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中的腐败问题及其当代启示

《官场现形记》作为晚清官场谴责小说的一部扛鼎之作，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百官群丑图”。探讨小说中官员的腐败问题，分析构成腐败的社会环境、体制机制、思想根源等，既能够对当今党风廉政教育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又能为探索更加完善的廉政体制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官场现形记》被鲁迅先生列为中国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全书描写官场故事三十几个，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小说中涉及的官员近百名，为人们展现了一幅活生生的晚清官场百丑图。

一、《官场现形记》中官员腐败行为分析

卖官鬻爵，权钱交易。小说第五回的何藩台，与其兄三荷包因卖官所得分赃不均失和，二人竟不顾颜面大打出手。

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小说中涉及的官场敬仪名目繁多，三节两寿、拜师到任、婚丧嫁娶都要用钱打点，其中提到的炭敬、冰敬、门敬、跟敬、贽见、别仪等都是官员贪污受贿的常见手段。

私征滥收，盘剥百姓。第三十四回的知州阎佐之借山西赈灾之名，肆意妄为、疯狂敛财，逼得太原一府百姓死净逃光。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第八回的陶子尧靠着抄来的条陈糊弄上司，挣得买办机器的肥差，后将公款挥霍一空，机器未买，还伙同他人造假合同，向山东官场索赔四万银钱。

坑蒙拐骗，唯利是图。第三十五回的何孝先办差途中遇灾民鬻儿卖女，贱价购买五十多个女孩，高价贩卖，大获其利。

昏聩无能，残暴狠毒。第二十二回的贾筱芝最怕怨鬼讨命，只要嫌犯喊冤，必定推倒重审，连累涉案众人滞留省城，当光卖绝，家破人亡。

自私麻木，为官不为。第二十九回的江南制台每日设坛打坐，扶鸾求仙，总制三省如同“卧治”。小说第四十回，夏口厅马老爷总结做官七字秘诀——“一紧、二慢、三罢休”，道尽官场的无为之风。

沽名钓誉，虚伪做作。第二十回的浙江巡抚傅理堂，上任之初力倡节俭，大小官员争穿旧衣，打扮得如同一群叫花子。这样一位“清官”，在任副钦差时借查案捞银五十多万两。

穷奢极欲，言行无度。第三十六回的湖广总督湍多欢，纳十二房姨太太，被人戏称“十二金钗”。第五十四回的候选通判梅蔚，做钦差随员出洋途中偷鸡摸狗，罔顾身份，丑态百出。

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第五十二回徐大军机的女婿尹子崇，联合小舅爷蒙骗军机，两百万两白银卖掉安徽全省的矿产给洋人，导致主权尽失。

二、《官场现形记》中腐败发生的现实原因

（一）社会外部环境因素

清末政局动荡、社会黑暗，政府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一方面，农民起义高潮迭起，清政府自顾不暇。另一方面，外国势力不断入侵，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彻底崩溃。当时官场吸食鸦片成风，“自鸦片之害兴，而官场中人沾染者，居其大半，当夫辕门听鼓，三八衙参，吐雾吞云未能畅适”。戊戌变法失败，“洋务”“新政”相继破产，一些有识之士逐渐失去了“变法图存”的希冀，找不到救国救民的出路。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衰弱于民众面前暴露无遗，面对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昏聩，大多数官员日渐绝望迷茫，乱世心态和末世情绪笼罩官场，他们整日浑浑噩噩、无心政务，升官发财成为进入仕途的唯一目的，国家兴亡、百姓命运则变得不足挂齿。

