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20世纪40十-文学论文

《文年代后期上海最重要的大型文艺期刊，创办于1946年1月，终止于1949年8月的《中国文学研究号》，由郑振铎和李健吾主编，共出版4卷23期。《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力，首先来自于它连载的钱钟书的《围城》巴金的《第四病室》和《寒夜》等一系列享誉文坛的中长篇小说和戏剧诗歌作品；更为独特的是，《文艺复兴》的副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
一互文性理论梳理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文学的狂欢化”理论的启发下，1969年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符号学》中首次创建互文性丨油时6X1此丨办）这一术语，将其定义为"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经过罗兰‘巴特的《文本意趣》和麦克‘里法特尔的《文本的创作》《未知的互文》的阐述，互文性成为阅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到1982年面世的吉拉尔‘热奈特的《隐迹手稿》将互文性从语言学概念决定性地转变为文学创作的概念。在《隐迹手稿》中，热奈特把文本所从属的种类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互文性，即文本间性，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或若干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表现为文本与文本间的“忠实”或"痕迹”。第二种类型副文本性。副文本性由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作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第三种类型是元文本性。人们通常把元文本性叫做"评论”关系，联结一部文本与它所谈论的另一部文本。第四种类型是承文本性，指两个文本之间非评论性的攀附关系，包括对元文本的改编缩写翻译等。第五种类型是广义文本性，包括言语类型陈述方式和文学体裁等，是一种纯粹秘而不宣的关系，最多由副文本提示一下，是一种纯粹的类属关系。其中的第二种类型是副文本性。副文本性指的是由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作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与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最单纯的对外围知识最不感兴趣的读者难以像他想象的或宣称的那样总是轻而易举地占有上述材料。"‘21互文性理论建立了新的文本关联，它打破了文本封闭存在的传统观念，赋予文本开放和互渗的性质。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互文性大大拓展了文学和期刊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二封面的互文性作为立足上海辐射全国的抗战后唯一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较早地进人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刘增人的《40年代文学期刊扫描》，从法观上对四十年代文学期刊的创刊时间的阶段性创刊空间的流动性办刊模式的多样性和刊物内涵的复杂性等特点进行解析。应国靖的《现代文学期刊漫话》将该刊评价为“为祖国文艺做出贡献的《文艺复兴》”⑸；邵宁宁的博士论文《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文艺复兴”》，通过代表国统区最高水平的两个文学期刊《文艺复兴》和《文学杂志》的比较研究，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文艺复兴梦想与四十年代后期的历史语境，展示国统区的文学生态的基本状况；邵宁宁的《艰难时世里的“文艺复兴”梦想》详细探讨了《文艺复兴》杂志的创刊停刊和复刊等具体时间背景和过程；程光炜的《"杂志”里的40年代―〈文艺春秋〉和〈文艺复兴〉研究》《文艺复兴》封面里的互文史料侧重从广告文学策划等角度来考察刊物生存语境；另有部分硕士研究生选择《文艺复兴》杂志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程度地考察该刊的编辑理念及40年代后期的文学面貌。对于该刊的副文本研究，却一直是一片空白。
