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芙美子与林海音的女性意识之比较

摘要：中日两位女作家林芙美子和林海音都以女性世界为主要表现内容，用女性特有的感觉来书写女性的真实处境，展现了来自不同国家、时代的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共同关注。但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接受的文化思想的不同，她们的女性意识也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林芙美子主要是对平民女性悲苦命运的探讨，对男权社会及文化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与反抗；而林海音则透过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不幸命运，也流露出对男权社会及文化的批判，但却对以男权为核心的崇尚人伦和谐的文化传统也表示赞同，批判力度不及林芙美子。

关键词：林芙美子；林海音；女性意识

日本近代女作家林芙美子(1903—1951)与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1918—2001）的作品，都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描写女性不幸的命运。她们用各自的生命体验叙写传统父权社会文化下女性的真实处境，也对女性的生存之路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但由于家庭、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以及所在社会制度的不同，两人的女性意识也呈现出不同之处。本文拟从与母亲的关系、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对父权社会及文化的态度三个方面来分析与比较两位作家的女性意识。

一、与母亲的关系

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与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度、时代，但作品中都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而她们女性意识的形成都与各自的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

林芙美子在短短48年的人生之中却历经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她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是一个货郎的私生女，过着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流浪生活。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下，为生存下去,母亲一生中先后与四个男人的不幸婚姻经历，使林芙美子认为女人的悲剧都是因为不幸的婚姻。母亲一生的贫穷、困顿与痛苦以及她自身的“流浪”生活，使林芙美子开始试图为女性寻找一条生存之路。不幸的遭遇，让成为作家的她感觉“只有写作才是一天中最充实且最有成就感的，写作会使自己忘记被恋人抛弃的痛苦往事，也能让自己暂时摆脱眼前贫苦艰难的现实生活。”[1](P159)

明治维新后日本女性文学的诞生，唤醒了林芙美子的女性意识。1930 年她发表《放浪记》，以此登上日本文坛。之后又发表了诸如《杜鹃》、《恶斗》、《鱼贝》等类似题材的作品，展现平民女性在金钱至上的社会下一个个不幸的命运，后又凭借《晚菊》获得了第三界女性文学奖。她著名的长篇小说《浮云》也同样展现了日本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困境。作品完稿三个月后，林芙美子去世。纵观其一生的创作，母亲的悲苦命运是她最终踏上女性文学之路的源头。

比林芙美子晚了约15年，闻名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也与母亲有着很深的渊源。林海音出身于一个颇具影响的台湾书香门第之家，而“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三从四德的女性，她识字不多，但美丽且极其聪明，脾气好，开朗，热心，与人无争，不抱怨，勤勉，整洁。”[2](P185)林海音在母爱的包围下不断成长，虽然父亲不幸早逝，但是“一直到我成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太感觉做孤儿的悲哀，而是因为母亲，她事事依从我们，从不摆出一副苦相……”[2](P186)因此，在这种母爱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林海音虽然善感，但却真诚乐观、宽容大度。对于勤劳坚强、忍厚负重又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的敬重，使得林海音在自己的小说中经常会描写到母女关系，并流露出对含辛茹苦抚养子女长大的母亲们的敬仰和感激之情。如长篇小说《晓云》中的母亲在丈夫逝去后，为能够专心照顾体弱多病的女儿而忍痛割爱不再婚。《春风》中的吕静文七岁丧父后，母亲不仅不辞辛劳独自抚育子女长大，还培养吕静文上了大学……总之，林海音笔下的母亲形象就是受到自己那位吃苦耐劳、具有奉献牺牲精神的母亲影响，饱含着贤妻良母的女性对丈夫和子女的任劳任怨和尽心尽责，有着传统家庭思想和儒家“仁爱”精神的烙印。

二、对女性形象的刻画

作为女性作家，无论是日本的林芙美子还是中国的林海音，她们都从女性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出发，以两性关系为视角，剖析情感的方方面面以呈现女性的真实状态。但由于各自家庭环境、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得她们在探究女性命运的作品中所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也各有不同，甚至呈现出两立的姿态。

