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献章书法与其思想之关系

［明］陈献章 《大头虾说轴》

【摘  要】陈献章独创的茅龙笔书法，以其刚健雄奇、自然天成的风貌，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书法不仅突破了元明以来的书风局限，更深刻体现了其作为明代心学奠基者的哲学理念。本文通过探讨陈献章“以自然为宗”的哲学思想与其书法创作实践的紧密联系，揭示其书法风格背后的思想根源，旨在阐明其书学观念中“法而不囿”“熙熙穆穆”的自然境界与其心学追求的内在统一性，并分析茅龙笔这一特殊媒介在其艺术表达中的哲学意涵。

　　【关键词】陈献章；茅龙笔；明代心学

　　陈献章独创的茅龙笔及其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书风刚健雄强，承继王羲之等先贤的雄健气骨，有力扭转了元明之后书坛时常出现的圆熟流滑、柔媚无力的风气，推动潇洒劲健之风再度盛行。需特别指出的是，陈献章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为文学家，书法家的身份则居其后。因此，深入研究其书法艺术，必先理解其哲学思想，解读其诗文著述，方能真正进入其精神世界，深刻体悟其书法独特的韵味与内涵。

　　陈献章书法的创作理念与审美取向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别号众多，如病夫、白沙子、碧玉老人、石翁等，其世居之地广州府新会县白沙里（今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白沙街道），亦成为其广为人知的尊称“白沙先生”的来源。作为明代中叶岭南思想界的巨擘，他集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在学术史上，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创者，也是广东地区唯一获准配享孔庙的儒学宗师，被后世尊崇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

　　“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癸巳九月石斋书[1]。”这段简短的书学宣言清晰阐明陈献章对书法艺术的深刻体悟。从中可见，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的独特艺术境界。

　　这种审美取向，在明代中期“馆阁体”书风占据主流的环境下，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革新意义。陈献章习书的核心在于把握拙与巧、留与放、刚与柔、动与静的辩证统一，重在表现心性的自得之意趣，而非计较于点画的形似或字字追摹古法。他强调书法创作是“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的修身养性之道，是“游于艺”的精神活动。这与当时复古派拘泥于形骸的书学理念形成根本区别。

　　正如其在论诗时所强调的：“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只看程明道、邵康节诗，真天生温厚和乐，一种好性情也[2]。”陈献章认为，无论是学诗还是学书，首要在于理解古人作品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气质与性情修养。其书法取法，亦更注重挖掘和体现儒家道德的精神内涵，而非沉溺于单纯的笔墨技巧演练。

　　其弟子湛若水（号甘泉）对白沙书法的演变有精辟论述：“先生初年墨迹，已得晋人笔意，而超然不拘形似，如天马行空，步骤不测。晚年造诣益自然，自谓吾书熙熙穆穆。有诗云：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夫书而至于熙熙穆穆，岂非超圣入神，而手与笔皆丧者乎？此与勿忘勿助之间，同一天机，非神会者不能得之。学者因先生之书以得夫自然之学，毋徒役耳目于翰墨之间，斯为可贵焉耳。”

　　湛若水认为，陈献章早年书法已深得晋人神韵，却能超越形似束缚，笔势如天马行空，变化莫测。至晚年，其书艺臻于化境，自谓“熙熙穆穆”。此“熙熙穆穆”之境，描述的是一种高度自然、和谐、冲淡的艺术境界，是摒弃雕饰、返璞归真的体现。陈献章诗作中对此境界亦多有阐发，如《得萧文明寄自作草书至（其一）》云：“草圣留情累十春，熙熙穆穆果何人。如今到处张东海，除是谭生解识真。”《观自作茅笔书》亦言：“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可见，“熙熙穆穆”已成为陈献章书法艺术的终极追求。

　　湛若水进一步阐释，书法家达到“熙熙穆穆”之境，意味着超脱技艺层面，进入“超圣入神”“手与笔皆丧”的忘我状态。这种境界与其心学修养中强调的“勿忘勿助”相通，非精神契合者难以领会。他推崇人们通过学习白沙书法来领悟其自然之美，而非仅止步于笔墨技巧。