在互文性视野中，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即主文本，与之建立密切联系的封面目录插画补白广告等则是副文本。就《文艺复兴》这份以文学话语为中心的杂志文本而言，副文本作为文学话语的另一种存在出现时，它包含着许多对文学文本的补充与解析，这些重要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形成的“互文性”的思想，扩大了文学文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文艺复兴》的封面都是由李健吾亲自设计的，每一卷的封面都有不同的含义，在同一卷里又体现了内容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第一卷封面选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师米开朗基罗的《黎明》，“意味着胜利了，人醒了，事业有前途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备受欺凌的屈辱之后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全国人民的兴奋和快乐难以用语言描述。在沦陷区，当时流行着把抗战胜利的这一天称作“天亮了”，人们对未来抱着热切的期望。1945年10月13日，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的创刊号上，师陀的《胜利归来》，用近乎欢呼的笔调写道：‘直至今日，我们可彳令的中国人终于用鲜血夺得了国家的胜利，获得举世重视。中国是自由了。”叶圣陶郑振铎等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抗战胜利而"兴奋”和‘有狂欢终夜者”的记载。《文艺复兴》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创刊，筹备期大约在1945年冬季之前，据发行人刘哲民的回忆：
"抗战胜利之初，上海文艺界摆脱
了八年的窒塞，情绪很高昂。可是当时虽有近二十种综合性刊物，却没有一个文艺性刊物，许多作家只能在综合性刊物上发表文章。西谛先生认为，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作家的文艺园地，实在不成话说。”
郑振铎因而和唐锼柯灵商量，在《周报》之外，再发行一个文艺刊物。后来，召集李健吾钱家圭刘哲民等商量具体办刊事宜。在《文艺复兴》的创刊词中，郑振铎说：
假如没有经过“窒塞”的人，绝不会明了经过了整整四个年头的“窒塞”，不能或不愿发表一篇小说，或一篇论文，或一首小诗，是怎样的烦闷痛苦！假如没有受到过虎视眈眈的监视，要想发表一篇小说，或一篇论文，或一首小诗，而不得不在技巧上掩饰着自己心头上要写的想象，要说的话，要抒畅的情绪，而绝对不能畅直痛快的写出说出的人，也绝不会明了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在过着这样的不痛快的写作生活是怎样的扰恼不安！
抗战胜利，我们的“文艺复兴”开始了；洗荡了过去的邪毒，创立着一个新的局势。我们不仅要承继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成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我们不仅为了写作而写作，我们还觉得应该配合着整个新的中国的方向，为民主，绝大多数的民众而写作。
今后的文艺的倾向，必定是循着这条大道走去的。文艺作家们往往是时代的前驱者。他们不怕黑暗，不怕压迫，不怕牺牲。他们永远是执着火炬，在最黑暗的黑夜里，引导着人民向黎明，向光荣走去的。不愿意做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歌舞升平”的徘优，便必须做人民们的先驱者，执着火炬，在黑暗中勇敢的向前走去。⑷
从刘哲民的回忆文章及郑振铎的论述中，明显可以感受到郑振铎等对于“文艺复兴”的伟大梦想，对战争结束之后呼吸自由空气的热望，和为文艺创作开辟园地的责任与坦率。1945年，原来蛰伏在沦陷区上海的一些进步文化界人士出版了两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唐锼和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上面的多篇文章充满胜利之后的兴奋和对新生国家的热切期望，这些文章与言论都可作为《文艺复兴》封面“黎明”之真实的注解。《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始连载的巴金长篇小说的《寒夜》，正是在抗战的背景下展开了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挣扎。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无法承担的压力，人性的隔膜成为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抗战胜利之时，汪家却成为妻离子散的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小说延续了巴金对“家”这个传统主题的探讨，风格却趋向平实朴素而带有更强的现实主义色彩。除此之外，李广田的长篇小说《引力》也探讨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理想家园，封面呈现的历史现场，与刊物的主旨和风格遥相呼应，成为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和补充。
第二卷开始出版的时间是1946年8月，封面选的是米开朗基罗的《愤怒》，“意味着国共谈判破裂了，内战又要开始了，流离失所的人民又要辗转沟壑了，因而人民怨恨之声，无可达于天庭”。⑺
