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媒体形象建构与现实重塑

 2008年年仅28岁的张辉升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副厅级)，成为山东最年轻的“厅官”，2011年被平调为济宁市市中区委书记，开始主政一方，两次任职均引发网络热议；2009年年仅29岁的周森锋就任湖北宜城市长，成为中国“最年轻市长”，2011年任湖北神农架林区区长，成为中国“最年轻区长”（副厅级），再次惊爆网民眼球。2008年以来网络密集曝光了一大批上台执政的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以及广泛质疑。

80后领导干部媒体形象以及官员的流动真实状况，对于我们了解当下中国权力分布状况以及未来执政预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受网络媒体误导，产生对于中国未来执政预期的片面印象，甚至是错误预期，广泛质疑政府官员执政的合法性，对中国执政权力产生信任危机，这将是对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毁灭性打击。

    一、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媒体整体形象之实证研究

为准确、完整把握80后领导干部的真实状况，我们利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80后官员”，将媒体报道的有名有姓、有基本信息报道的80后领导干部进行仔细甄别，剔除模糊报道的无效样本，共获得86个有效样本，设置了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位分布、行政级别、正副职等相关变量，参考父辈资源利用、身份特征、是否破格等因素，利用SPSS分析软件对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整体媒体形象进行实证分析。

1、女性80后领导干部撑起半边天，性别刻板印象明显

从性别上看，男性80后领导干部占59.3%，女性80后领导干部占40.7%。男性80后领导干部的比例占有优势，女性领导干部数量上相对弱势，但也占到四成之多。当然这组比例数字不能完全体现女性领导干部在我国权力结构中的现实，尤其是女性在重要岗位或者说决策性岗位所占比例离联合国女性在国会或议会参政比例不低于30％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从性别与正副职交叉分类表可以看出，与男性比较，女性正职明显低于男性（16:23）。就女性而言，承担副职的女性领导干部要高于承担正职的人数（19:16）。从领导核心层方面来看，80后女性领导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明显。今后，选拔担任正职的女性领导干部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以便使更多女性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承担更大的执政责任，而不应是男性领导者的“装饰”，或者成为一些“执政花瓶”。

过度女性性别特征渲染，是网络媒体对女性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媒体宣传的一大特色。对于女性官员的报道，“80后”、“美女”、“最年轻”是三大社会标签。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美女副县长李梅，80后美女副市长郑晓燕，湖北“最美女常委”范阳等，无不带有“美女”的标签，而湖北江陵县县长王玲玲则冠以“最年轻女县长”，五眼泉镇镇长牟阳则以“最年轻女镇长”相称。新闻媒体在炒作80后女性领导干部时，无不以“年轻”、“美女”等女性性别特征字眼来刺激受众的眼球，从而在大众面前树立80后女性领导干部的偏向形象，花瓶形象，而非德、勤、能全优的正面形象。

2、受教育程度以本科为主，研究生学历比重有所增加

从教育程度上看，80后领导干部大学本科占50%，是80后领导干部学历的主体，硕士学历者占31.4%，博士学历者占10.5%，研究生学历者占总体的41.9%。因此，80后领导干部的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学历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生高学历人才比重将会呈现进一步增长态势。2009年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针对80后领导干部的调研报告也认为，中央国家机关的“80后”干部“学历较高。”这份调研报告的结论与本研究所获得结论基本一致，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学历以本科为主，研究生学历比重有所增加，而非“高学历”水准。

3、职位分布以共青团各级别书记副书记为主，正副县长副局长职务不容忽视

从职务分布来看（这里的职务分布只涉及到职务名称，不涉及职务所代表的行政级别），担任共青团各级别书记副书记的人数达到35人，占全部总体的40.7%，是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任职的主要阵地，县长副县长17人，占总体的19.8%，副局长人数为10人，占总体的11.6%。

就行政级别而言，80后领导干部中副厅级干部有13位，占总体的15.1%，处级干部有21位，占总体的24.4%，副处级干部31位，占总体的36.0%，副科级干部13人，占总体的15.1%。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80后领导干部中，处级、副科级干部（占总体的60.4%）才是目前80后领导干部的主要行政级别分布。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中，以副级居多，有些职位虽是“副局长”，但实际行政级别仅为副科级，由此可见，目前执政的80后领导干部仍然职务较低，形成了机关基层的基础性力量，而非网络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手握大权，位高权重，主政一方”的政府“大员”之表面印象。

