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城址“荆南雄镇”牌坊饰铭解析

“荆南雄镇”牌坊位于唐崖土司城址的衙署区域，是唐崖土司衙署区建筑群的起始入口，明天启年间，新晋升为兵部左侍郎的朱燮元奏请熹宗皇帝朱由校，为表彰唐崖土司覃鼎率其土司军队，在平定“奢安叛乱”的过程中多次立下显赫战功而赐予的，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修立落成。“荆南雄镇”牌坊的为砂岩仿木制，三门四柱，双重屋檐，高7.3米，面阔8.4米。四柱前后都有鼓石相护，牌坊右前方遗存石狮1尊，左前方遗存拴马桩一个。牌坊上“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字铭文为世人熟知，民间调查中的得知，8个大字为熹宗皇帝朱由校御笔亲题。铭文两边镌刻了两排小字铭文，详细记录了“荆南雄镇”牌坊建造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唐崖《覃氏族谱》中记载了牌坊的由来：

蒙总制巡抚朱燮元准奏，钦依功部宣抚司使，体行参将事，恩给皇令四道，钦赐大宝十两，钦赐大方平西将军“帅府”二字，牌楼“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字，永垂万古。

“荆南雄镇”牌坊既是唐崖土司受到的封赏，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本文通过对牌坊纹饰及铭文解析，深入研究唐崖土司城址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牌坊的纹饰解析

“荆南雄镇”牌坊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信息，牌坊修立时雕刻了丰富的人物图案、传说故事及文化图饰等。牌坊有东西两面，顶部坊檐有鸱吻装饰，重檐的屋顶，檐下雕有斗拱等仿木构件，第二层屋檐有祥云造型装饰，坊匾上下雕刻有纪念性图饰和祥瑞寓意图饰，漏窗雕饰麒麟奔天图饰，漏窗上下级东西面都雕饰了包含吉祥寓意的主题图饰。坊柱抱鼓石作门鼓造型，其上雕饰了卷云纹，花草纹等图饰。重檐屋顶下的斗拱利用榫卯工艺，结合堆叠方式建构而成。

牌坊上的鸱吻兽构件为后期文物保护修复时更换过，鸱吻为龙九子，置于屋脊上既兴雨防火又是一处装饰。左右漏窗上雕刻的 “渔、樵、耕、读”[7]。作为传统文化装饰中常见的装饰题材，古人喜欢渔樵耕读，是向往闲适的田园生活，淡泊的人生境界。牌坊上的“渔樵耕读”图饰也反映出唐崖土司得到中央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牌坊漏窗为一对麒麟，诗云：“麒麟踏祥云，人间百难消。”生育民俗将麒麟视为仁宠，能为人带来子嗣。 

匾额上方的出巡图，生动刻画了“出征西蜀”的情景。这幅“出巡图”此前一直对其有众多讨论，早期将此图命名为“土王出巡”，认为其刻画的是唐崖土司在其辖地出巡的场景，且“出巡图”为中国传统纹饰中多见的纹饰图饰，但在命名过程中也对图饰的华盖纹饰产生过疑惑。

通过进一步调查推断，结合荆南雄镇牌坊作为功德牌坊修立的背景，它必然记载着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与古人立坊达意的正常思维相符合。东面匾额上方的出巡图与牌坊西面匾额下方的图案都应是描绘了当时朱燮元带领部队，前去平定奢崇明与安邦彦叛乱时的“出征西蜀”的场景，参考对照明代贡生熊昭宙写下的诗词《奉命征西蜀》：           

“帝命旌旗分蓟北，臣随鞭弭出荆南。

元戎宝盖凭雕辇，上将金鞭驾紫骖。

马饮岷江吞日色，剑光巫峡破烟岚。

此身报国休言瘁，圣主恩深恐不堪。”

牌坊上朱燮元集结各路兵马和西南土司部队，领兵出征，热血染旌旗的场景更为生动。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明后期的这一次“出征西蜀”事件大多被“奢安平叛”这一名词代替。牌坊上的两幅图饰立体还原了此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景。

