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最新趋向

 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是激进政治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该理论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渊源。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认为，SSA是指一系列制度，这一系列的制度能够保证资本主义公司坚持持续经营所应有的具有吸引力的利润率，能够协调与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部与外部多种矛盾，是一系列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体系，是一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与发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相对长期变动的重要分析框架。
SSA这一概念首先是由美国著名激进主义经济学家David Gordon于1978年首先提出来的，他对70年代出现的“滞涨”经济现象进行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解释，指出资本积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制度要求的基础之上，SSA是一整套整合在一起的制度，对单个资本主义持续的积累而言是重要的。1980年，Gordon认为，在没有考察资本积累的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与经济自发的长周期之间联系的情况下，盲目解释经济繁荣和停滞之间的更替是不合理的。1982年，在David Gordon、Richard Edwards和Michael Reich合著的《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一书中，SSA方法和理论框架明确形成了。“他们不仅把经济因素作为内生危机理论的基础，同时也关注了政治和文化制度，把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带到了经济增长和危机理论的核心地带。”①
多数西方激进主义学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该理论诞生以来到此次金融危机之前都应算作是SSA的发展和巩固阶段，这一阶段，SSA理论框架在理解特定制度演化方面没能及时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成功做出详细的理论解释和说明。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随着金融危机和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经济理论界对当前新自由主义是否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SSA以及其究竟应该怎样构建和界定的讨论日益升温。西方激进主义学者们一方面从当前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自由主义SSA（1997-2007年）没有带给美国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事实出发，开始从宏观的角度重新思考和构建或者说是界定一种新的可以认知资本主义发展的SSA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他们从微观的角度开始将某一制度的内容和演化放到SSA理论中加以研究；并且，西方激进主义学者开始从积累的社会结构角度解读“中国模式”。下面我们做针对性的评述。
1 西方激进主义学者开始从宏观的角度重新思考和构建或者说是界定一种新的可以认知资本主义发展的SSA理论框架
从宏观的角度重新思考和构建或者说是界定这种新的可以认知资本主义发展的SSA理论框架，西方学者们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新的SSA上存在争论。这里西方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新的SSA轮廓，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变化并没有构成一个新的SSA。
认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SSA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很多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他们用多种名称来标注这种新的SSA，比如Went和Robert把“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将“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谜”，通过解谜，展示了“全球化”在推动生产、贸易、投资在全球范围的扩散，阶级关系跨国化方面的力量，“全球化”已经给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②McDonough和Terrence用“全球新自由主义”来标注新的SSA，他们认为目前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支配地位已经很明显，这种支配地位在全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领域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新自由主义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典型代表，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支配和正在支配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民众中影响也很大。③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挑战，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William K. Tabb、Phillip Anthony O’Hara、David Kotz和Martin Wolfson。William K. Tabb是当今美国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他预测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会终结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造成新的SSA出现，但新的SSA的出现将经历一个可能相当长的时间。④Phillip Anthony O’Hara是演化经济学会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是著名的非正统政治经济学者，他认为当前的制度变化并不能构成一个新的SSA，相反，他们加深了资本主义结构性的长波不稳定性，加深了危机的趋势，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如放松管制的金融制度和所谓的灵活生产并没有被资本主义充分的固定并巩固下来而得到实施，金融资本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支配地位可以被看作是其通过投机活动，把利润从生产性部门转移出来的过程，是利润的再分配，并不是再生产。这种制度方面的倾向性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新的需求方面的矛盾。同时，“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加剧从限制劳动力的收入方面更进一步使得需求不足的问题表现出来。他总结到，当前阶段的SSA只能算作是新自由主义SSA的延续，还没有摆脱危机困扰，不是一个新的SSA的阶段。David Kotz和Martin Wolfson赞同O’Hara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系列新的、影响着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Kotz假定存在两种制度：Liber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简称：LIS，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和Regulationist Institution Structure（简称：RIS，管制主义制度结构），LIS即是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因其在倡导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竞争和需求乏力方面的表现，会导致其不能有效地推动增长，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稳定增长的时期，因此，不能算是一个新的SSA。RIS则可以视为是一种新的SSA⑤，但他没有给出该如何来界定和构建这种新的SSA。
在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时，没有人能够否认William K. Tabb、Phillip Anthony O’Hara、David Kotz和Martin Wolfson的观点的正确性，尤其是在考虑因为金融体系不稳定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时。但就整体而言，不管是对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是否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SSA以及新的SSA究竟应该怎样构建和界定，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调整仍可以说是争论的焦点和动态。
2 西方激进主义学者开始对SSA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机制和要素进行探讨
整体来说，西方学者对SSA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机制和要素进行了探讨时，重点在研究两个方面：一是将公司维度及公司的能力构建等微观经济理论的演化放到了SSA中进行考察；二是将“劳资关系”和“劳动过程转化”作为新SSA建构核心制度合理性的争论。
