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水画成就原因探微

 一、明代山水画的概况
明代山水画画派林立、画风迭变，有浙派、吴派、武林派、江夏派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个画派为气势恢弘的浙派与清丽缜密的吴派。戴进，浙江人，后人将与此人画风相近的人统称为浙派，浙派中水平最高的属戴进和吴伟。浙江一带早在南宋时期就聚集着大量的职业画家和画院画家，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推动了职业画家的活动，其中，技艺高超者受到朝廷的征召成为宫廷画家，他们在技法上直追宋代，注重写实，避开元代只重笔墨意趣的绘画风格。吴派，则是以苏州为中心，始创于沈周，形成于文徵明，后有唐伯虎和仇英，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把作画视为一种高雅的艺术休闲活动，喜好相互赠答书画作品。吴派画家善于从自己的审美情趣出发，技法上学习董源、巨然、米芾和元四家。这些画家大多是隐士，不愿涉足朝政，只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聊以书画以自娱”。
二、宫廷画家
元朝，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汉族文人得不到合理的社会地位，过着比较松散的隐居生活。明朝朱元璋由于学识浅陋，便痛恨文人，统一中国后，文人隐居现象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朝廷对文人进行了大量的杀戮和侮辱。有“胡蓝之案”“胡惟庸案”，更有高启因为不愿做官被腰斩，死得惨烈，死后累其家人。明朝有了“批颊”，就是当众打官员的嘴巴，很多人被当众打死，文人在朝失去了尊严，得不到尊重，动辄就有性命之忧。文人的性命尚且轻贱，宫廷画家的命运更是多舛。戴进在明初威望很高，可是最后穷困潦倒、郁郁而终。宣德年间，戴进遭人陷害，殿前失意，触怒龙颜，最后被黜，人生命运在须臾之间改变，祸福逆转，天差地别，于是归隐杭州，唯有画钟馗、门神换钱度日，食不果腹。记有谓：“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说明其生活的困窘。
戴进隐居时潜心研究画学，其山水画以表现风雨、江面、小舟一类题材最为出色。《风雨归舟图》中画山色阴沉，骤雨倾盆，狂风大起，草木欲拔，水流湍急，舟子逆风而行，步步艰辛。此画此景，若不是有坎坷的命运，又如何使沧桑无奈之情跃然纸上。后人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名山藏》曰：“临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媚自臻，凡一落笔，俱称神品，为本朝画流第一。”又有《两浙名贤录》评曰：“画集诸家大成，山水、人物、花草、翎毛无不精妙。盖其笔力精熟，气韵天成，凡一笔落，俱称神品，晚年尤纵逸出畦径，自成一家，真皇明画家第一人，足以照映古今者。”
三、文人画
明朝中央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朱元璋不允许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有权利与皇帝抗衡，他废除中书省，让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事实上，六部的权力比较弱，后来他设置内阁，但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因此，明朝皇帝直接决定天下大小事物，长期繁忙琐碎的政务，压得皇帝喘不过气来。贤主勉强日理万机、勤于政务，昏君则退居后宫不理朝政。大臣无权决定政务，皇帝又放任不管，百姓困苦、内忧外患。由此，文人对朝政无能为力，又无所适从且时刻面临危险，只求自己安心，寻一处寄托得以成全自身的心境。“心学”便应运而生，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心学”让修行者从自己的内心寻求安宁，只有内心安宁，一切都安宁了，这种思想对当时的士人是一种解脱。《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曾记载：“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明末心学大盛，文人将其精神注入艺术之中。
董其昌在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从此仕途平稳，一路升迁。在众多官员中，董其昌是圆滑的，他经常隐藏自己的观点，去迎合别人。其实，在其内心深处厌恶官场，他修炼“心学”，以这种方式解脱内心的困苦，并在艺术上提出了“南北宗论”，认为北方的一些画家如大小李将军、赵伯驹、李成、范宽等人作画太过硬、实、重，不如南方元四家空灵、柔曲、韵秀。他尤其反对马远、夏圭的画法，草草几笔便气势刚猛，斧劈皴太过尖锐、外露张扬，不够内敛、含蓄，再加上马远、夏圭是宫廷画家，由于厌恶官场，也一并反对宫廷绘画，将矛头直对马远、夏圭。他认为，北方画家是“渐修”产生的绘画成果，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而南方绘画是“顿悟”，是天性，是才情自然流露的成果。董其昌作画大多取法于南方画派黄公望等文人画家，善于仿古，从《高逸图》《云山小隐图》《关山雪霁图》《夏木垂阴图》中可以看出其笔墨造诣很高，用笔娟秀，用墨淡雅，笔墨趣味十足。
读书人中有些在诗书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但在仕途上历经坎坷，最后不得不回归田园生活。明四家中的文徵明，年轻时拜诸多名家为师，文学师吴宽、书法师李应祯、绘画师沈周，并与吴中名士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交游，有“吴中四才子”之称。文徵明的文才及画名均享誉当地，但在科考中十次落第，直至54岁才被推荐，待诏翰林院。在京做官期间，看到政治腐败、人心险恶，便一再上书乞求归隐，1526年获准归乡。从此，在家乡寄情于诗书绘画，创作步入鼎盛期。绘画上摒弃了沈周的粗放，更带有文人雅气、儒家中和之气，“心学”内敛之气，代表作有《雨余春树图轴》《绿荫草堂图》《惠山差会图卷》等，画卷中设色工致严谨，古典式的构图，用笔细腻，细密精致中平静安详。文徵明好友唐寅与他有着相似的命运。唐寅，出身于商贾之家，天姿聪慧，因受考场舞弊牵连而下狱，被废除功名，此后便不再想出仕，隐居在苏州桃花坞，潜心研究诗文书画，并以书画谋生，曾写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命运的辗转，让他有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的性格和行径，自刻印章，印文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见他的自负和文才。
总之，明代无论是宫廷绘画还是文人绘画，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这些艺术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哲学思想、社会风尚，绚烂的艺术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