4、身份因素依然坚挺，破格提拔争议最大

   中国已经步入现代社会，身份对于公民向上社会流动的限制性较传统社会大大弱化，但其影响力仍然存在。在86位80后领导干部中，除去64位未明身份外，有8名“选调生”，4位“村官”，10位写明“挂职”经历。

中组部于2000年、2012年相继出台《关于做好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通知》。从这两个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的选调生或村官身份，将成为80后领导干部日后短期内快速提拔重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准。当然“挂职”锻炼也是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快速上位时特别强调的一种社会身份。通过挂职身份的强调，突出了80后领导干部提拔重用时的“基层经历”及实干精神，为其快速上台执政提供实力上的合法性。

    政府有关部门在回应社会质疑时，有9位80后领导干部使用了“破格”，其中包括了湖北神农架林区区长周森锋、馆陶县县长闫宁、五眼泉镇镇长牟阳等九人。目前关于官员破格提拔任用的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清晰的、规范的制度体系。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破格提拔政策，但在具体操作时随意性较大，难免出现借破格提拔之名行出格提拔之实。这才是中国民众对于80后领导干部快速、密集上位最为担忧的事情。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年轻化’和‘破格’提拔成为很多地方违规提拔干部的借口，‘破格’成了不遵循规则。”[1]

    综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关于80后领导干部的网络群体形象：男多女略少，女性干部撑起“半边天”；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以本科为主，研究生学历者将大幅上升；共青团干部占主导，职位多居副职，县级、副局长职位比重较大；就行政级别而言，处级干部成为中坚力量，副厅级和副科级分布均衡，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身份因素依然坚挺，破格提拔社会争议最大。

二、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媒体形象与媒体建构

     民众对于80后领导干部的媒体印象主要是基于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营造出的“信息镜像”。媒体炒作经过新闻选择后的新闻事例，给我们造成一种媒体错觉，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都“过于年轻，学历很高，升迁速度过快，官二代，有背景有后台，位高权重，主政一方。”事实是，年轻不是问题关键，年轻是因为国家政策要求所致；学历也不是很高，以本科为主，近几年研究生学历才有所上升，是“学历较高”；也并非大多“官二代”，很多80后领导干部被证实没有很深的家庭背景和后台；也不都是位高权重主政一方的“大员”，而是副职居多，共青团干部占多数，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占主体，由此形成中国权力体系的中间力量。

那么传媒是如何建构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群体媒体形象的呢？我们运用社会建构理论来进行分析。

建构主义认为，人们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不断构建着新的现实世界。在此社会建构过程，符号参与意义建构的全部过程并成为建构的主要手段。网络媒体具体通过以下几条路径来构建80后领导干部媒体形象：1、刻意炒作“80后”这个社会标签，营造一种80后领导干部过于年轻的媒介印象。不管是29岁湖北宜城市长周森锋， 28岁山东“最牛厅官”张辉，还是23岁当上副局长的王然等等，媒体无疑是拿“年龄小”作为噱头以此吸引受众眼球。由于过于年轻，势必会牵扯出他们背后是否存在“背景”以及“后台”的广泛质疑，媒体在年龄问题上做足了文章。2、过度渲染女性性别特征，营造一种上台“潜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新闻报道量较多的80后女性领导干部中，新闻媒体无不冠以“美女”，像美女副市长董海涛，美女副县长李梅，湖北“最美女常委”范阳等，媒体过度渲染这些女性领导干部的性别特征，而非其执政能力，给民众造成一种美女领导干部上台背后必有“潜规则”的印象，或者造成一种“执政花瓶”的思维惯性。3、凸显和回避两手报道策略，人为增大了某些个案的社会争议度。80后领导干部有名有姓的有近90之多，但实际上反复炒作的个案仅有张辉、周森锋、闫宁、牟阳、董海涛、李梅、孙靓靓、刘婷婷、王然、范洁等十几个，其余的仅有基本简介，并无大量新闻报道，这样就造成了某些个案的特征过于凸显，而另外一些个案的特征被隐藏，社会争议被人为扩大化。作为副厅级80后干部的周森锋被大量报道，从“学历门”到“背景门”、“打伞门”、“论文抄袭门”、“香烟门”、“程序门”、“夫人门”，无不被挖了个底朝天。而同样是副厅级80后干部的郭文杰、周密、贾琳、王正儒、汤瑞、杨元飞等人的报道少了很多。

