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芭蕾的“中国化”发展——浅谈芭蕾舞剧《花木兰》

在此篇文章中，将芭蕾的“民族化”称为“中国化”，是由于芭蕾本身就已经是西方民族化了的产物。芭蕾诞生于意大利，在西方源远流长近五百年，故其必然有着鲜明的、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人类学家凯阿里伊诺霍牟库曾在1970年发表了《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芭蕾就是民族舞》一文，其中他谈道芭蕾原本就具有“民族性”特征，是“具有西式传统的、约定俗成于舞台的格调、对宗教遗产的展现、对动植物有规律表现……民族舞蹈应该是指拥有共同基因、语言文化关系的特定群体所跳的舞蹈”。

20世纪芭蕾传入中华大地，1958年苏联专家古雪夫提出“要立足中华民族的舞蹈艺术，要创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特色的舞蹈作品”。随后，在他的指导下我国首次进行了芭蕾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相结合的尝试，创作出舞剧《鱼美人》。1964年“三化座谈会”明确“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创作实践方针，自此，芭蕾的“民族化”也就是“中国化”成为我国芭蕾舞剧创作中最主要的艺术手法，六十余载产出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雷雨》《祝福》《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几十部大型芭蕾舞剧。2019年辽宁芭蕾舞团创作并推出了《花木兰》，本文将以该舞剧为切入点，探讨芭蕾的“中国化”的发展。

《花木兰》是辽宁芭蕾舞团自致力打造具有浓厚中国地域文化特色芭蕾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二泉映月》《八女投江》之后的又一部“中国化”芭蕾力作，由王勇、陈惠芳编导、编剧，刘彤作曲，通过两幕加尾声结构叙述千古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历史事迹，刻画兼具骁勇无畏与大家闺秀双重美感的角色形象，弘扬孝悌忠信的传统美德与以国为大的爱国情怀。

1.和而不同，发出中国之声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芭蕾“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创作各式属于中国的芭蕾舞剧与作品？其一是中国始终具有并保持着“兼收并蓄”“尚和合、求大同”的优良传统，提倡“汲他人之所长，为自己之善用”；其二是新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对外只有先用国际共通的、均认同和接纳的语言参与进去，才能在舞蹈艺术领域发声、对话，拥有中国的话语权。对内需要强调自我认可，文化自信，只有坚定自己才能繁荣国家。而如何转化，笔者认为便是“和而不同”，即找到国际共性，再从中展示出中国之特色。舞剧《花木兰》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既找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契合之处，又表现出了中华独特且优秀的精神文化和思想价值。

1.1“和”——寻中西之共通

谈到中西方的共性，我们怕是要苦思冥想一番，毕竟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地域、性格、审美等方面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异，然而这意味着我们真的完全对立吗？其实不然，国内诸多芭蕾编导家们在芭蕾舞引进中国的这六十年中，都在不断开展艺术创作实践来探索中西方“和”之所在，也许当时这并非最终目的，但他们也仍然做出了重要贡献。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的诞生，恰是对其探寻出来的符合当下抗战时代的卓越成果。都说舞蹈内容与形式是一元统一、一体两面，而中华含蓄内敛、大美不言的民族意蕴何以与芭蕾直线、外放的舞姿造型相匹配？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生发出的激昂怒火、正面厮杀赋予了灵感。

辽宁芭蕾舞团在后来几部芭蕾舞剧创作中分析并追寻到了这条创作思路，又加以延续和创新，因而《花木兰》这部舞剧在编排之初选取了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作为舞剧的主要形象载体，并以此为点引出“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线。花木兰这一人物的典型特征就是刚毅果决、坚韧顽强，编导选择在芭蕾舞剧中塑造这样的艺术形象，并将她的英雄事迹作为表现主题，可见他们凝练除了中外共有的——“向上”之态度。即西方人有着直接外放的思维、勇猛好斗的性格，而中国也一直有着勇往直前、拼搏奋起、不怕困苦的无畏精神，二者在思想内容方面形成统一。体现到形而下层面便是舞剧《花木兰》中许多战斗场面的呈现，编导将芭蕾舞“直、立”以及伸展的艺术特性进行合理运用，如多次出现直线型的战斗厮杀动作，以及向上式的刚毅飒爽舞姿，来体现角色替父从军的坚毅态度，表现重伤敌军的上扬心理，构建不输男儿的巾帼形象，此外，在第二慕中同时运用芭蕾中的踢腿、跳跃技巧与中国武术的棍术招式，通过下肢腿部直线条与道具棍子长线条的复合，配以挺胸抬头、不断定格的舞姿画面和肌肉紧绷的力量感，将军人挺拔坚韧的形象和军队一板一眼、规范统一的训练格斗状态充分展现出来。