（一）、“家庭外”与“家庭内”的不同女性形象

林芙美子在流浪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因此，她的小说多是描写社会底层的女性形象，并且这些底层女性大多是走出家庭的“家庭外”的女人，呈现出“娼妓”、“流浪”、“怨恨”等这些特质。如《晚菊》中的阿欣是一个为解决男性生理欲望需求的艺妓，坚持“不婚”，是个“家庭外”的女性，并以“色女”标榜自我形象，一生都活在“娼妓”这一个性别角色之中，但阿欣虽为艺妓却不贬低自己，对男性不是阿谀谄媚，而是要摆出自己的女性姿态。当阿欣昔日的恋人来找她借钱时，阿欣不是按照日本传统女性的“温柔”、“服从”来讨好男人，而是“对于眼前这个无赖的醉鬼，连赏给他一分钱也不甘心。把钱给那些陌生人也比给他强。”[3](P132)同样，《浮云》的女主人公雪子为逃避做“家庭内”的女人，离家出走，历经数次漂泊，为的是追求自由的生活，寻找自己的精神乐园。虽然经历了生活的贫困、爱情的背叛，但她宁可出卖身体做情妇，做美国人的性对象，也不回到“家庭内”做男性期望的“贤妻良母”。她也是一个具有“娼妇”性质的女性。林芙美子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成功地塑造了非传统的“家庭外”女性形象。若从男性的观点来看，《晚菊》中的艺妓阿欣与《浮云》中的雪子都是不洁的，不遵守忠贞妇道的。

而出身名门的林海音，在大家族中的所接触的多是传统“家庭内”的女性，因而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以此为原型。此外，“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妇女生活，一直是我所关怀的，我觉得在那时代，虽然许多妇女跳过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跳过来，这就会产生许多因时代转型的故事，所以我常以此时代为背景写小说。”[4](P348)因而，林海音小说中的主角大多是“仍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跳过来”的家庭妇女，这些女性从小就受到“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约束，往往具有隐忍、勤劳、温柔、顺从的美德。这与林芙美子笔下具有“娼妇”性质的女性形象大大不同。林海音小说绝大多数是以家庭为中心，如《金鲤鱼的百裥裙》中，当许太太自己无法为许家传宗接代时，就主动为丈夫纳了小妾，以此来显示作为大太太的宽容、贤惠与大度。还有《烛》中的启福太太明白丈夫迟早会纳妾，就主动将秋姑娘留了下来等等，这些旧式的家庭妇女在婚姻的枷锁下隐忍、顺从，固步自封，从未有冲出家庭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和冲动；此外，林海音笔下的另一类知识女性形象，如《迟开的杜鹃》中的“单身贵族”亚芳，一开始拒绝婚嫁，而孤寂失落的单身日子让她觉得“近代的女性高唱妇女解放，却明明是给自己再加上一道箍，她们既离不开家庭，又舍不得放弃那点新女性的自尊，生活在矛盾的思想里，憋得透不过气来。”[5](P217)，终于不再犹疑不决，喊出了“我要结婚”，宣告了现代知识女性对家庭的一次主动回归。她们虽然受到五四时期“娜拉”的影响，有了走出家庭，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意识，但最终还是回归家庭之中。

（二）、女性命运呈现一致性

两位作家虽然塑造了分属家庭“内”、“外”的不同女性形象，但作品无一例外地都以女性特有的话语呈现出共同的女性主题，如实展现女性的悲苦命运。

林芙美子的《浮云》中，雪子为了追求自由、独立，独自到东京求学，在遭遇伊庭的污辱之后，没有依附于他，而是努力摆脱伊庭，只身前往越南西贡工作。在西贡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有妇之夫富冈。但当战争结束后两人先后回到日本，雪子遭到了富冈的冷落，但雪子依旧一如既往爱着富冈，结果她的真心换来的却是爱情的背叛，最后困顿的富冈来找雪子借钱时，雪子对他的爱情又再次被点燃。她偷走了伊庭的巨款，渴望和情人一起奔赴屋久岛，结果却在途中患病惨死。雪子为了自由恋爱，敢于反抗传统，背离传统的道德，投入到有妇之夫的怀抱，充当“第三者”，这样的爱情注定只能是一瞬间的存在，当面对社会现实时必然会破灭。她的悲剧是必然的。

