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作为符号：米莱斯绘画中的社会现实与文化批判

摘 要：“身体”成为符号是后现代的观念。身体符号既是艺术家个人意识的载体，也承载着社会文化的集体记忆，成为时代特征的视觉档案。身体在美术作品中通常具有对观画者心理的引导作用，绘画者通过对人物细节的强化、符号的象征化和姿势的情感化等，与观者建立深度的情感共鸣。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这种互动不仅构建了作品的叙事层次，还反映了19世纪社会中对于女性身体的凝视和文化编码。本文通过探索米莱的作品中身体符号与情感、性别、社会身份及画面情节的互动关系，揭示米莱作品中复杂的英国社会文化内涵。

关键词：身体符号；社会文化；19世纪英国社会；情感表达

0 引言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是19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拉斐尔前派三大创始人中年龄最小且才华最杰出者。他幼年展露惊人绘画天赋，1848年与亨特、罗塞蒂创立“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主张回归文艺复兴前的自然主义与情感真实，反对学院派僵化传统。米莱斯的艺术以极致细腻的写实技法和浓郁感伤情调为核心，擅于通过自然光影与象征细节传递社会底层苦难，被评论家罗斯金誉为“光明灿烂的视觉精品”。

1 《盲女》中柔弱与无奈的表达

约翰·罗斯金在《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中写道，“画家用完全不同的眼光观察自然，他们追求的不是那些最容易模仿的事物，而是那些最值得描绘的万物。他们扬弃所有美好的真实模仿的思想，仅仅考虑如何将来自自然的印象传递给观察者。”

《盲女》的图像学分析：

米莱的《盲女》（The Blind Girl）（图1）通过对色彩的塑造展示了一种温柔的氛围，透露出雨后英国乡村的诗情画意。这幅画描绘了两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女孩，年长的盲女与年幼的同伴在雨后草地上相依，女孩周围的湿草、手风琴、风铃和勿忘我，以及她抚摸身边草的方式，都在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尽管她双目失明，但她的其他感观仍然活着。

盲女与同伴相互依偎，她们的粗布衣裙布满补丁，鞋子的笨重与勾破的裙摆都暗示了其流浪者的身份。这些细节是维多利亚时期童工与贫困阶层的典型写照，与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凋敝的社会现实呼应。而披肩上的蝴蝶是唯一鲜亮的装饰，象征着短暂的美好与渺茫的希望。蝴蝶的脆弱性与盲女的命运形成隐喻关联【1】，蝴蝶在维多利亚象征体系中常代表灵魂或转机，但其静止状态暗示了盲女被固化的命运。这一细节被评论家黄燎原解读为“绝望中的诗意”【2】。

盲女紧闭的双眼是画面最核心的身体符号，这一符号与背景中绚丽的彩虹、充满动态的飞鸟和羊群形成尖锐对比，强化了盲女静态身体的孤独感，体现拉斐尔前派“自然即真理”的理念，突出了自然之美与人类苦难的矛盾。盲女通过同伴的讲述，紧握的双手和对风琴的触感来感知世界。她仰头朝向光源的身体姿态表现出对光明的渴望，而红润的面颊则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盲女与同伴紧握的双手则构成了画面的情感纽带，象征了底层女性在困境中的相互依存。  

盲女健康的体态与残缺的感官形成矛盾，折射出社会对贫困群体“可见的不可见性”。他们虽存在于公共空间，却被主流话语刻意忽视。艺术史学者帝姆·巴林杰（Tim Barringer 1959-）认为，《盲女》通过身体符号将底层女性“他者化”，从而引发观众的道德审视，这种策略与狄更斯小说中的孤儿形象异曲同工【3】。

《盲女》的社会意义

就维多利亚时代而言，这幅画的主题具有独特的现实性，它是以一个盲人女孩为创作背景，没有像他在拉斐尔前派时期的作品中详细地描述《圣经》里的各种场景或文学背景，它展现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主题。作为一个来自现代生活的主题【4】，对盲人女孩的塑造给观众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力，它关注的是当今的一个社会问题，流浪儿童和残疾人。米莱采用了一种新颖的角度来实现叙事，在某种考虑或合并想法的过程中，从外在的自然界获得动力作用在于让理论催生其他想法的形成。他用一个故事来吸引观众，而不是像他以前那样用一个简单的人物关系或故事情节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米莱的创作中，这样的心理元素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他对现实主义的偏好仍在持续。