在形而上的思想方面以及形而下的动作方面构成和谐，也就同时满足了中外欣赏者观看芭蕾的需求，既不会出现西方观众对“中国化”芭蕾舞剧的排斥，认为“这不是芭蕾，这是对芭蕾的不尊重”，也不会出现中国观众认为的“一味模仿西方芭蕾，不是本民族舞蹈”。故只有追求“和”，才能引起中西方的共鸣，参与国际舞蹈艺术的交流，而不因为太过另类而被排挤在外。

1.2“不同”——现中华之内蕴

在“和”的基础上，国际中拥有一席之地的情况下，再谈“异”，发出中国声音也就不再艰难。舞剧《花木兰》以南北朝《木兰诗》为源讲述中国古代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以“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为主题，不再描摹西方动人唯美的爱情故事，而是凸显厚重的家国情怀，宣扬中华“忠孝两全”的传统美德，在尾声中表达“木兰不用尚书郎”，弘扬儒家淡薄名利的高洁品格，故该舞剧在表现主题上做到了文化层面的排他；而剧中对中华传统武术中的“棍术”技艺以及戏曲当中的“翻身”“涮腰”“横飞燕”等独特招式的融合，做到了在舞蹈本体层面的排他。这些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内容与形式，不仅让国外看到了中国的独特所在，又在我国人民心中强化了精神内核与文化自信，很好的使用舶来形式讲中国故事，传中华文化，发中国之声。同时又恰如其分的进行主当代转化，

此外，在意境表达上也做了中国之象征。中国最喜创造意象，营造意境，通过符号作以隐喻表达而非实景再现。《花木兰》舞剧在此方面做到了极致运用，一朵花、一把弓、一杯酒，是花木兰的一生更是中华之精神。第一幕及最后归乡时的民间风景，一束木兰花从舞台上方伸展绽开，不仅凸显了田园美好景象，饱含中国古典韵味，同时也代表了花木兰此人，以及她质朴高洁的人物品格；而舞剧自拉幕起展示了长达三分钟的木兰射箭形象，以及此后持弓而舞贯穿全剧，又再次体现了中国以物寄情、以物叙事的含蓄表达，一把弓从父手上接过不仅是“天降大任于斯”的责任和替父从军的决心，也代表了花木兰金戈铁马的沙场生涯，而“背弓吸腿转”作为主角情绪的制高点和不屈服精神的爆发而成为该剧经典代表性动作。一杯酒，则是花木兰、李朔一军重伤敌人之时，直接手捧烈酒对饮而尽，以彰显军中豪迈之气势以及中华独特的酒文化。

该舞剧通过“和而不同”的方式，将舶来形式“中国化”，用芭蕾的语汇展现骁勇征战的花木兰，很好的运用了芭蕾之所长，表现中国故事，传达中华文化，沟通世界的同时向社会发出了中国之声音，展现了中国之魅力。

2.创新转化，赋予时代之意

在新时代快速推进的当下，习总书记大力提倡文艺创作要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保留优秀事物的基础上注入现代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新鲜且优秀的艺术作品出现。诚然，这不仅是我们国家对于艺术创作的要求，也是世界对艺术的要求，身处“求新求变”的时代，多少文艺作品是对他人或自己前一阶段的反叛与变化。在此背景之下，芭蕾的“中国化”创作，更是对芭蕾本身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