1946年6月，上海群众爆发大规模的和平请愿活动，国民党当局制造南京火车站“下关惨案”。在昆明，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7月11日，民盟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发表《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当天下午，在结束《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后返回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狙击身亡。一方面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民意表现，一方面是国民党肆意破坏践踏人权，暗杀民主人士。国民党终于不顾社会舆论对和平前途的渴望和各界民主人士的请愿和努力，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广大人民在抗战结束后看到的胜利曙光和从事和平建设的强烈愿望很快就被战争代替了。
在该卷第一期的“编后”中，郑振铎说：闻一多先生的遇难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失去了这末一位诗人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这悲愤不止是属于文坛一隅的！⑷叶圣陶的日记中也写道：“和平不可致，建国徒成话头，国家地位益低落，人民生活益困顿，前面似惟有一团黑耳。”刚
艾芜后来回忆道，“只要一记起街上有女人在卖孩子，乡下有人跳崖自杀，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就会感到非常憎恶。”他认为没有经历过这个黑暗时代的人，“即使了解国民党的统治是最黑暗的，也已缺少具体的认识和痛切的感觉”。1101艾芜的中篇小说《乡愁》，反映内战开始，从战场逃亡回来已经致残的陈酉生，故乡已然没有活路，生存现实摆在面前，饥寒交迫，他不想被国民党抓壮丁，却无法偿还族长预支给他家的物质利益，于是在一个夜晚逃走，去投奔共产党的部队。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调精雕细刻农村的贫穷，宗法制度的顽固，和亲情被饥饿挑战的残酷与冰冷，是4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流露出人性关怀的佳作，与40年代的战争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互为补充，共同丰富了40年代后期的文学图景。
第三卷出版于1947年3月，封面
图片选的是西班牙著名画家高讶的《真理睡眠，妖异出世》，“意味着当时上海国统区民不聊生，走投无路，一片黑暗的境界”。
抗战胜利带来的欢乐没有多久，上海就因国民党接管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币值日贬生产遭到破坏，社会一片混乱的社会现象。在《文艺复兴》的“编余”和“编后”里，郑振铎和李健吾向读者解释最多的，就是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时期办刊的不易：
巴金先生来信表示歉意，说他想不到久已筹备的“文艺复兴”，迟了两个月才问世。应当表示歉意的是“文艺复兴”。谁叫纸价一涨再涨，排印一贵再贵，逼得我们一迟再迟呢？……第一卷，第二期，李健吾〉
出版的条件，够多么困难，且不说有什么干涉，没收等等的外来风险，就谈到本身的经济问题，也足以扼杀好多刊物而有余。纸价幸而不曾涨多少，而印刷工资却随着物价指数，天天在直线上升；为了这，售价也不能不随之增加。然而定价一加，读者群便有些负担不起，而日见窄小，寥落了。读者们一少，刊物便益难于维持。我们看到许多很有希望的杂志，都这样的被杀害了，好不痛心！第二卷，第一期，郑振铎〉
对于读者们，我们很抱歉，竟不能不时时的把售价提高。然而读者们想来一定会鉴谅的，物价和工资是那末样的不时的飞涨着。……第三卷，第六期，李健吾〉
关于办刊的艰难，刘哲民的回忆与李健吾的记载如出一辙：
到解放战争的后期，国民党统治区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币值日贬，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维持之不暇，哪里顾得上买书刊！《文艺复兴》的销数一期期落下去，甚至不到二千册。每期各项成本费用都必须预先支付，而交书报社
发行，却要三个月后才付还书款，因货币天天贬值，计算起来几乎等于零了。因此，每刊行一期，成本就完全赔累了。这种情况，西谛是深知个中甘苦的。㈣从以上不同历史时期的记载可以看到郑振铎和李健吾创办《文艺复兴》过程的艰难，除了编辑的无私付出，在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下推出那么多名篇名家，更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文艺复兴”的执著梦想。
第四卷第一期出版于1947年9月1日，第二期出版于1947年11月1日，这两期封面选的是意大利的绘画大师达’芬奇的《手》。达’芬奇的绘画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髙峰，这幅素描精品线条简单，概括性强，用寥寥数笔生动灵活地展示了双手。自1948年9月10日开始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一直到1949年8月5号才将上中下三册出版完整。封面选的是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的名作《屈子行吟图》，既与古典文学发生发展的两千年的渊源和古典文学研究的良好传统相吻合，又象征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弘扬屈原等古代知识分子伟大的浪漫主义的爱国精神。以上两幅封面，设计者李健吾没有明确说出它们的含义。