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研究

　摘要: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梳理,揭示了该叙事的意蕴来源、从萌芽到成熟的演变过程,指出其核心内容与传播机制。研究还分析了叙事在传播中的挑战,并针对国内外挑战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为在多维度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字: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马克思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方向,其叙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西方意识形态总在伺机渗透的背景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进行深刻地探讨,不仅为世界各国理解现代化提供全新的视角,更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对推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的意蕴来源

　　(一)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继承与发展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照的光”,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此种导向下的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该理论的正确实践,根本目的是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化。

　　(二)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化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置身于五千年文化的“大历史”观念中,“传统性”和“现代化”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基础[2]。例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走和平发展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叙事,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的逻辑。不仅增强了叙事的民族特色和生命力,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厚植了文化底蕴。

　　(三)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实践智慧

　　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形成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机制,存在着“做什么”到“如何说”的内在逻辑,前者为后者提供现实的素材库,后者赋予前者时代意义。不仅使叙事摆脱了空洞的说教,而且增强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叙述底气。　

　　二、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的历史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其叙事逻辑始终与各时期的社会任务相呼应,呈现出从“革命叙事”到“建设叙事”,再到“复兴叙事”的阶段性特征。

　　(一)萌芽阶段(1921-1948)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这一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党的百年奋斗史,离不开意识形态斗争[3]。构建起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形态叙事逻辑,首要任务是唤起人民的斗争意识,以期掌握工作的领导权。在各种现代化思潮的涌动中,中国共产党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构建叙事体系奠定了基本论调。

　　(二)探索阶段(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多元并存的现象。这一时期需破旧立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对此党进行了以下探索。思想上,批判旧的社会风气,开展思想学习运动；外交上,初期将“中苏友好”作为意识形态宣传重点,借助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强化自身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上,进行“一化三改”,彰显制度的优越性。

　　(三)转型阶段(1978-2012)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也迎来了拓展与转型。

　　这时期形成“改革开放”为主线,以“发展”为基调,强调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上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4]”,解决改革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内涵上,叙事向文化、生态等维度延伸,更具开放、多元的特点。

　　(四)升华阶段(2012—至今)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需回应“强起来”的时代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正式确立。

　　具体表现为,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升级；从“路径描述”转向“范式定义”；对内强调“民族复兴”,对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西方国家的网络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强调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三、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的核心内容

　　(一)本质规定性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顺利展开的根本保证,也是叙事的逻辑起点。突出党在统筹全局、协调各方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党的领导是叙事体系得以建立的政治前提,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的理论内核。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具有中国化、时代化的特征。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叙事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逻辑主线。

　　(二)价值追求

　　第一是将人民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的核心价值取向。强调人民是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以及共同享有的历史成果,摒弃西方现代化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的弊端,突出“全民参与”的本质。

　　第二是和谐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叙事的世界意义。发展路径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全球治理上,强调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等领域贡献中国方案。

　　(三)文化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中华文明中的现代化基因,并进行创造性转化,铸成了自身的文化根基。

　　例如,“大同社会”“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形成了“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叙事。这增强了叙事的历史厚重感与民族认同感,提供了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坐标。

　　四、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的传播机制

　　(一)传播主体

　　第一是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政府在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传播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推动叙事的传播工作。还要在重大国际场合,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第二是发挥社会组织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学术团体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发布科研论文等,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及其实践成果,为传播提供学理支持；文化团体通过创作、交流等活动,传播叙事的价值观念。

　　(二)传播渠道

　　第一,主流媒体在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传播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传统媒体通过新闻报道等形式,阐释叙事的内涵和成就。短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体,利用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扩大传播面。

　　第二,教育体系是意识形态叙事传播的基础性阵地。各层级学校通过思想政治课程对叙事进行讲授。教材编写、课程设置都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认同和文化自信。党校、干部学院等承担着对党员干部进行叙事传播培训的重要任务。

　　五、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叙事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第一是国际舆论场的认知偏差和话语压制。西方国家长期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且视为唯一。国际民众受舆论影响,对中国式现代化持否认态度,难以客观理解其真实面貌。对此需要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用国际社会熟悉的概念阐释其世界意义,深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融合。

　　第二是传播格局变革中的技术挑战。主要体现人工智能等技术被用于制造虚假信息、操控舆论,干扰公众的理性认知。对此需要搭建技术赋能的防御体系。研发AI反虚假信息识别技术,实现虚假信息溯源；对非法及可疑账号采取封号及实时监测,对发布歪曲叙事的内容全网下架。　

　　第三是传播中的受众分化,主要体现在青年群体的认知疏离。他们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宏大叙事的接受度相对较低,更关注个体体验和直接受用性。对此要紧跟青年需求。结合青年喜好选择侧重的传播载体,将叙事融入游戏、综艺等；搭建青年参与平台,让青年从受众变为主体,在实践中凝聚价值共识。

　　六、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华文化沃土,经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探索,形成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既回应了时代课题,又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叙事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完备的传播机制,但也面临一定的挑战,未来应在多个方面完善防御路径,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文章来源：《经济导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5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