像雪子这个“家庭外”的女性，摆脱不了悲剧命运，那么是否固守传统，做“贤妻良母”的“家庭天使”就能拥有美好的结局吗？中国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给出了答案。

林海音的小说，“几乎都以妇女的婚姻悲剧为题材。……是探讨中国妇女婚姻问题的形象纪录。”[6]，全面展示了中国女性无法摆脱“不幸命运”的真实处境。传统的旧式妇女，尽管隐忍、顺从，却也在婚姻的苦海中逆来顺受，在苦难面前苦苦挣扎，无法摆脱自身命运。如《烛》中的启福太太，“自从启福收了秋姑娘以后，她就再也不到他们房间里去，虽然近在眼前。她有身份，也不屑于去。”[7](P360)，而实际上已沦为弃妇的她，一方面要装出正室的宽容、大度，以奉妇德之名，另一方面又要忍受无法排遣的空虚寂寞和仇恨嫉妒，于是通过装病来引起丈夫的关注，但最终却真的瘫痪在床，导致了她从三十多岁开始，就要忍受无边的孤苦人生。而林海音笔下的知识女性，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有了自觉的主体意识，敢于追求自尊和价值，但也“无一例外地在情感和生活的河流中沉浮、挣扎”，“无疑是一群被社会侮辱、损害和吞噬的受虐者”,[8]在婚姻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无法找到平衡点，只能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苦苦挣扎。如《春风》中的吕静文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女校长，事业的成功让她实现了女性的个人价值，但牢不可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认定女人只属于家庭。而吕静文对事业的过于热心使她忽视家庭，导致了丈夫与其他的女人“建立家庭”并生下了孩子，但却为守住婚姻，收养了那个“第三者”的孩子，看似完整的结局，但作为一个女性的悲苦命运也显而易见。

三、对父权社会及文化的态度

日本和中国因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同为女性作家的林芙美子和林海音对导致女性不幸命运的父权社会及文化的态度也有不同。

与日本相比，中国进入父权制国家的时间相对较早，因此父权制度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日本。“男权制根深蒂固，是一个社会常数，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中，无论是阶层或阶级制度，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制度。它也充斥于所有主要的宗教中。另外，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域，男权制也表现出多样性。”[9](P32-34)此外，与中国相比，日本女性受到父权文化的束缚是小于中国女性的。而中国封建礼教下的父权制度太过长久，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中，中国女性所受的“环境”奴役也不像日本那样容易摆脱。因此，林芙美子笔下的女性更为大胆，而林海音笔下的女性则因为强大的男权文化阻力，而较为孱弱、隐忍。相对应的，两位作家对父权社会及文化的批判力度也有不同。

 林芙美子在作品中对日本的父权社会及文化进行了猛烈地反抗与批判。如《晚菊》中的阿欣，不愿意成为父权社会下的“家庭天使”，她的艺妓身份就使她不会以妻子的身份在家庭之中服务男性（丈夫），“这些年来无论是哪个男人来访，阿欣也从来不给他们准备吃的，不像有的人那样在桌子上摆满丰盛的菜肴，亲自下厨房做几个拿手菜，来讨男人的欢心。对此，阿欣是从来也没想过的，因为她对当一名家庭主妇是毫无兴趣的”。[3]阿欣彻底拒绝了家庭主妇的生活，拒绝了“一种徒有其表却无抱负和热情的平庸，一种周而复始重复着的漫无目的的日子，一种渐渐走向死亡却不问及其目的的生命”[10](P511)。此外，阿欣在反抗父权社会赋予女人的“妻性”时，也反抗了女人的另一标志性属性——“母性”。小说中写到，“有人劝她抱养一个女儿，说到了晚年也会愉快些，不过她不想过那种负有义务的晚年，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过着独身生活，她这样做自有其道理。”[3](P118)阿欣放弃了自古以来父权社会对女性“母性”的设定，她明确表示不想走入家庭履行养育孩子的义务，她不愿意接受这种男权社会规定的女性应该怎么做，于是她说道：“唉!反正我这朵花还得开下去，一个人过也许还更舒心些呢!”也许，对她而言，一个人总归不受男性束缚，没有孩子，更为自由，在小说最后，阿欣将昔日恋人的照片扔进火里烧毁了，也彻底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与眷恋。林芙美子的女性意识通过艺妓阿欣这个“家庭外”女人得以充分彰显，对父权社会及文化进行了有力地反抗与颠覆。