但是，李健吾选图的标准使封面设计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既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特色，也充分表明了编辑经营的苦心。同一时期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艺春秋》，单从封面设计角度来看，都没有这样的"气魄”和“慧眼”。《文艺复兴》的广告词为“水准最髙，读者最多，期刊权威，风行全国”，和“全国名家”“经常执笔”的“战后唯一巨型文艺月刊”，这不啻于一种自我定位。根据李健吾后来回忆的"上海方面出的唯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全国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等内容可知，作家们战后的欣喜心情和为民主为新生而写作的热望。在‘转折”年代。八世纪初叶，上海成为洋行开始20销售唱机和唱片，成为中国最早出现唱片和留声机的城市之一，而留声机片是何时被国人灌制并在中国被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教学工具来辅助语言教学的呢？使用留声机片作为语言教学媒介，这在中国语言教学史和教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探讨这个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的发行
经过
根据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于1920年4月发表在《中华教育界》上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一文，至少可以断定国人自制的语言留声机片的问世绝对不会晚于1920年，同时，上述文章也被作为这套留声机片的配套教材而出版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课本：》1]和《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⑺所收录。这篇文章为灌制这套国音留声机片的原因与详细过程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记录，它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相关细节如下：
“我们中国言语不统一，是大家都知道都感着痛苦的。中国的字典，有
许多字，甲音乙，乙仍音甲，虽然有反切’但是各地读音不同，仍旧切不准’查来查去，到底不知道读什么，这也是大家都知道感着痛苦的，因为这两个缘故，所以要统一国语：因为要统一国语,所以要统一语音’所以要注音字母。
现在教育部已把注音字母颁布了从今年度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要改国文为国语；三年级从十年度起,四年级从十一年度起，是国民学校完全改为国语了。高等小学是言文互用，不过读音总要照着国音。中学以上’虽然不必用语体文，然平日的言语当然要用国语，读书的字音当然要用国音。他方面且不必说，学校方面，在这几年中，一定要用全国国音了。
我于各省的方言，略微懂得些；我的读音和国音比较，相差还不甚远。去年听见各处所教注音字母的音，有不同的；更有拼起来,和国音相差甚远的。如果照这样下去，恐怕注音字母，又要随着方言变了。况且统一学校，教员有两人以上，所教的音，也有两种以上，叫学生怎样适从呢？去年秋天，我游北京天津太原济南南京等处圧版月刊里，记录编者的慧眼和功绩的恰是《文艺复兴》征正集和发表的不朽作品。除封面外，副文本还包括补白和广告等内容，限于篇幅，其他内容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在《转折年代一中国的1947》《转折的时代一40~50年代作家研究》和《1948：天地玄黄》等史学和文学著作中，抗战结束的40年代后期的几年里，是充满变数的历史和文学的转折点，20世纪许多作家的文学生涯甚至命运从此而改写，知识分子在历史在政治面前的选择显得极其复杂茫然被动或者无奈。在这一特殊时期发生发展的文学期刊《文艺复兴》也便因此而具有了生动丰富的可能性。互文性理论否认文本有
任何固定的意义，强调文本意义的流动性，而且更重视意义的生成过程，那么，《文艺复兴》的副文本，封面广告补白等，透过历史的现场将成为对文学作品文本的有益补充和拓展，成为对4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言说，将有助于重估和建构《文艺复兴》的价值。冗参考文献：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自互文性研究[恸]邵炜译，译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
【法】热拉尔’热奈特自热奈特论文集[恸]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69-77自
【1】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⑴.新文学史料口]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恸]上海：学林出版社
【2】郑振铎《文艺复兴》
【3】艾芜艾芜文集[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4】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间.上海：学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