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域下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以《再会长江》为例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在当前新闻舆论和影视作品创作过程中，加大跨文化传播能力，构建多元有效的传播体系，是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   

《再会长江》是由日籍导演竹内亮所拍摄的纪录片系列集，2022年2月18日首播上映。2011年，导演竹内亮为日本NHK拍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获得中日两国民众的关注。以此为契机，竹内亮也爱上中国，于2013年移居中国南京，与妻子赵萍创办南京和之梦公司，拍摄了《我住在这里的理由》《走近大凉山》等纪录片。《再会长江》从长江源头开始拍摄，一路拍摄长江沿岸的城市和居民的生活，与2011年拍摄的《长江天地大纪行》联动呼应，透过6300多公里的长江，反映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十年以及民众生活的变化。

日籍拍摄者身份的他者优势

跨文化传播的多重困境。跨文化传播源于文化人类学，指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相关研究始于二战之后，美国人类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所提出“文化即传播”的观点，标志着跨文化传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当今时代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仍存在着种种困境。

18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创造出语言，而创造语言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他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藩篱。”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的载体就是语言，语言也便成为了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极为重要且无法忽视的要素。不同语言代表的不仅是其所使用文字的不同，更是其背后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的差异。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文化休克和文化折扣现象在传播过程中频繁发生。其次，东西方文化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即东方更加注重集体主义而西方推崇个人主义，我国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时习惯采用比较宏大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与西方国家采用的个体角度表达不相符合。这就造成了我国所制作的对外传播的纪录片难以受到西方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跨文化传播收效甚微。以上的种种因素则导致了我国纪录片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由于文化背景的影响传播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再会长江》面向日本及国际受众，导演竹内亮在采访过程中使用普通话沟通，偶尔掺杂部分日语，旁白则选择了日语，字幕翻译采用了英语和中文双语形式。这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尽可能将语言因素带来的文化折扣降至最低。

他者优势助力跨文化传播。“他者”的观点是与“自我”相对而成的哲学概念，主要来自于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他曾提出：“他者是主体构建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是赋予主体以意义的个人或团体，其目的在于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确定其位置在何处”。后来在学者黑格尔著作《精神现象学》、萨特的凝视理论、波伏娃的“他者”理论等，都对这一理念提供了具体的阐述和讨论。在跨文化传播中，他者话语的存在会使得事物描述和情感表达显得更加客观和真实。

在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讲述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个结合”是不二法门，即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相结合，“陈情”与“说理”相结合，“自己讲”与“别人讲”相结合。竹内亮天然的“他者”身份，在“他者”视域下，立足于国际视野，采用了国家化的思维逻辑、拍摄背景，减少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隔阂与障碍，《再会长江》纪录片的中立感有所增加。同时还会使国外受众在观看前便会有一种信任感和亲切感，有利于纪录片传播过程中良好传播效果的实现。相比于外国民众对于政府和官方力量的半信半疑，竹内亮的日籍导演的身份就会带来一种他者优势。在华的日籍导演作为“他者”对中国故事进行讲述和展示，对传者与受者、“我们”与“他们”的二元角色划分进行打破，融合创新，从而实现跨文化的同频共振。《再会长江》第五集湖南洞庭湖的虾稻米种植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部分，新型现代农业采用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部分，第六集与重庆“棒棒”的交谈中，都有介绍日本相关的发展，这都为纪录片的拍摄带来一种“他者”视角。此外，竹内亮在从事中日方面纪录片如《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的拍摄时所积累的优质国内外海量粉丝，也为《再会长江》的海内外传播奠定了一定的流量基础。

跨越时空的选题倾向

时间维度的十年对照。每当进入一个城市进行拍摄时，需要选择新的主人公充当导游身份进行讲解，竹内亮倾向于选择寻找2011年《长江天地大纪行》拍摄过的人物，通过展示十年来主人公生活的变化来反映当地生活、经济的整体变迁。《再会长江》第二集主人公是香格里拉的藏族姑娘茨姆，十年前的茨姆每天靠抱着一只小羊在景点外面与游客合照谋生，对于飞机、高楼大厦等没有概念，梦想是开一家民宿。竹内亮重返香格里拉，通过问路找到茨姆，得知现在的茨姆实现自己十年前的梦想，在经营一家民宿，并将民宿与旅游业相结合发展，并期待将民宿开到拉萨。第四集主人公是云南元谋县杨芹会，14岁时的她梦想当一名女兵，经过找寻后得知25岁的杨芹会已经有5岁的儿子，在外省打工。杨芹会所在的以进噶村也因金沙江下游建设乌东德水电站进行移民安置，移民安置后的居民由放羊、务农转变为上班模式，生活发生很大改变。主人公2011年与2021年生活模式、生活状态的发展转变，从小处映照出其所在的城市十年来的经济发展。

