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中国能寻觅到适宜生长的土壤，但是近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过程是相当曲折的，其身份也经历了从由传奇作家到争议人物再到现实主义大师的升降与沉浮。在一次又一次的阐释与争鸣中，莎士比亚由表面走向内在，由疑问走向神圣，由通俗走向经典。纵观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接受者在接受外来文化与文学时总是根据现实需要或自我需要而去挖掘那些被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我们接受一切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基本原则。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文化过滤现象无处不在。“价值与意义一样，都不内在于事物本身。只有靠我们的信念的强度，靠在通过行动征服或维护这些事物时所投注的热切程度，这些事物才获得价值与意义”…。

对外来文学作品的接受一般可以归纳为两种倾向：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与学术探究层面的接受。而从莎士比亚这一个案在近代中国的实际接受情况看，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倾向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莎士比亚命运的每一次变迁，可以说都是这种社会政治诉求左右的结果。莎土比亚的名字开始频繁地被介绍过来，主要是清末民初的事．这正是“戊戌政变”(1898)前后的时期，当时崇尚西学和倡议译书的风气有如风起云涌，梁启超等人更主张翻译外国政治小说，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推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学术体系的转型，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和社会的文明转化。他敏锐地感到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发挥“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的作用，可以激励国民的政治思想和爱国精神。［５］而在此背景下所翻译的《吟边燕语》和《澥外奇谈》作为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莎翁作品的全译本，其书名和其中的篇名具有渲染奇异、神怪的倾向，给莎士比亚烙上了传奇作家的身份。译者林纾在《吟边燕语》译序中还介绍到：莎士比亚“立意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是一个深受西方人喜爱的“好言神怪”的传奇作家。林纾对莎氏并不准确的译介为莎士比亚罩上了一层神秘、离奇、怪诞的色彩。让当时不少接受者认为莎士比亚就是一个传奇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林纾翻译《吟边燕语》，也有其现实政治动机的一面。他在译序中感叹道，“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坦然不以为病也；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6］言外之意就是，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尚且推崇“思想之旧，神怪之托”的莎士比亚，而当时一些维新之士却只言维新而鄙薄自身传统是不可取的。这里隐含了林纾维护传统的立场，同时借莎士比亚表达了对维新派全盘维新的不满。

莎士比亚被边缘、遭排斥同样也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诉求有关系。后来顽固守旧的林纾遭到了众多“五四”新文学家们的批判，他译介的莎士比亚自然也就不受人待见。一方面的原因是林纾坚持采用被胡适形容为“半死的文字”文言文来译介外来文学，更重要的是其翻译倾向及其所秉承的译介理念与“五四”时期所追求的表现人生、反映社会要求的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理念格格不入。例如他把《威尼斯商人》译为《肉券》、《罗密欧与朱丽叶》译为《铸情》；《李尔王》为《女变》，《《哈姆雷特》译为《鬼诏》等，“表面看这不过是标题的变化，细看却带有中国旧式小说(如鸳鸯蝴蝶小说)的痕迹，是取悦市民心理、供其消闲的旧文学观的延伸，把外国文学作为娱乐品对待”。［7］因此，在破旧立新、反对传统、张扬文学革命思想的环境下，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以古代传奇作家身份被林纾等人错位的译介，自然也就成了远离现实需要、渲染神怪刺激、旨在消遣娱乐的旧文学传统的代表而受到后来不少人的轻视。

如果说晚清时期把莎士比亚看作海外传奇式的人物并用中国传统方式来理解莎士比亚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伊始，莎士比亚则逐步以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身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种变化的产生也与鲜明的政治功用性脱不了干系。主要原因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莎评传入中国。中国学人通过对马克思莎评的翻译和对苏联莎评的译介知道了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态度。例如，马克思提出戏剧“必须更加莎士比亚化”，甚至用莎剧来比附无产阶级革命，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正如莎翁《雅典的泰门》一剧中对金钱的揭露与批判一样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其次，译介莎士比亚“被提到关系国家荣辱的高度，成为民族能力的标志”。早在1934年，鲁迅曾在文化论战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而中国当时竞还没有一种外国作家的全集”。朱生豪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文振就曾评价说三十年代对莎翁作品的翻译及推介除了个人兴趣等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是重要的动力。”于是，莎士比亚又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

可见，从政治信念与政治功用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倾向决定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选择与态度；而现实需要与民族自尊心又促使一些民族精英痛感，翻译不翻译莎士比亚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是否愿意接受和喜欢外来作家的问题，而是已经变成一个极为敏感的是否愿意与日本相抗衡、显示民族自信心和精神能力的政治问题。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遂引发了这个时期翻译、评论莎士比亚的一次热潮，莎士比亚成为毫无争议的极具价值的伟大现实主义戏剧家。

综上所述，鲜明的社会政治诉求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文化过滤已然成为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一个主流倾向和价值标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取代了‘文学’成为对外文学关系的基本诉求。这一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源于近代以来中国曲折坎坷的社会历史境遇，给饱经忧患且久受“文以载道”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赋予了文学以新民、振兴国家的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结论

历史地看，以鲜明的社会政治诉求为主旨，对外来文学进行文化过滤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特别是当社会处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时候，这种以政治诉求为主基调的文化过滤就显得更为强烈，更为直接。然而，从辩证的角度，我们必须注意到，过于使文学服从现实，以现实需要对外来文学进行粗暴过滤，外来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价值与艺术魅力自然会受到损伤，势必造成对文学认识上的某种偏差，从而限制、妨碍人们对文学本质的全面认知，不利于开放与多元研究空间的自由拓展。受特定历史环境的制约，近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较多地从现实和政治的角度，对莎翁作品中所体现的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伦理观等思想内容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基于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取舍，而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除现实主义意义以外其他方面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独到的研究，致使许多重要信息受到遮蔽。

因此检视近现代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对于在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背景下，频频与异域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我们提升价值坚守意识，培养我们跨文化接受的成熟心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新时代背景下全球化的加剧，新媒介艺术的涌现呼唤我们以更冷静的思考、更专业的研究、更大众化的欣赏、更多元的选择来接受外来文化与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

[2]吴辉．影像莎士比亚：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23

[3]童一秋.世界十大文豪：莎士比亚. [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79-87

[4]韦伯．学术与政治．[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4

[5]李伟昉．梁实秋莎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2

[6]林纾．吟边燕语·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