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路径方法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从未间断的五千年历史长河的历史文物古国。代表汉字早期形式的甲骨文，世界性文明象征的青铜器，规模浩大的古代军事工程万里长城，气势恢宏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源泉和力量。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加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每一分钟都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失”，广袤的南极大陆、乞力马扎罗的雪、丽江纳西古乐、千年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
“世界遗产地的本土文化能否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取决于遗产地年轻人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这是在云南丽江的第二届欧亚世界遗产城市国际会议上，被拿出来讨论的议题。不可否认，年轻族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力军，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而如何充分调动年轻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文化旅游的兴趣，促进年轻人树立对文化遗产的正确认知态度，才是文化遗产世代得以传承的本质。
以80、90后为主的年轻一代，出生在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他们生活在网络世界的包围中，对他们而言，网络虚拟世界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数字化生存是他们持续接触的生存方式。在数字化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力量、市场的不断饱和使得竞争的局势日益紧张，碎片化的阅读时代让他们没有时间去回顾历史、思考意义，泛娱乐化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 因此，当我们将影像化、故事化、互动化的表述方式融入进数字媒体中，这才是针对年轻一代的正确打开方式。
一、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首先，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存在产业层面上的不合理。长期以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产业定位是旅游业，“院墙修起，小旗挥起，票子点起。”票务经济占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就此形成。一方面，各大景点在旅游旺季往往人山人海，甚至“到此一游”屡见不鲜，人流量趋于饱和，并没有为文化遗产的历史性展现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提供一个感同身受的环境和平台。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与所在遗产地的本土文化存在产业层面的断裂。随着游客人数的增加，减少了游客对文化遗产被当地城市文化沉淀和对当地城市面貌影响的认知。在城市规划上，文化遗产景点往往被“束之高阁”，将历史与现代割裂，传统文化无法融入到现代城市文化之中，就不能发挥其在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方面的作用。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古代皇家园林——圆明园，是世界园林建筑史的瑰宝。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曾有这样的评价：“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在20世纪80年代被放任成为自由艺术家的集聚地，“轰动”一时的圆明园画家村是历史与现代割裂的佐证。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性不仅没有得到民众的重视和自觉保护，反而被“后现代”重新解构。而重建遭破坏的文化遗产的行为，也仅仅只是企图恢复其表面特征，却不注重历史文化内涵的挽救，治标不治本。
其次，文化遗产在国际传播层面缺乏影响力。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鲜明旗帜，是我国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外国元首将著名文化遗产作为访华的第一站，足可见文化遗产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而目前不管是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管理方式，还是对传播方式的选择上，都没有很好的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传扬出去，使国外游客对中国面貌知之甚少，甚至存在某种偏见。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破败不堪的旅游景点，部分旅游管理不规范行为，让外国游客距离中国历史太远。孔子学院的“走出去”已渐渐面临很多困境，高密度的覆盖成为西方制造“文化威胁论”的由头，民间的社会抵制难以得到改善，学院内部在教师、教材、教学等方面也呈待突破。因此，文化遗产需要“活”的继承，并通过国际化渠道进行产生共鸣的传播。
二、数字传播应运而生
媒介是传播的载体，传播过程需要通过媒介才能与受众进行对话，而媒介技术往往是决定传播效果的初体验。信息时代，数字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界限，打破了文字、声音、图像等不具备的传输能力，使不同时间、空间的元素能够进行交流和发展，并形成全球共享的文化资源。从媒介发展史看传播特性的转变：传统印刷媒介时代，以纸张、报纸、书籍为主的平面媒体，给人的审美体验是单一的、线性的；电子媒介时代，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播媒介，通过对人体感官的调动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环境体验，而且“视觉转向”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如今进入全媒介时代，以网络新媒体为代表构建的数字环境下，人们的思维由“线性”转向“非线性”，审美体验由视觉、听觉的触动转变为复合与互动。