一句话，新闻传媒利用自己手中的话语霸权，使用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自言自语”地建构出一幅并不太真实的关于80后领导干部的媒体画像，从而将80后领导干部社会问题化。

   三、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媒体形象之现实重塑

面对社会广泛质疑，重塑媒体形象将成为80后领导干部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现实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未来国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政府、当事者个人、新闻媒体以及全社会各方的密切配合方能有效解决。

1、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介入，正面回应质疑，增强政府公信力

面对社会广泛质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主动介入事件，用确凿的证据来回应社会质疑，而不是被动应付，更不能保持沉默。作为被提拔干部的任用方，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向社会澄清疑点，以满足民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应有的知情权、接近权及监督权。如果一味藏着掖着，反而会激起社会更大的质疑与批评，从而使政府陷入更大被动。面对社会对于馆陶县县长闫宁的质疑，邯郸市委组织部“属于正常破格提拔”无法稀释社会的质疑，馆陶县回应一句“县长的简历是机密，不便对外公开”更会激起民众的更深层质疑。闫宁任职三个月后因“健康原因”辞职可能会间接证实了政府在破格提拔上的猫腻所在。我们要肯定质疑的合理性，它是推动干部合理合法流动的正能量，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助推器。因此，必须正本清源。

2、当事人应具备危机公关能力，充分行使自己的反论权

处于事件漩涡之中的当事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危机公关能力，面对社会质疑，不应该选择回避，一味地沉默，而应该充分行使自己的媒体反论权。我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是社会质疑的权利来源。与此同时，宪法同样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当事人在政府有关方面无法对民众解释清楚之时，应该充分行使自己合法的媒介反论权。年仅29岁的周森锋当选湖北省宜城市市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国内多家媒体齐聚襄樊，试图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周森锋以“不想成为新闻人物”婉拒。对于“论文抄袭门”，襄樊市委组织部表示“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对其研究生论文进行考察，周森锋也未对此做出应有的公开回应而是选择保持沉默。这将是周森锋本人未来仕途升迁上无法回避的一块“硬伤”。

3、政府及当事人要努力学习媒体知识，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素质

当今社会，大众媒体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对人们的工作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入。在这种形势下，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将成为80后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领导干部不能只着眼于干好本职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己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既是领导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政府形象的极好展示。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特别强调，党政领导干部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转变思想，找准定位，要切实转变官僚作风，把人民公仆意识落到实处，要善于倾听媒体或民众意见，切不可利用公权动辄打压、封杀媒体。面对民众质疑，甚至是批评，应该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次面对媒体出言应谨慎，用词准确明白无误，切勿大放厥词，说出各种“雷人之语”。作为国家领导干部代表的是政府，而非公民个体，一旦出言不逊，不仅有损领导个人形象，因此丢官罢职，同时也会对政府形象有所损毁。第三，应对媒体要注意把握时机，面对危机，应迅速果断有效应对，万不可推诿责任贻误处置的最佳时机。

4、新闻媒体应承担应有的媒体社会责任，减少新闻过度炒作

80后领导干部问题化的形成，媒体应负首要责任。新闻炒作是新闻媒体报道的惯用手法。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为了提高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而进行适当的新闻炒作，我们要坚决反对的是过度新闻炒作，过度发掘新闻事实的枝节，而偏离新闻价值的主干，营造出一种虚假的信息环境，误导社会舆论，激化社会矛盾。媒体的社会责任论认为，媒体既享有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把党的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摆在首要位置。唱响国家时代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将主要精力用在过度炒作一些社会负面新闻。2009年10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的讲话为媒体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简言之，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媒体形象问题，它不应该仅仅被当作是当政者个人形象问题，它事关领导干部整体形象，事关政府的整体形象。80后领导干部媒体形象的好坏与否，事关中国民众对于中国未来执政力量的执政预期，将对中国未来永续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凤凰网.媒体盘点18名“火箭提拔”官员：6成家属为官员[Z].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5/13/25217815_0.shtml?_newshao123,2013年5月13日.

[2]吴晓林.聚焦80后官员：局部现象与群体特点.中国青年研究,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