（二）《基督在父母家》中的家庭角色

米莱在《基督在父母家中》（Christ in the home of his parents）（图2）强调了劳动阶级和非正统女性气质作为核心主题，并通过绘画的方式来全面地传达了现实主义思想。

《基督在父母家中》的图像学分析：

画面中的少年基督站在画面中央，他的手被钉子刺伤，鲜血滴落，这一细节直接预示了他未来的受难。米莱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基督的伤口，使其不再是理想化的宗教符号，而是一个真实、脆弱的孩童。基督微微前倾，向母亲展示伤口，暗示了“人子”的人性一面，而非传统宗教画中高高在上的神性形象。他的赤脚和朴素的衣着进一步强化了“贫穷的救世主”这一概念，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形成呼应。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是反传统宗教画的优雅与宁静，她跪在基督身旁，面容憔悴，眼神充满忧虑。她弯腰、伸手触碰基督的伤口，这既表现了母性的关怀，也暗示了未来“圣母哀悼基督”的悲剧。米莱刻意削弱了圣母的神圣光环，使其更像一个真实的劳动妇女，这一选择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如查尔斯·狄更斯批评她“像一个卑劣透顶的法国餐馆里的歌舞女招待”【5】。圣母左侧的圣约瑟则被描绘成一个年迈的木匠，他的肌肉线条清晰，双手粗糙，显示出长期体力劳动的痕迹。他弯腰检查木架，这象征着“木匠之子”的世俗身份，同时也隐喻基督未来的十字架。米莱通过约瑟的身体语言，将宗教叙事与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挑战了当时英国社会对神圣家族的固有想象。画面左侧的施洗约翰手持一盆水，象征着未来的洗礼。他微微前倾，专注地观察基督的伤口，这暗示了他作为“基督先驱”的角色。米莱通过约翰的身体语言，将宗教预言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使这一形象既具有象征性，又不失真实感。满地的木屑、工具和未完成的木架象征着基督未来的十字架，同时也强化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现实。

除开人物身体符号之外，门外挤着的羊象征着“神的羔羊”，但关于它们——据说都是从屠夫那里借来的，进一步模糊了神圣与世俗的界限。画作中的场景包括梯子、鸽子、一群羊、红色的仙人掌花，这类象征符号在题材方面既有对中世纪绘画象征符号的继承，又有对古典神话传统的挖掘。总体来讲中世纪绘画中的象征符号在维多利亚时代多是约定俗成的公共象征，含义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更甚者认为：羊圈里的羊是被教会约束的忠实信徒，而木匠的长凳上有一扇门，这一事实可能是指《圣经》中的文字：“我就是门，任何人只要从我进来，就必得救。【6】”

《基督在父母家中》的社会影响：

当时的匿名媒体声称，米莱对年轻的耶稣及其家人丑陋的描绘是亵渎神明，是高级艺术的可憎之物。所以仅仅相隔一年，年轻的米莱就从神童的身份跌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最臭名昭著的艺术家之一。米莱在画《基督在父母家》的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了公众的恐惧，印刷媒体上的许多对这幅画评论也都表达了这种恐惧。这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现代性受到世俗文化、天主教徒的宗教宽容、工业和科学进步、阶级财富的转移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威胁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主义的敏感性。

宗教和世俗之间的辩证从来都不是清晰的，米莱选择了这个题材来表现自已的创作意图，创作了一个和传统宗教画中不一样的圣母和圣子的形象。玛丽亚跪在地上正在安慰一个手掌受伤的男孩。米莱将神圣的家族描绘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且他们都显示出倭病的早期状态【7】。画面中的贫困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为这个人物组合注入了社会和心理的现实主义，这一切都突出了“耶稣似乎只是一个平凡之人”这个核心理念。米莱利用这种对符号的寓意，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无声的反击。