另外，还有《浮云》中的雪子，为摆脱父权社会为女性设立的固定的“贤妻良母”生活模式，从家中出走，期望成为独立、自由的职业女性，为了爱情，她甘愿介入富冈的家庭成为“第三者”，这与父权社会的道德规范大相径庭。雪子在追求独立女性的自由路上，即使落魄也拒绝再回到“家庭内”。林芙美子对雪子这个“第三者”女性的不幸给予了同情与怜惜，与林海音对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晓云》中的晓云）行为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

林芙美子通过阿欣、雪子这一类女性形象展现父权社会下女性的真实处境，以此来批判父权社会与文化，但并没有为女性的命运寻找到一条出路。而林海音笔下的女性囿于家庭内部，她们对自己的悲哀总是持隐忍的态度，没有林芙美子笔下女性的大胆与反叛。而出身大家庭的林海音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也使得她自然对父权社会文化的批判力度不及林芙美子。

另外，对于作品中的知识女性，林海音没有让其主人公毅然地与传统角色告别，也没有让其积极行动争取女性解放，只是让她们压抑自己并且通过合理化这种压抑来换取暂时的自由。林海音为女性找到的出路，依然是与男性组建新家庭，即知书达礼的女主人以其所受到的全部新式教育去更好地履行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职责，如《我们的爸》中母亲与酗酒豪赌的丈夫的离婚和再婚都是为了子女，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母亲的选择，是男权社会文化对女人“母性”角色的设置使然。《春风》中成功女性吕静文最终容忍丈夫的婚外恋，并收养丈夫情人的女儿，开始了与丈夫、“女儿”一家三口的“平静”生活。这些新女性虽都接受着新式教育，但在最后却都以一种隐忍的态度、从属的姿态回归到传统但实际“名存实亡”家庭之中,林海音很少给婚姻中的女性以完满的家庭，相反流露的是不能拥有圆满婚姻的悲凉和哀伤，并且因此对男权文化所规定的传统女性角色表现出难以割舍的亲和和容忍姿态。

通过林芙美子与林海音的作品，我们了解到女性的灵魂被父权社会与文化所扼杀，女性作为“人”的特质被淹没，女性在父权社会举步维艰。虽然两位作家书写的女性都受到了父权社会的压迫，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把妇女层层压住，她们很难从几千年的父权文化中突围出去，只能默默忍受了却此生，所以林海音笔下的女性，不同于阿欣、雪子这一类敢于大胆反抗父权社会的女性，而是选择回归家庭，即便曾经走出去，反抗社会的不公，但还是会找到新的“家”做贤妻良母。

林芙美子与林海音，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度却同样洞悉女性关注女性命运的女作家，塑造了众多女性悲剧，其悲剧根源就在于父权社会及文化对女性的奴役和压迫。但是两位女作家面对现实世界女性的求生艰辛也只能矛盾无奈，因为“当一种制度没有给生存者提供任何目标，或阻止他达到任何目标，或不许他取得胜利时，他的超越性就会徒劳地陷过去，就是说，重新陷入内在性。”[10](P293)，饱含着对女性人生命运和女性弱点的反思。

参考文献：

[1]今井泰子.近代女性文学[M]．东京：楼掘社，1987．

[2]林海音.家住书坊边·旧时三女子[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3]徐秉洁.日本小说l[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4]林海音.林海音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5]傅光明.林海音作品精编[C]．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6]应凤凰.五十年代台湾女性作家[J]．社会科学战线，1994(3)．

[7]林海音.林海音作品精编·烛[M].桂林：漓江人民出版社，2004．

[8]傅光明.林海音的文学世界[EB/OL]．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l/Dec／82744．htm．

[9]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00．

[10]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