2.1 将公司维度及公司的能力构建等微观经济理论的演化放到了SSA中进行考察 Harland Prechel一直关注公司基本组织形式的转变和战略管理的变化，他认为，公司基本组织形式的变化是在公司资本遭遇到严重不足的危机无法面临挑战时发生的。在危机发生后，资本获得变动愈加困难，公司寻求重组，资本家阶级动员各种政治支持推动国家管制的改变，Prechel区分了三个时期（19世纪70-90年代，20世纪20-30年代和20世纪70-90年代）SSA的崩溃，并论述了这三个时期三种典型的公司组织形式（分别为：控股公司，多事业部型公司和多层次子公司）。Prechel对SSA理论的历史变迁中的组织分析主要围绕获取资金资本进行，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Victor Lippit则在更广范围内做出了修订，更加突出商业经营实践在构成SSA的劳动资本要素中的重要作用。⑥他一方面注意到惯例和预期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和企业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进而研究了特定SSA结构的历史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以日本为例，论述了日本SSA兴起和衰落与特定员工技能获得之间的关系。Don Goldstein认为，了解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发展演化的技术集合和做法从一开始就在SSA理论对矛盾性增长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他认为企业能力理论为企业层面劳动过程的分析以及这些过程是如何与更广的制度环境相联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他试图展示能力理论为我们理解在SSA变化时期企业和制度环境如何互动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工具，将能力理论与组织过程和变化重新联系，具有加深SSA分析深度的潜力。⑦但我们要格外注意的是，能力理论作为公司这种特定制度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没有吸收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中关于阶级和权利方面的内容。
尽管很多西方学者已经重视了公司维度及公司的能力构建等方面的理论在构建SSA理论深度方面的潜力，但研究从微观基础的角度来讲是远不足的，这仍然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
2.2 将“劳资关系”和“劳动过程转化”作为新SSA建构核心制度合理性的争论 传统的SSA理论认为，在SSA中并不存在一个核心制度，SSA理论的构建是多个环节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定谁作为该制度的核心都是不合理的。但进入新世纪，随着SSA研究的推进，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新SSA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向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靠拢，“劳资关系”这一经典马克思的核心理论之一开始更多地被SSA理论家们所运用。但关于这个争论，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Harriss White和Barbara坚持认为，在SSA理论中，没有哪个制度可以享有特权，也没有哪个制度可以说是SSA理论的核心。⑧Rippert提出，我们不用假定哪个制度是SSA的核心制度，正是没有这样一个核心，SSA理论中每个组成部分（制度）都具有偶然性的抑或是历史必然性，所以才会有不同经济社会中的不同SSA理论。
而David Kotz和Martin Wolfson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出发，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但SSA总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进行调整，缓解危机的发生，每一个SSA总是围绕着一个新的“劳资关系”体系构建起来的，比如新自由主义的SSA就是围绕着“资本占优”这一基础构建的，这就直接影响了近20多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虽然时常爆发工人罢工，但总能平息的重要理由，因为资本有天生的“两面性”。⑨Michael Wallace 和David Brady则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阐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说明“劳资关系”制度对SSA演化的影响，进而认为“劳资关系”制度作为新SSA建构核心制度是合理的。⑩他们在文中以恢复劳动转化中心地位为目的，认为本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处在一个新的SSA 巩固阶段，即SSA 的空间化，其实现前提是劳动过程和控制技术系统的空间结构重构。同时，他们完全赞同SSA 的前提基础是每一个SSA 都带有一个劳动控制系统，并支持研究“劳动过程转化”为进一步提升全球化研究的空间和逻辑性。而David Gordon、Richard Edwards和Michael Reich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的核心前提是SSA 结构化的动力在于劳动过程？輥？輯？訛。我认为，这一核心前提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独特视角，而SSA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却偏离了其关于劳动过程转化是每个SSA 的定义性特征这一前提。
将“劳资关系”和“劳动过程转化”作为新SSA建构核心制度，可以从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深层次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变动进行研究，把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避免将制度的变化归因于偶然性。失去这一核心，很可能使得对SSA的研究缺乏纵向深度和历史逻辑性。
3 西方激进主义学者开始从积累的社会结构角度解读“中国模式”
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和激进主义学者都视中国的发展为一种模式，但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两个学派学者间还没有形成完全共识，西方激进主义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表达出的观点除了认为这是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的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外，还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比如环境污染。2004年，Martin Hart-Landsberg和Paul Brukett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书的第一章中批判性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将中国模式贴上自由市场竞争机制成功的典范和大部分激进主义学者并无不同，遗憾的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趋势所作的反应是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示范国家，与主流的分析家和政策制订者相比，这一过程对左派的伤害更大。最主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因是，从权力的角度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主导着对所发生事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的解释权。2010年，他又在《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批判性评估》一文中，从结构转型、国家能力受到侵蚀等角度解释了中国改革的成就被过度夸大，认为目前中国的SSA不够合理，还不足以支撑起中国承担主导全球经济的角色这一重任，其自身改革实际上进一步导致全球既有权力结构的加固，以及由此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和紧张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在国内学者中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甚至遭受到了抨击。同年，他在另一篇文章《美国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阶级和危机》中，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技术力量和阶级结构，认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工人受到了压迫美国工人的同一体系的压迫。他更是指出，如果美国能够把这种认识整合到他们自己的组织中，他们就很可能发现他们有宝贵的同盟军—中国。可以肯定的是，Martin Hart-Landsberg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激进主义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其中当然不乏批评，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和形势紧迫性，他们中部分人的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比如，变相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和紧张关系等，但有些观点确实会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有利影响。
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从基本面角度认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其理论的深刻性和全面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至今在如何针对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构建和界定其SSA理论框架方面还存在争议，还没有一套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的标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还将更加深入，该理论中的相关争议也有望得到进一步解决，区域性范围内统一的SSA理论框架将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