《游侠骑士》不同社会角色身体符号的对比分析

在约翰·埃弗里特·米莱的艺术创作中，《游侠骑士》（Knight-Errant）（图3）并非其广为人知的作品，这幅作品描绘了月光下的一位穿着盔甲的骑士正在解救被绑在树上的裸体女人，周围的环境，包括森林、城堡或战场，与人物身体形成对比或呼应，强化了叙事氛围。《游侠骑士》是一个至今仍被大量复制的形象，成为骑士精神的典型写照。

《游侠骑士》背后的故事：

这是米莱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画女性裸体，他对这个故事采取了自然的表现方式。但他对画中的人物姿态的处理在当时的评论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关于这幅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女人身体的处理上。有批评者声称，画中的女性在遭受性侵犯后缺乏羞耻心，她必须为袭击者的任何不当行为负责，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耻辱感一一本质上，她看起来不够有罪，不足以成为受害者。

米莱的小儿子曾分享，“米莱最初描绘了那个被抢劫的、剥光衣服的、痛苦捆绑的女士正在看着观众。我清楚地记得这幅画挂在克伦威尔广场客厅墙的位置。但不久他便得出结论，如果她的头转过去，这个美丽的人物将会看起来更含蓄。因此米莱把画拿下来，又重新画了一遍，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8】”迫于大量的负面评论和售卖的困难，米莱不得不对这幅画进行修改。《游侠骑士》的X光照射显示，女人的头部和躯干最初是转向骑士的，他们之间建立着眼神交流。后来米莱还是选择重新绘制了女人的姿势，修改成女人羞愧转身并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悔恨。

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已由披着贵族外衣的资产阶级掌权，他们在艺术审美趣味上依然延续之前贵族的传统古典式审美。对于他们来说，最初版本的《游侠骑土》在表现上过于直接，两个主角之间的互动太过“失雅”，打破了当时的人们欣赏画作的观看惯例，并不符合特定阶层的审美。当米莱做了合乎“常理”的修改之后，女人回头的含蓄姿态也就成为了如同披在贵族身上的得体外衣。

《游侠骑士》的图像学分析：

画中骑士的身体呈现紧绷的直立姿势，右手紧握剑正在砍断绳子，左手尝试松开绳子。这种姿势融合了骑士精神与宗教殉道者的双重象征，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对男性气质的理想化想象。而女性角色的身体则呈现出柔和的S形曲线，头部后仰，目光低垂，双手试图挣脱却无力对抗。这种姿势既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脆弱性”的审美标准，也暗示了宗教冲突中个体的被动性。米莱通过女性的身体语言强调当时的英国社会对女性情感与身体的规训。骑士直立的身躯象征了权威与稳定，而女性弯曲的身体与倾斜的地面形成动态的不平衡感，暗示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压迫。

画面背景的围墙与密集的植物构成封闭空间，限制人物行动自由。这种环境设计呼应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规范对个人的束缚，符合“女性困境”的刻画。米莱的作品通过身体语言再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性别分工：男性作为公共领域的行动者，女性则被限制在私密情感领域。这一观点在《游侠骑士》中尤为明显。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米莱斯《盲女》、《基督在父母家》及《游侠骑士》等作品的分析，揭示了“身体”在其艺术中作为核心符号的多重意义。这些身体细节——从《盲女》紧闭的双眼与流浪者衣着，《基督在父母家》中劳动者化的神圣家族躯体，到《游侠骑士》中被修改的女性姿态——远非单纯写实。它们承载着深刻的情感表达、社会身份标识以及对时代现实的批判。

米莱斯以精湛的技艺，将身体塑造为连接个体苦难与社会结构的视觉纽带。其作品中的身体符号，既是拉斐尔前派理念与个人现实主义转向的体现，更是解码维多利亚时代复杂文化焦虑与权力关系的“视觉档案”，深刻印证了身体作为社会文化载体的强大力量。

文章来源：《新美域》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