《再会长江》与《长江天地大纪行》中对长江两岸自然风光的对照，也真切的反映出十年来长江沿岸城市的发展变化。云南泸沽湖当地政府为了不让生活污水排入湖中，将湖边客栈后退80米，并且安装自来水以保护湖水等，都体现十年来政府对于泸沽湖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同时，长江在宜昌的金沙江和岷江交汇时，其颜色变化反映了十年来当地兴修水电站对于流沙的治理作用。无论是人文发展，抑或是自然景观，十年时间流逝中可以让受众直观感受到长江沿岸城市的发展变化。

空间维度的长江全域。长江总长度为6300多公里，从青藏高原的第一滴水开始拍摄，一路拍摄经过唐古拉山镇、可可西里、玉树、直门达村、德钦县、香格里拉、长江第一湾、泸沽湖、元谋、宜昌、重庆、武汉等城市，跨越空间维度，向受众展示长江从源头、上游、中游、下游的不同特点以及在沿岸居民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在长江第一滴水的唐古拉山镇，可以看到冰川点滴融化的过程，也提及近些年来全球变暖冰川范围逐渐缩小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长江流经的泸沽湖，湖面清澈见底，也孕育了独特的中国仅存的母系氏族社会——摩梭族。云南省元谋县处于金沙江段，土壤贫瘠，人们以放羊、务农为生，生活水平较低。长江流经的大城市四川泸州，则依靠长江优质的水资源发展出酿酒企业和酒文化。同时，长江流经重庆和武汉时，成长出一定的码头文化，形成武汉特有的过早文化和重庆的棒棒职业。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往下，长江流域成为世界第三大流域，长江经济带覆盖了中国数十个城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河段的长江属性不同，成就了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

6300公里的历程中，长江各大城市的文化和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各不相同，但其沿岸居民对长江的情感眷恋是一致的。唐古拉山镇的藏族牧民索南旦真表示，“我在这里生活很舒适，我就想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生命的终点”，武汉的科技公司职员李继芳说，“我对长江的感受，就是大家对她的惯称，就像母亲河，她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四川宜昌的居民在晚饭闲暇时去江边踩凉散步，泸州的浆板兴趣团，武汉的横渡长江活动，都是长江沿岸居民对长江的眷恋和依赖。

参与式建构弱化政治属性

参与式建构的真实生活。相比于导演是纪录片中冷静客观的旁观者，参与式建构指的是导演直接参与到纪录片的拍摄活动中，以出镜者的身份与主人公进行采访互动，参与其中，并投入一定的情感和评价。一直以来，导演竹内亮的拍摄风格便是参与式拍摄，纪录片系列集《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到主人公家中做客，跟拍体验主人公的一天生活，并向受众直接表达自身感受和评价。《再会长江》同样延续了这种风格，导演竹内亮担任出镜记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直接体验摩梭族的端午节喝酒比赛、宜昌农民的自制烟卷和特色大米、泸州的浆板冲浪活动，受众跟随竹内亮的感受与经历，可以得到更加真切的想法。参与式建构可以使受众的真实感更为强烈，正如阿诺德.豪泽尔所说，“力求真实”是纪录片最核心、最基本的特点。《再会长江》的成片中，许多拍摄过程的情节被剪辑进入，如竹内亮及摄影师高原反应而想放弃拍摄活动，在寻找主人公杨芹会三天未有音信而屡次想放弃，竹内亮团队在青藏高原车辆沦陷而身陷困境等等，正是这些细节使得拍摄旅程更为真实和不易。寻找本身跨文化传播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要想让别人听得下去、听到心里去，最根本同时也是最基础的要求就是真实。

参与式构建的过程中，竹内亮作为长江沿岸城市的“他者”进行呈现和观察，带着外国网友的好奇心走在街头巷尾中，品尝着当地的地道美食，同时选择让拍摄对象—当地居民“自我”亲自表达，真切自然的向镜头中的世界讲出他们的生活与故事。在这种一来一往的交谈中，就将“他者”与“自我”完美的交融在一起，既避免了长江沿岸居民自说自话式的主观呈现，又避免了竹内亮“他者”身份带来的误解和隔阂，实现了客观呈现和主观表达的互动和结合。

