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舞审美文化研究

摘要：巴渝舞作为古代巴渝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乐舞形态，不仅是中华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窥探巴人精神世界与审美取向的文化活化石。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对其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源流、名称考辨与形态衍变，对其深层审美文化内涵的系统性探讨尚显薄弱。文章将从哲学根基、精神内核、形式法则以及历史流变中的文化认同与审美记忆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巴渝舞的审美文化内涵。通过挖掘其蕴含的勇毅生命观、悲剧性超越与群体性狂欢的精神特质、“力”与“和”的辩证统一形式法则，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记忆，揭示巴渝舞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以期为中华乐舞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推动巴渝舞审美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让这一古老的乐舞文化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巴渝舞；审美；巴蜀文化；文化研究

巴渝舞作为古代巴渝地区的特色乐舞，其研究背景有着多方面的复杂情况。这种研究现状不利于巴渝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限制了中华乐舞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文旨在打破这种局限，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全面揭示巴渝舞的审美文化内涵，为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华乐舞文化的丰富和繁荣贡献力量。

1.模糊·失真：“巴渝”与“巴蜀”文化意义不明

在诸多研究与文化宣传中，“巴蜀文化”常被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使用，无形中消弭了“巴”与“蜀”的内在差异。一个典型的实例可见于对“川剧”与“重庆川剧”的讨论。川剧作为流行于川渝地区的剧种，其内部实则存在流派分野。成都为中心的川剧风格更显“婉转细腻”，而以下川东地区的川剧则保留了更多“高亢激越”的“弹戏”特色。若仅以“巴蜀文化”一言以蔽之，便无法解释这种艺术风格的差异性。具体到舞蹈领域，将产生于成都平原、表现“天府之国”闲适生活的《蜀宫夜乐图》仿古乐舞，与源自巴山渝水、表现征战与力量的“巴渝舞”置于同一“巴蜀乐舞”框架下进行同质化论述，势必会掩盖巴渝舞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审美特质，导致对其刚健风格的解读失真。

目前学界所讨论的“巴渝文化”特指以古代巴国为核心，以今天重庆地区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黔北等地的地域文化。其核心内涵源于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条件。首先是处于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与长江、嘉陵江切割的峡谷地带，山险水急，生存环境艰险。造就了巴人坚韧勇毅、吃苦耐劳、敢于抗争的群体性格。其次，在历史长河中，勇锐、尚武、忠义的传统塑造了巴渝文化的历史基因。巴人作为“板楯蛮”的后裔，素以勇猛善战闻名，正如诗句所云“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这种尚武精神与“忠勇信义”的道德观念紧密相连，构成了巴渝文化的底色。此外，质朴狂放的生趣表达是巴渝文化的审美取向，地理环境的山魂水魄造就了巴渝地区人民豁达乐观、直率豪爽的生命态度，在艺术追求上强调力度、气度与真情实感的直抒胸臆，风格质朴、粗犷、炽烈、充满原始野性与生命张力。以上文化特性在古代“巴渝舞”的表现中可见一斑，历史上记载周武王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其形态核心是“执杖而舞”，舞具为矛、弩、剑、楯等战场上常见的攻击性兵器，舞蹈动作也模拟战阵，气势恢宏、意气风发、刚劲剽悍，充分体现巴渝文化的尚武精神以及集体协作在征战中迸发的生命力量。

“巴蜀文化”是一个复合性的地域文化概念，既涵盖了“巴文化”又涵盖了“蜀文化”，虽然二者交融互渗，但“蜀文化”内核更为鲜明。地理根性上拥有天府之国的安逸与精巧，成都平原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造就了物产丰饶、生活相对安定的社会基础，这也培育了蜀地人民安逸从容、注重享乐、追求精巧的生活态度。同时历史上的多次大移民造就了蜀地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社会特质，尤其是文翁兴学后，蜀地文风渐盛，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逐渐发展起来。蜀地作为道教的重要发源地，文化中充满着仙化、飘逸、奇幻的浪漫想象，与巴地的神秘气息相比更增添了一分仙气与雅趣。在这样的仙道气息的浪漫想象中，也造就了蜀地艺术灵动柔婉的世俗情趣，艺术上的细腻、灵动、风趣，相较于巴的雄壮与质朴，蜀更显秀逸与精巧。这一特质在川剧舞蹈身段的指法、水袖与扇子功等方面尤为明显，通过这些道具的使用，使舞蹈表现更加细腻传神、诙谐幽默，极具表现力与观赏性。尤其是川剧中的“矮子功”，也叫矮子步，舞者通过屈膝深蹲的体态完成舞蹈动作的变化塑造人物特性与心理，体现了蜀文化灵动风趣的世俗情趣。此外，在四川阿坝州和凉山州等地较为流行的羌族萨朗与彝族达体舞，在蜀地长期与汉族文化交融中形成独特的风貌，动作或欢快跳跃或沉稳流畅，正是巴蜀文化兼收并蓄的活态留存。