从“视觉转向”角度看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麦克卢汉的著名理论“媒介即人的延伸”成为现实，人与媒介的深度融合，促使影像化、故事化、互动化表述成为当下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方式。而数字技术为这种“视觉转向”提供了可能性。电影《圆明园》、《大明宫》等新的数字化表现形式以再现景观的方式，使视觉体验的旅游概念成为现实。而且，数字化传播的优势在于它的大容量、大数据及其多媒体平台，作为文化遗产进行存储和保护的补充，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也弥补了传统模式下所需的大量真实存储空间。数字技术不仅对文化遗产的复原与保护提供可能性，更为提升文化遗产的传播力提供平台与空间。
三、数字时代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路径方法
越来越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或正在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传统的传播方式无法再展现它们的历史风貌。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从数字信息采集、数字化复原以及产品体系构建等几个方面着手，运用故事化的传播形式，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播。
首先，利用数字信息采集、数字化复原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播。数字信息采集要进行基础研究，包括对历史文献档案的查阅与数字化保存，对老照片等图像影像的辨析。对物质文化遗产可运用3D Laser Scanning、CRP（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NDT（Non Destructive Testing）、3S（GPS、GIS、RS）技术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可以利用无人机航拍遥感技术、三维激光扫描等高科技手段记录文化遗产的现状，实现历史场景复原与虚拟再现。以百度“复活”尼泊尔为例。被称为“众神的国度”的尼泊尔遭遇地震后，多处古建筑群毁于一旦，其中12座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百度瞅准时机，协同LBS部门推出“技术+情怀+公益”的“古迹复原”行动。百度开辟了专门的图片上传渠道，以“See You Again，加德满都”为名收集全世界游客在尼泊尔拍摄的照片资料，并通过百度地图全景技术对遭到破坏的尼泊尔古迹进行数字化三维还原，助尼泊尔古迹“复活”，让还没来得及亲眼看到的用户也可以一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曾经的辉煌。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文章阅读量超6000万，共收到海内外网友上传照片42108张，而这一活动本身也已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有了更大的传播价值。
其次，构建产品体系，创造文化产业形态。如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增长点，并成为许多国家的支柱性经济产业。产业化运作历史文化遗产是对事业化运作方式的扬弃。以往的事业化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看似减小了生存压力，实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生存法则；以传统观光游览为主要产品，产品单一化，没有积极引入体验式的旅游产品，导致低层次的同质化严重。而通过开发文化遗产的周边产品、主题网站、动漫产品等贴近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产品体系，以消费者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打破事业化运作的时空限制，则能够将传播效果、传播范围最大化。数字化的方式，可以利用三维动画的塑造，形象生动的再现和解读濒临消失的文化场景和文化遗产。
最后，以“故事”为核心，诉诸“情怀”。电影《星球大战》制片人马克•拜尔斯说：“我对于电影的信念总结起来是一句娱乐业的古老名言——讲好一个故事（a good story，well told）”。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百度复原行动为例，其具备了打动人心的情感诉求，和用户深度同步，让他们参与进来，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自己的参与很有意义。将文化以“情怀”的方式表达，吸引人们主动参与到复原文化遗产这场有意义的活动中，再利用数字技术为支撑，既促使公众提升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更扩大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价值。
四、总结
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坚守。那么，如何使全社会清醒的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遗产屹立世界、代际相传，随着时代的变换，让每一代的人都参与进来就需要跟上科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数字化的保护方式就是以现代年轻人更能够接受的方式，更愿意参与的方式，更能够调动其积极性的方式，去使文化遗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文化遗产是依靠人们的代代相传得以延续下去，因而，当代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参与程度是决定文化遗产是否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的决定因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客观的技术支持，更能够贴合年轻一代对新媒体深度依赖的生活方式。如上述案例，在传播过程中运用后工业的传播形式去“表述”前工业的文化遗产，以“故事”为核心，深层次触动年轻一代的内心，能够达到最大值的传播效果。而且，“数字技术+故事化”的模式也更能够复合当代国际传播路径，使本国的文化遗产通过国际传播的大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仍有些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如传统文化的个性化、区域化，数字时代的均质化、扁平化，以及年轻一代自身理性与感性的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矛盾是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实践中去斟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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