他者话语的日常呈现。《再会长江》中，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呈现，竹内亮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视角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而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部分进行描绘与讲述。青藏高原藏民住在蒙古包，吃酥油茶，日常烧牛粪取暖，采用太阳能发电，以放羊养马为生的生活，对于受众来讲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感受。导演拍摄时正好赶上端午节摩梭族在湖畔聚餐的传统，吃寿司、土鸡，喝啤酒，了解独特的走婚制度，感受“女儿国”的传统习俗。到了湖南岳阳，当地发展现代新型农业，了解当地农民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利用网络资源自学使用、修理无人机，农民实现年入百万。在四川泸州体验了60度左右的原浆白酒，与当地居民共同享受四川火锅。导演竹内亮在拍摄中，善于使用视听语言呈现当地人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为受众打造一种在场感，实现深度的沉浸式体验。《再会长江》他者话语的呈现中，主要是从衣食住行的角度进行切入，削弱其中可能存在的政治属性，故事入手减少文化折扣，使得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一些国际受众喜闻乐见的日常内容。

在日常呈现中，不仅从他者的角度对日常生活进行细致刻画，而且通过自然风光之美传达出中国当地对生态的保护。在云南泸沽湖居住的拉措身着摩梭族民族服饰，在船上唱着悠扬的民歌，航拍泸沽湖的美景，镜头中透露出的美感无需用任何文字和语言进行传播，这些自然之美反映出中国对于长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传达处我国一直践行的“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环保理念。

个体视角下的共情传播

细处着眼的小人物。导演竹内亮在拍摄时强调没有台本，只有人物。《再会长江》的拍摄过程中，只定好长江流域的拍摄城市，在城市中寻找十年前《长江天地大纪行》拍摄过的主角或在微博中招募志愿导游，在主人公的带领下，围绕其日常生活进行拍摄。以人为主线进行相关的拍摄，这使得《再会长江》的主人公变得立体生动，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就是长江沿岸当地城市生活的缩影。

《再会长江》第六集拍摄中，在重庆的棒棒群体中随机跟拍一位71岁老棒棒蒋培清，棒棒蒋培清表示“我们的生活拍不得呦”，在41度的天气里，蒋师傅挑了十几包厕纸，为游客挑四五个行李箱，一件货物报酬是五元，中暑时坐在阴凉处休息。从1994年从事棒棒职业之后，养活四个孩子，为他们买房成家，“我只要能够走得动，没有病，就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在为游客运送行李箱时，与他们发生争执，被斥责是“傻农民”，在被导演问及“对这个工作有骄傲么”时，蒋师傅坦言“没什么好骄傲的。在高层人看来，老棒棒是最低贱的，就觉得棒棒是傻农民，这时候我们也就感到自己做这一行，作为没有文化的人只能这一行”。三十分钟的刻画，使得重庆的“棒棒”群体十分立体，“棒棒”作为社会底层中的一个小人物，中国人最朴素的吃苦耐劳、勤劳致富的心态和形象也成功实现跨文化传播。

以情动人的共情传播。共情传播使中国故事在跨文化传播过程转变为同频共振、凝聚共识的世界表达。共情传播是打破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壁垒，通过情感的共鸣唤起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体制对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理解。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吴飞曾提出，共情具有主体间性，“我”与他人存在“主-客”关系，倘若想要促使共情摆脱自我中心的禁锢，促进多元共存，就需要将自我“客体化”，以第三者视角进行平等、换位式对话。

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只要在跨文化传播时抓住故事中得以产生共鸣的情感，一个人的故事就能变成大家的故事。菜鸟物流司机李武只有小学学历，为了赚取支撑年迈父母和四个儿女生活的家庭费用选择常年跑青藏货运专线；藏族牧民索南旦真对于家乡的热爱，愿意一直生活在家乡直至生命终点；香格里拉藏族姑娘茨姆十年生活中民宿梦想的实现，以及在见识上海繁华城市之后对于故乡的依恋；宜宾人宋林峰对于生活在四川小城安逸生活的满足和幸福；泸州浆板教练程勇及其好友对于浆板、冲浪等活动的热爱，对酒文化的推崇。情感是实现世界各国人民互连互通的连接点，通过共情传播，人们将他人情感甚至是跨国界情感都能映照在自己身上，以情动人消弭文化差距，成功实现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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