2.单一·失形：“巴渝舞”“巴渝舞蹈”并不相等

学界与公众常将“巴渝舞”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与广义的“巴渝舞蹈”混为一谈。例如，在探讨重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常将“铜梁龙舞”“秀山花灯”“土家族摆手舞”等统称为“巴渝舞”。这种指称虽意在强调其文化渊源，却在客观上模糊了研究对象。“巴渝舞”特指史籍记载中从先秦至唐宋那一脉络清晰的古典乐舞，其形态、功能有相对明确的历史语境。而“铜梁龙舞”是集舞蹈、音乐、美术、技艺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秀山花灯”则是以歌舞说唱为主的民间小戏。它们虽生长于巴渝，但与历史上的“巴渝舞”是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艺术形态。将二者简单划等，不仅使“巴渝舞”的研究边界无限扩大而失焦，也忽略了这些民间舞蹈自身独立的发展逻辑与审美价值，导致对“巴渝舞”本真形态的认识失形。

“巴渝舞”特指从先秦时期发端，历经汉、魏、晋、唐，在正史、乐志、文学作品中有明确记载与称谓的一类特定古典乐舞，其核心特征在于有文献指代性，在历史文献资料查阅中拥有“巴渝舞”“巴渝戏”“昭武舞”等指代名称。同时其表现形态也相对稳定，舞者以手执兵仗或羽龠的武舞或礼仪舞蹈形态为核心，从最初的战舞，到历经了宫廷雅乐融合后形成的礼仪乐舞，都具备相对稳定的文化功能。

“巴渝舞蹈”则泛指产生、流传于巴渝文化地理区域内的所有舞蹈形式。其判断标准首先是地理文化空间，涵盖了川东、鄂西、黔北等部分地区，其大多数与当地民族、民众的祭祀、婚丧、劳动等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紧密结合，形态上包括历史舞蹈遗存、少数民族原生舞蹈、汉族民间舞蹈以及现代新创的舞蹈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形态也随之更迭。例如川东地区的“肉莲花”，是一种男子舞蹈形式，表演者赤膊，用双掌有节奏地拍打自身的额头、肩膀、胸口、腰腿等部位，发出清脆声响，配合脚下步伐的变化形成粗犷、豪放诙谐的表演风格，具有较强的自娱性，体现巴人苦中作乐、豪爽豁达的性格。其动作的率性、力度的直接、形式的质朴，是巴渝民间舞蹈审美“粗犷张野”的典型体现，与汉代宫廷化的“巴渝舞”形成截然不同的表现风格，属于地道的“巴渝舞蹈”。

3.粗疏·失意：“巴渝舞”审美文化研究向度不深

现有研究多满足于对巴渝舞进行“是什么”的外部描述，而疏于探究其“为何如此”的内在审美意蕴。例如多数论著都会引用《后汉书》中“板楯蛮夷，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的记载，但往往止步于说明其历史久远与宫廷认可。然而，这则史料背后蕴含的深层审美文化信息却被忽略了，巴人的歌舞为何能被汉高祖刘邦一眼看出是“武王伐纣之歌”？这恰恰说明了巴渝舞从形态到气质所携带的、一种跨越时代的、鲜明的“武舞”与“古舞”的审美属性——一种未经文饰的、充满原始力量与征伐气息的“古拙”之美和“雄浑”之气。又如，对“摆手舞”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同边手”“下沉”等动作特征和“祭祀祈年”的社会功能描述，却鲜少追问，这种沉稳有力的动态，与巴人长期在山地环境中劳作、形成的沉稳坚韧的身体记忆有何关联？其宏大的集体场面所展现的秩序感与力量感，又如何体现了巴人社会强调集体协作、对抗自然与外侮的族群性格？这种对审美与生活、身体与意绪之间深层联系的探究缺席，使得研究流于粗疏，丢失了巴渝舞最动人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灵魂。

探究巴渝舞审美文化研究的深层内涵，旨在超越其动作、服饰、道具等表层形式，探究其舞蹈风格、巴人精神世界及其美学价值在中国艺术精神中的独特定位，是对巴渝舞的灵魂与生命逻辑的哲学性、文化性的追问。