   牌坊的匾额下方的图饰为“魁星踢斗”图。图饰中脚踏鳌鱼的星君为魁星，魁星脚后翘如“魁”字，执笔点定考中的人。魁星踢斗的吉祥图案和读书人信奉魁星的风俗早在宋代就有，在明、清时期大为流行。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蕴含了唐崖土司对于中原文化的尊崇。这个图饰在早期文献中定义为“鲤鱼跳龙门”或“哪吒闹海”，后经研究更改为“魁星踢斗”，但名称没有进行文献说明，特一并校正。中门匾额下，用“大象吸水”的造型作雀替，构思别致，大象吸水的造型在民间称为”明堂聚水“，一对大象寓意大财小财均为己所纳。象为摇光星散开而生成的，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在这里它既代表了一种祥瑞之意也包含了当时佛教文化在西南地区的渗透。 

“荆南雄镇”牌坊雕刻的图案都饱含着祥瑞的寓意，在“奢安叛乱”的历史背景下，唐崖土司收获钦赐大方平西将军“帅府”和功德牌坊的殊荣，在中央政权的允许下，建设了一座府衙容纳自己的属民，其中饱含了身处西南边陲的唐崖土司对当时中央国家强烈的认同，文化交流，也蕴含着唐崖土司历经“奢难”，祈愿安宁生活。 

二、牌坊的铭文解析校正

“荆南雄镇”牌坊上共记载了95个铭文，包括“荆南雄镇”，“楚蜀屏翰”8个大字和87个铭文。其中提及的“荆南”在明后期包含了荆州、澧州（常德）、岳州、襄阳、郧阳等地，“雄镇”指军事上占重要战略位置的城镇，“楚蜀”指的是楚地和蜀地，约为湖广、四川和湖南部分区域，“屏翰”是比喻国家重臣；也作屏障辅翼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背景下，唐崖土司辖地在明后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作为荆南一方土司军队之一，唐崖的军事力量是获得中央信任的。在平定“奢安叛乱”战役后，覃鼎由正六品的长官司提升至从四品的宣抚司使。

“荆南雄镇、楚蜀屏翰”两旁，还刻有两排小字，《唐崖土司城址》一书中将小字解读为：“钦差总督四川兼湖广荆岳郧襄陕汉中等府军务策授总粮饷巡抚四川等处四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乃佥郡御使朱燮元为”“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事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立天启四年正月吉旦”[]。

2013年由三峡大学民族学院编撰的《唐崖土司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中，将“荆南雄镇、楚蜀屏翰”两旁小字解读为：“钦差总督四川盖湖广荆岳郧襄陕西汉中等府军务策缓总粮饷巡抚四川等处四方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乃佥都御史朱燮元为”“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书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立天启四年正月吉旦”[]。

以上两个铭文解读字面上有细微差别，但对唐崖土司覃鼎的历史定位，产生不同的价值意义解读。

朱燮元的官职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明史·卷一百三十七》中记载了朱燮元在平定“奢安叛乱”过程中职务升授的情况：

“初，朝廷闻重庆变，即擢燮元佥都御史，巡抚四川，以杨愈懋为总兵官，而擢河南巡抚张我续总督四川、贵州、云南、湖广军。”[1]

“朝议录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总督四川及湖广荆、岳、郧、襄、陕西汉中五府军务，兼巡抚四川，而以杨述中总督贵州军务，兼制云南及湖广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续共办奢、安二贼。”

（一）朱燮元的官职

朱燮元撰写的《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中，有准确的对自己职务的记载。其中卷五、六、七、八、九为明天启三年三月、天启三年五月、天启三年十月、天启四年二月及天启四年六月的奏疏，记载的职务均为“钦差总督四川兼制湖广荆岳郧襄四府陕西汉中一府军务策应缓急督理粮饷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唐崖的“荆南雄镇”牌坊为天启四年正月修立，对照《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七和卷八，即牌坊修立前，天启三年五月朱燮元的职务,以及牌坊修立后，天启四年二月朱燮元的职务，结合牌坊小字的拓片和实物照片，可以更准确的将牌坊上朱燮元的官职铭文解读为：