（二）官僚体制因素

清末官员选拔分正异两途。科举取士为正途，但八股取士严重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顾炎武曾评价“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通过这种途径培养选拔出的人才不通古今、不切经济、迂腐守旧，导致办事效率低下、政事难举。捐纳和保举是选拔的异途。清末大开捐门，但“此例一开，漫无限制，筹捐者多多益善，报捐者于于而来，积薪之势已成，滥竽之风大炽”。官员数量激增，鱼龙混杂，官署重叠冗杂，贪污腐败更甚。由于官多事少，政府采取分班轮委的办法，循资以进，至多年余，便要更换，以后又是茫茫无期的等待。期间，既无实缺，亦无俸禄，很多人靠借贷、典当为生，异常潦倒。候补者为委得官缺极尽手段，一旦得缺，“则捧檄色喜，自将不顾一切而惟汲汲然弥补其宦囊。宦囊一日不充，贪心一日不厌，又以当差属缺各有期限之故，益复朝取暮取，冀趁事权在手之候，作孤注一掷之博”。同时，官员考核制度很多成为具文，达不到监督目的和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上述种种导致晚清官员的政治生活更多地成为一种“贪腐生活”。

（三）思想文化因素

腐败的滋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密切相关。儒家道统思想追求“入世”，官位的高低成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和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导致君臣、上下级间政治上严密的隶属关系和等级差别及上下级间“主”与“奴”的角色、官民间“贵”与“贱”的差别。下级的政治命运完全操控于上级手中，奖惩黜陟、升降迁徙均需由上级提议或决定，上级依仗官势、玩弄权术，下级则极尽逢迎、巴结贿赂。同时，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思想也导致腐败滋生。宗法思想源于农业社会中的家庭血缘伦理关系，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基础演化来的宗法思想衍生出等级观念、专断思想、特权主义等，导致封建社会百姓与官员、臣属与上司间形成绝对服从关系，故此，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平等的和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观念，也极易出现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现象。此外，传统文化中的人治思想也催生腐败。基于性善论的儒家道统思想主张“为政以德”，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重自律、轻法治的思想试图将国家的治理寄希望于对官员和民众的思想教化。而事实上，官员的道德水准很难达到先哲期望的高度，“人治”反而成为官员追求功利的筹码，为腐败提供可趁之机。

三、《官场现形记》中腐败行为的当代启示

腐败作为一种官场或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延续性，《官场现形记》中官员的腐败行为亦不同程度反映出当今社会腐败的流弊，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留下诸多启示。

（一）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内在根本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尤其是廉政思想文化建设，由内而外、潜移默化地熏陶滋润，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形成良好的廉政修养和行为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扼杀腐败。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固有其糟粕，更有其精华，放之当代仍熠熠生辉。政府应始终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结合时代特色和社会实际，推陈出新、适时变化，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历史上的忠臣直吏、贪官蠹役典型及传统的廉、慎、公、勤等廉政文化思想都是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思想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拓展教育内容、丰富教育载体，构建雅俗共赏、普及全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文化，彻底根除腐败滋生的思想文化土壤。

（二）坚持依法治国是反腐倡廉的外在保障

中国宗法伦理社会推崇“人治”，主张德主刑辅，最终导致权力异化产生腐败。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德治无法束缚绝对权力。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个界限就是法律。法治建设与德治建设同等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以依法治国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依法执政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国水平，最终实现政治清明。一切腐败都是权力集中的必然结果，唯有依靠法治的外力加以约束，才能为权力设置绝对界限。

（三）完善体制机制是反腐倡廉的强大助力

体制机制建设对反腐倡廉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意义。结合当前我国反腐倡廉中面对的实际问题，建立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能够激发反腐倡廉建设的强大创造力、凝聚力。选人用人体制机制建设是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一环。政府应努力摆脱传统宗法观念中亲疏远近思想的桎梏，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建立严密的用人考核管理机制，进一步细化岗位责权标准，建立多层次的干部评价机制与奖惩机制，形成以能选人、公平用人、考核管人的干部选拔任用管理评价机制。同时，政府应建立更加完善严密的监督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鼓励群众监督，整合社会分散的反腐败力量，构建公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监督体系，实现全程控权、科学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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