3.1哲学根基：基于“生生”哲学的勇毅生命观

巴渝舞的“粗狂张野”并非简单的“野蛮”，其内核是一种在险恶生存环境中迸发的、高度强化的生命力量崇拜。这源于中国“生生之谓易”的哲学，但在巴地具体化为“战天斗地以求生，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极端实践。舞蹈中的每一声呐喊、每一次跺踏、每一番战阵模拟，都是对生命存续力的庄严肯定与炽烈颂扬。它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抗争的、集体的“生生”精神，与农耕文明中常见

循环的、顺应的“生生”意象形成鲜明互补。宗白华在其著作《美学散步》中指出中国艺术的空间意识与生命节奏，与巴渝舞动态中所蕴含的独特“宇宙感”与“生命情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3.2精神内核：“乐感文化”中的悲剧性超越与群体性狂欢

李泽厚提出中华文化是“乐感文化”，强调在现世中寻求快乐。巴渝舞将此推向一个充满张力与深度的境界：它直面生存的残酷，战争、自然险阻的挑战，却以狂放的歌舞形式将其转化为昂扬的生命激情。无论是战前鼓舞，“歌舞以凌殷人”，还是祭祀祖先的摆手舞，其深层都是一种“以乐释悲”“化悲壮为力量”的群体情感净化与升华仪式。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生命狂欢”，通过高度秩序化的集体动作，个体融入族群，恐惧与悲伤在集体的力量感和生命确认中被消解和超越。

3.3形式法则：“力”与“和”的辩证统一

其形式美并非无序的宣泄。其深层结构在于外显暴力之美，内蕴秩序之和。“力”的张扬表现在动作的爆发性跺踏、动势的侵略性执兵突进、节奏的压迫性紧锣密鼓、情绪的极致性呐喊呼号。这是“勇锐”精神的身体符号。“和”的制约体现在这种“力”始终被包裹在严格的集体队形、统一的动作节奏鼓点、程式化的表演流程之中。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仪式化的狂放，体现了从原始部落到国家礼仪的“化野为文”过程中，个体力量向集体意志的归顺，以及狂野情感向礼仪形式的沉淀。这正是中华美学“中和”原则在武舞系统中的独特体现——并非取消力量，而是将力量纳入秩序，在秩序中彰显力量。

3.4历史流变中的文化认同与审美记忆

巴渝舞从地方性战舞到国家级雅乐再回归地方性民俗的流变史，其深层是边缘文化进入中心并被改造，最终其文化基因又在边缘顽强存续的微观史诗。这一过程塑造了巴渝地区的文化身份认同，被中央王朝认可并吸纳，成为其文化优越感和历史自豪感的重要来源，凝结了跨越阶层的审美记忆，无论是宫廷乐师、文人墨客还是乡野村民，都共享着关于“巴渝舞”刚健、激昂的审美意象。这种记忆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持续影响着后世对该地区艺术风格的期待与想象。同时也揭示了审美权力的对话，其形态的变迁从蛮野到典雅，是中央“雅化”审美与地方“野性”审美之间博弈与协商的结果。其最终在民间的留存，则证明了地域审美基因的强大生命力。

巴渝舞审美文化的深层内涵，是一部镌刻在身体动态上的、关于巴人如何以炽烈的艺术形式应对生存挑战、安顿群体情感、协商文化身份并最终将其生命哲学升华为一种独特美学范式的精神史诗。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是为一种古代舞蹈“复魅”，更是通过审美这一棱镜，洞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一种充满刚健底色的生命智慧与艺术精神。

4.结语

巴渝舞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承载着丰富的审美内涵与深厚的文化价值。在文化研究领域，尽管目前存在着如文化意义不明、概念界定不清晰以及研究向度不深等问题，但这并不能掩盖巴渝舞所蕴含的巨大魅力。其哲学根基、精神内核与形式法则，都为我们深入理解巴蜀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对巴渝舞审美文化的研究，是一次穿越历史长河的探索之旅。它让我们看到巴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以无畏的勇气和炽热的情感，创造出了一种充满刚健底色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不仅是巴人生命哲学的外在体现，更是中华文化中独特精神品质的生动写照。

未来，我们应更加重视巴渝舞等传统艺术形式的研究与保护。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让巴渝舞所蕴含的审美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对巴渝舞的深入挖掘与传承，我们能够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让巴渝舞这颗古老文化的明珠，在新时代的文化星空下继续闪耀光芒。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