“钦差总督四川兼制湖广荆岳郧襄陕西汉中等府军务策应缓急督理粮饷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朱燮元为”。

（二）覃鼎的官职

“荆南雄镇”牌坊上，唐崖12世土司覃鼎的职务目前有两种解读，一种为“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事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另一种为“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书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两种说法中仅有一个职务差别，即“都司佥事”或“都司佥书”。

《熹宗实录》中“都司佥事”作为官职记载共5处：

“以蓟镇墙子岭提调，白应时添注，贵州都司佥事”

“革狭西肃州游击管参将事，吴永胤兴武营都司佥事管游击事... ...”

“以河南都司佥事，王一麟仍升石匣营游击新推游击王业隆另议改推一麟先领蓟镇春班赴关外修筑时以推升石匣游击辽抚袁崇焕留令竣工兵部虑营将久缺因推王业隆至是工竣业隆尚未赴任辽抚袁崇焕请仍用一麟从之”

“调西南右哨巡捕参将谷应选于昌镇镇边城升山海左掖营都司佥事张世胤为蓟镇秋班游系将军”

“升延绥参将贺虎臣为洮岷副总兵五军九营游击将军朱世龙为山西偏关参将延绥游击将军李鸿嗣为固原参将宣府都司佥事彭文炳为蓟镇游击将军”

《熹宗实录》中“都司佥书”作为官职记载共568处，

另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旌沈時鳳陽人隨征入粤授永安知縣為人耿介方正剔蠧釐奸吏民懾服順治中賊攻城親冒矢石築子城固守閱三月援兵至...汪吉鳳陽人湖廣都司僉書賊黨一隻虎攻遠安總兵鄭四維遣吉往𠞰殲賊於唐旗坪遇伏起突圍不得出馬傷步戰力竭死

卷143：“馬之迅字敏仲長治人順治中授福建守備遷廣東都司僉書俱有平寇功再遷𢑴陵遊擊呉三桂反川寇集城下之迅拒守間... ...”。

卷268：“...官惟賢天啟中以都司僉書署鎮番參將事河套松山諸部來犯惟賢出擊大敗之論功進副總兵時西部頻𡻕寇邊惟賢屢挫...”。

按照《熹宗实录》的记载，官职“都司佥书”和“都司佥事”都是明代史料中有记载的官职，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中也有“都司佥书”的职务记载。“都司佥书”一职设置在明代各个都指挥使司等机构，专门统掌司事以外的副职，设置2人，掌练兵和屯田事宜。

明后期，“都司佥书”常作为“守备”和“游击”之间的升迁过渡职位，以“都司佥书”衔管守备事、游击事、参将事，能任“都司佥书”一职都是握有实权的。结合唐崖《覃氏族谱》中记载的“体行参将事”的职责，以及题款的实物照片，牌坊上覃鼎官职应为：

“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书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

三、结论

“荆南雄镇”牌坊牌匾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是明熹宗对唐崖土司的定义，蕴含着明后期的“奢安平叛”事件后，唐崖土司地位的上升和辖地受到中央重视。牌坊上朱燮元和覃鼎官职的铭文校正后，为“荆南雄镇”牌坊的价值进行符合历史的解读，在大历史背景中找寻更多可以为唐崖土司阐释工作提供佐证的史料。

“荆南雄镇”牌坊是唐崖土司城址的重要遗存要素，它详细记载了唐崖土司城址现今保留规模的由来，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唐崖土司历史重要的考证依据。它既是唐崖土司覃鼎参与平定“奢安叛乱”受到的封赏，也是“出征西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牌坊上丰富的纹饰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石刻特点，和浓重的地方工匠特色，向公众展现了唐崖土司城址所在区域明代精湛的石刻工艺，极具艺术价值，对于牌坊的纹饰解读及铭文解析校正，为唐崖土司城址面向公众的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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