2.1审美矛盾的和解互融

众所周知，西方芭蕾的审美特征是“开、绷、直、立”，中国舞蹈的审美特征是“拧、倾、圆、曲”，每一项都是矛盾且对立的。然而要将其合二为一必然极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调和。在我国六十载的芭蕾舞剧创作探索之中早已给出答案，即“有开有合，直中有曲”。

例如第一幕表现花木兰家乡田园风情的一段，编导为营造“户织”的场景以及美好惬意的环境而使用了许多圆弧型的路线以及三道弯的形态，但同时又将动作暂停在有棱有角的手臂动作之上，这不仅将织布时来回直线工作的动作生动再现出来，同时也赋予其柔和、缓慢的意味；通过直上踢腿加圆形踏步翻身，随后完成二位relevé动作，利用直线和曲线的无缝连接以显示花木兰被发现女儿身后内心的矛盾与纠结；在练兵比武、对战刺杀的情节中，使用芭蕾“大跳”“变身跳”以及古典舞“拉腿跳”“后飞燕”等向上式的舞姿动作，将中西方舞蹈穿插、融合而用之，以共同表现舞剧情节的发展，该段落新颖的动作编创也成为《花木兰》舞剧的点睛之笔。此外，该舞剧还运用了“片腿”这一来源于中国武术的动作，此动作既有圆的运行路线，又有直线的腿部姿态，故而此动作在芭蕾舞剧中使用便尤为和谐统一。

2.2舞蹈形式的创新发展

舞蹈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来不是分开而创的，毕竟舞蹈形式本身就存在内容，因而只有将编导预表达给观众的思想、情感内容与动作形式本身固有的内容相统一，才能真正形成一个整体。这就要求编导要不断创新或发展舞蹈形式、动作姿态，尤其在使用芭蕾舞蹈语汇表现中国故事之时。

其一，在《花木兰》舞剧的动作语汇上进行丰富，第一幕编导将民间舞跳踢步融入芭蕾前attitude、suivi等腿部动作当中，通过发展融合，丰富腿部动作形式，更加立体的塑造花木兰在从军前灵动活泼、碧玉宛影的少女形象。以及第二幕编导设计金色“月亮鸟”的舞段，表现花木兰在射伤敌酋把酒言欢后，粼粼月色的惬意场景，“月亮鸟”的动作利用了古典芭蕾的动作语言，体现月光柔和飘洒的意境，又将芭蕾手臂动作进行发展，加入了许多抖手的动作与缕缕月光相匹配，以此营造唯美的月夜意境。

其二，在表现手法上，编导创新采用当代影视、舞蹈影像中常用的慢放手法，放大李朔被射时的震撼场面，让观众一帧一帧的看到舞者动作所体现出的情感张力，使身体语言得到逐层、充分的展现。与此同时，舞剧不再通过西方古典芭蕾中“大双人舞”形式用大段双人舞蹈动作凸显舞者技巧，而是融合于舞剧结构整体之中，采用现代架构手法以三段花木兰与李朔的简短双人舞形式，推动剧情的发展和角色形象的转变，一步步展现出花木兰从闺中淑女初入军队的力不从心，到戎装焕发赫立战功成为一代铮铮英骨，最后褪下铠甲归隐田间追忆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

由此，舞剧《花木兰》通过中西方舞蹈的融合以及当代的创新，在舞蹈主题和形式上都显现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很好的使用舶来形式坚守芭蕾之身的同时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而虽主表其形，欠表其情，也不失为一部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特点于一身的优秀“中国化”芭蕾作品。

3.结论

中国芭蕾舞剧的发展虽在60年代隐隐显露出方向上的些许端倪，但之后的一系列创作却未随之前行，多用芭蕾舞的形式展现婉转含蓄且纠结复杂的故事情节，与古典舞相比其效果不慎良好。辽宁芭蕾舞团《花木兰》选择主动回归并创新延续，对“根深蒂固”的审美矛盾进行和解互融，又利用现代化手段与手法进行转化，逐渐找到了芭蕾舞“中国化”的创作方式。而从该部舞剧的实践尝试中我们窥探出通过“和而不同”以打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坐标，建立二者相依共存的发展桥梁，或许能够更好的向世界发出属于我们的中国声音，也就是未来中国芭蕾舞创作方向的道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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