，尤其在戏剧艺术迎来迅猛发展的时代，学校、民间、政府机关、军队建制都纷纷设立剧团，这给中国戏剧教育带来一个积极的社会生存环境与发展时机。
抗战时期的艺术发展，包容了空前的民族意识，这极大地影响着艺术教育。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避免“亡国灭种”的启蒙呐喊，到“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日救亡，中国艺术教育是在“强国梦”的国家发展的，并且是在强烈的内在需求下起步的，这不单纯是一种艺术发展的自身要求或者是一种教育发展演变的自然过程。外力作用，就是“强国梦”。
艺术教育的学习与模仿：“强国梦”中的强国
中国近现代向西方学习，起于找回逝去的辉煌，立足大国再次崛起的“强国梦”。
毋庸讳言，最初，小小的岛国日本，尚未入得了大清帝国的“法眼”。日本明治维新密集行动始于1868年，30年后，到中国的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失败告终时，日本已经是一个跻身列强的国家。中国的变法维新，其实应该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只是“戊戌变法”作为一次失败的悲剧事件，为中国近代的改革变法画上了句号。失败的困惑，促使国人了解日本成功的秘密。中国留学生从早年的留学英、法转而大量涌向日本，心底怀有的隐秘情感当然是：考察学习一个岛国的变法维新，向西方强国学习成为新强国的成功经验。
如同中国的军事教育受日本影响很大，中国的艺术教育受日本影响亦很大。查阅早期的艺术学校甚至小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的教师名录，日本籍教师很多，留日学生很多。据红帆教授查阅统计，清末《官报》中留学日本学习艺术的学生一共114名，这些学子学成归来后很多成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先驱。以云南为例，1930年以前，云南留学日本专攻艺术的学生，音乐专业的9人，美术专业的19人，其中，于1924年创办云南省美术学校的李廷英，就是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留学（1913年—1918年）归国的学子。学校教师名录中，许多教师就来源于这些留学生。而日籍教师，在这些学校办学过程里，显然也在教师阵容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这种情形在中国艺术教育的起步阶段是相当普遍的。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老大哥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置换了早年的临摹本。战败投降的敌国日本，已经不足为训；而冷战环境中的欧美敌对势力，也在我们轻蔑的一瞥中被忽略了；唯有社会主义的苏联老大哥是强大、健康、蓬勃向上的例子、学习的榜样。从政治、经济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理想，苏联的文学艺术发展经验和艺术教育方法，是当然的学习照搬内容和对象，苏联专家在当时中国的艺术教育阵容里“指导”办学，像后来各大学合作办学中络绎不绝的外国专家那样随处可见。
艺术院校的教育，是直到“文革”结束后再度开放，延续的基本还是“文革”前苏联专家的教育模式。中国艺术教育的美术、艺术理论、戏剧、音乐、舞蹈……都有过俄罗斯艺术情结和苏联模式影响。
1979年以后，改革的眼光投向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影响力强大的欧美，主要是美国。大致回溯这种历史脉络是想说明，这些向大国、强国学习的指向，其实是中国“强国梦”的指向。而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国梦”追求联袂而行。
“强国梦”中“走出去”行动与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的艺术教育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大国崛起、“强国梦”的一部分。中国汉唐时期的影响，不是靠航母、多国部队、好莱坞式的普世价值宣传……靠的是国家繁荣发达、繁荣富强的形象和“物华天宝”的文化影响。这形象是物质文明承载出去给西方以及全世界留下的影响。秦人、汉人、唐人……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是和平之路、友善之路，是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路。所以，远来朝贡的小国邻邦，获得的是远比贡品丰厚的回赠；山长水阔、天高路远，遣隋使、遣唐使、习佛者、留学者、取经者、西域商贾，你来我往，络绎不绝，文化荟萃、艺术交融，中华文明更加壮大昌盛，形成了覆盖面很广的中华文化圈。当今，在亚洲国家，从建筑、服饰、语言、习俗等方面，仍然可以轻易地看出中华文化的影响痕迹。那时，没有在世界各地建立任何孔子学院，都是别人千里万里、自觉自愿跑来学习的。
中华文明跟着丝绸、糖茶出去了，文化也传播出去了。也许，这是当今重新估量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希望文化“走出去”的思考参照。
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和人民审美消费的增强，带来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国艺术教育在近15年获得了空前发展。原因依然很多，却不能不说这是来源于“强国梦”的延续。这么说是因为文化“走出去”的倡导意图可以琢磨，“走出去”干什么？当然是宣传大国形象、输出价值观念、弘扬中华文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和艺术教育在国际交流平台上出现了格外热闹的景观。国际的校际交流、合作办学、联合演出、联合研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内容、方式，为艺术教师研究合作的国际视野和影响空间、艺术学生的眼界开阔与国际发展机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中国艺术教育在国际艺术教育格局与艺术创造汇流中汲取了养分，应该说，当代的中国艺术教育比起近、现代起步、发展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具有国际化办学交流的特点。
在这样的国际化特点中，实际上也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提供了一个反观自己的机会。这种反观，是价值判断与文化定位。越是拥有国际视野、全球眼光，中国艺术教育就越是理性客观地获得了文化身份的自觉、美学价值的自珍。显然，承担中国艺术教育重任和使命的各艺术院校，已经不会再像中国早期艺术教育那样全盘照搬西方模式和西方内容了；学校的教师不会再为中学、西学的问题针锋相对而分为不同阵营；甚至，原来“央”字头艺术院校和“国”字头艺术院校各自执“西”守“中”的局面也松动变化了。中西方艺术、古今艺术被“兼容并包”地设计安排在课程、专业和学科发展的结构中，兼容并包，广采博收，是大国气象，是强国的文化体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是对艺术教育有良性刺激的。一流的产品、二流的包装、三流的价格，曾经是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时贸易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话。那时，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那一刻起，从应用艺术、工学艺术起步的中国艺术教育已经开始注重应用艺术的发展。到现在，应用艺术教育的发展成为中国艺术教育领域发展最迅猛、规模最大的办学活动。全国上下，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大学、职业学校，都在开展艺术教育，尤其是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动漫、计算机美术等。在“强国梦”为底蕴的文化“走出去”行动的引领下，应用艺术与文化战略、艺术生产、工业设计等，一并获得了很大发展。
回首来路，不由得感慨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是与中国的“强国梦”在不同条件下的坚韧延伸一道发展的。其中，可总结的经验不少，但令人坚信的是：艺术为人生存在，艺术教育因国家繁荣而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努力中，中国艺术教育当然要应和这种伟大的民族发展构想，在设计课程、调整专业和发展学科上，为培养艺术人才服务于我们的时代，做出努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走出去”，体现在艺术产品中，是些什么内容呢？不会只是异国情调的花花草草吧？不会只是有独特价值的自说自话吧？不会只是民族之林中都引以为豪的独门绝技吧？如果只是这些，充其量仅是让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文化现象。因此，必须明确“走出去”的不仅仅是技巧形式问题或是“民族土特产”，应该在价值内容、思想能量的创造与输出上下功夫，这是中国艺术教育在当今的“强国梦”中应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