　　陈献章的自然之学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作为理学家，他既秉承儒家的价值理想，又提出以自然为宗的核心学术宗旨。此自然，指生生不息、不受人为造作干扰的本然状态。它既指“四时以行，万物以生”的生生不息的天地之自然，也指那种不受外物所累的精神状况，其终极目标就是“人与天地同体[3]”。这一哲学思想融合了儒、道两家智慧，主张通过“勿忘勿助”的修养，臻于人与万物、人与自然浑然一体、道心合一的平衡状态。

　　陈献章曾道：“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陈献章的书法也如同他的哲学思想一般，以自然为宗，达忘我之境，追求心境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这种自由无拘、活泼且充满生气的书风正是陈献章不染尘俗之豁达涵养的最好体现。

　　茅龙笔在陈献章书法中的应用

　　现如今，世人一看到茅龙笔，便会想起陈白沙，茅龙笔对于陈白沙的后世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关于陈白沙发明茅龙笔的原因，最初可见于张诩《行状》中记载的“山居，笔或不给”，这里的“山居”应指不仕之后的居所。陈白沙于晚年时用茅龙笔写字自成一家，在其传世书迹中，茅龙笔书法有20多件，屈大均云：“白沙晚年用茅笔，奇气千万丈，峭削槎丫，自成一家[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淳雅儒者，陈献章并非刻意追求疏野之风，其高明之处在于将茅龙笔的特性与自身性情修养相结合，化工具之野为艺术之真，最终升华至一种天真自得、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在陈献章的门徒中，湛若水、张诩、李程箕、李孔修等人延续了其茅龙笔书法的创作实践。这种独特书风的影响力辐射甚广，后世习用茅龙笔的书家遍布湖南、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安徽等省份，足见其传播的广度。

　　陈献章深谙书写工具的特性，他认为茅龙笔与兔毫在表现力上存在根本差异：茅龙笔天然倾向于呈现疏野之趣，而兔毫则易显濡滞之态。尤其在应对质地紧涩的书写材料时，茅龙笔更能发挥其独特优势，此即陈氏所追求的“茅君之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秉持淳雅性情的儒者，陈献章的艺术旨趣并非刻意追求疏野风格。其高明之处在于巧妙驾驭茅龙笔的材质特性，将其固有的野趣融入自身温雅的气质修养，最终升华至一种不事雕琢、天真自得的艺术化境。陈献章以理学、诗文擅名，他在书法上的成就或被其理学所掩盖，现在人们谈起他时，往往会忽略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但在明代中期的书坛上，陈白沙所独创的茅龙笔书法不仅彰显了其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也一扫明初以来馆阁体书风盛行的时代格局，这在明代书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值得反思的是，书法在陈献章的生命序列中并非占据首要地位。他始终是以儒者的身份进行书法实践，这种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限制了他向纯粹艺术巅峰的极致探索。然而，恰是这种深厚的文化身份与哲学底蕴，赋予其书法独特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使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因作为“圣代真儒”的文化象征而愈显崇高，此亦构成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研究陈献章书法的意义，正在于通过这一极具特色的个案，重新发掘和阐释一段被其理学盛名所遮蔽的书法历史，揭示思想史与艺术史交汇处的丰富景观。

　　结语

　　陈献章所独创的茅龙笔书法，不仅是其突破工具限制、张扬艺术个性的产物，更是其“以自然为宗”哲学思想的艺术结晶。这种“法而不囿”体现了他对规矩与自由的辩证把握，“熙熙穆穆”则标志着其艺术臻于物我两忘、心手双畅的自然化境。其书法中蕴含的拙朴、巧思、留放、刚柔、动静之妙，皆服务于“正心”“陶情”“调性”的儒者修养目的。学习陈白沙书法，首要之务在于深入理解其诗文，把握其心学思想精髓，领悟白沙学术的精神内核。诚如其“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所言，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治学门径，亦是对后世学者探寻其书法堂奥的宝贵箴言。在明代中期书坛上，陈白沙茅龙笔书法所彰显的强烈个性与自然精神，不仅一扫明初以来馆阁体笼罩的沉闷格局，更在明代书法史上写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页。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 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