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作品及其人文主义理想

要透彻的了解莎士比亚在近代中国的接受中遭受了如何错位和变异的文化过滤，首先，有必要对他的作品及其背后所蕴藏的人文主义理想来一个通盘的梳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活动从1590年开始，到1612年结束，前后23年。他的作品包括37部剧本、两篇长诗和一部十四行诗集。根据他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发展情况，一般可分为如下三个时期。［３］

第一时期，从1590年到1600年，这是莎士比亚从思想到艺术逐渐成熟，并且取得初步成就的时期，也有人根据莎士比亚写作体裁上的特点，把这一时期称为历史剧、喜剧时期。当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极盛时期，英国社会表面上呈现出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思想比较单纯，他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被社会表面的繁荣景象所鼓舞，对现实抱乐观的态度，他相信社会矛盾可以在开明王权的统治下得到解决，人文主义的理想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因而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基调是明朗的乐观的

莎士比亚在1590年至1600年之间写了9部英国历史题材的剧本，希望通过历史剧的创作来总结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这些剧作主要从16世纪英国历史学家荷林西德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和爱德华·霍尔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贵家族的联合》中选材，包括13世纪到15世纪的史实，主要是在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并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主要是借历史题材来表现作者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也就是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的思想。莎士比亚认为，封建贵族之间的纠纷，特别是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混战，是造成国家民族长期战乱的祸根，他主张在英明强大的君主统治下，建立严格的等级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各守本分，建立起一个秩序井然的王国，这样就能消除封建混战，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亨利四世》上篇和下篇(1597)是莎士比亚最好的历史剧。剧中谴责封建贵族的叛乱，肯定亨利王平定暴乱、统一国家的功绩。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民心向背往往是上层人物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但是，作者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暴力，在剧中，人民运动常常被写成一种盲动的力量，成为少数野心家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还写过10部喜剧。这些喜剧的基本主题是爱情和友谊，描写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自由与各种封建偏见、封建意识与自私欺骗的行为所进行的斗争。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矛盾冲突并不尖锐，常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得到解决。结局是皆大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莎士比亚的喜剧主要是歌颂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是一种抒情性的浪漫喜剧。主要作品有《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莎土比亚在他创作的第一时期很少写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是他早期剧作中比较出名的一部反封建的爱情悲剧。人文主义的爱情理想和封建观念、封建势力之间形成悲剧性的冲突，剧中综合地出现了历史剧中常见的谴责封建纷争的主题和喜剧中常见的歌颂理想的爱情与友谊的主题。这是一个悲剧，但全剧充满着浓郁的抒情诗的色彩，包含有大量的喜剧因素。

1600到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阶段，也是创作的黄金时代，题材以悲剧为主。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同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伊丽莎白末年，封建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了，伊丽莎自死后，形势更急转直下，詹姆士一世即位后，实行专制统治，横征暴敛，封建割据势力又重新抬头，对外关系方面与英国的海上劲敌西班牙妥协。这些措施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新兴资产阶级反对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找不到依靠的力量和适当的方法，显现出了怀疑、彷徨的态度。莎±比亚这一时期的创作正是反映了这种时代特征。早期创作中的那种明朗、乐观的基调被悲愤、阴郁的情调所代替；早先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歌颂转变为对现实的严峻批判以及对人生的理性思索。他从大量写历史剧、喜剧，转为主要写悲剧，所以也有莎士比亚悲剧主要描写了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与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写理想的幻灭。这些悲剧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典型形象和精湛的戏剧技巧，登上了世界剧坛的顶峰，也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精华。在这些悲剧作品中，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社会的恶势力之间的矛盾构成戏剧冲突的基础，剧本表现出严峻的社会批判倾向。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合称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专制君主制的态度已有变化，他在早期创作中拥护专制制度，但是随着现实中的王权越来越趋向反动，莎士比亚也看到了君主制本身的弊病，从《哈姆莱特》开始，他写了一系列王位上的罪人，在《麦克白》中更是从权势对于善良人性起腐蚀作用的角度。对君主制度本身表示了怀疑。除了“四大悲剧”以外，莎士比亚在第二时期还写了其他一些悲剧作品，像《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雅典的泰门》等，基本思想与“四大悲剧”是一脉相承的，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是，越到后来，剧中的悲观厌世的思想越加严重，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了顶点。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很少写喜剧，只是在1602年到1603年之间写过三部作品，即《特洛依勒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届》和《一报还一报》。这几部喜剧与他早期喜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剧情的发展几乎是悲剧性的，只是在剧的最后，莎士比亚按照传统的习惯写了——个大团圆的结局。

1608年后，莎士比亚的创作进入第三个时期。这时，他又恢复了人文主义理想的信念，重新探索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幻想以调和的乌托邦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实现理想。同时，专制王朝的反动统治日益森严，再写那种揭露性批判性很强的悲剧作品已经不大可能。所以1608年后，莎土比亚不再写悲剧而写了一系列传奇剧：《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在这些剧本中主人公先遭难后幸福，解决矛盾的办法往往是一些偶然的因素，甚至是魔法的力量，使敌对的双方互相宽恕，互相和解，最后达到了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