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战争，人性——《红高粱》中战争叙述的人性超越（文学论文）

    假如说战争是一架大车，车上坐着“我爷爷”和“我奶奶”等英烈，历史与传奇则成为这架车的两个轮子，而真实则理所当然的成为链接这两个轮子的核心轴承，而“我”则成了这架大车的车夫。追求、肯定完美“人性”则是我前进的动力和奋斗目标。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红高粱》，是非常恰当的。通过“我”处理与把握他们之间相辅相依的微妙关系，使之顺利前行，与此同时也是“我”对“人性”在战争中彰显与超越的完美阐释。

一、游走于历史本真与传奇之间的战争叙述

    莫言说：“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②在《红高粱》里，作者借用传奇确定“我爷爷”和“我奶奶”英雄角色的同时，也确定了故事发生的环境，“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③作者把高密东北乡一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作为“我爷爷”和“我奶奶”等上演传奇与故事的舞台。再加上作者从历史的传奇中发掘出丰厚的文学创作资源，且从这些传奇中获得创作灵感，这样一场游离于历史和传奇，战争与爱情之间的大戏便鸣锣开演了。

    诚然，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而莫言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原则也是强调真实性。《红高粱》站在历史本真的高度上，从客观事实出发，从传奇故事入手，塑造了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叙述了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同时也力争去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对当时的历史真实也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从而对战争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红高粱系列》所描写的那场击毙日军中将的伏击战，确有其事，史籍有载。这场战斗发生在1938年农历三月十六日，隶属国民政府地方管辖的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组织军民400余人，在高密县沙河公路孙家口村利用青纱桥及周围的地形，伏击了由平度返回胶州的日军车队，毙敌 39 名，击毙日军中将中岗弥高，并缴获各种枪支50余支，子弹1万多发，同时并有10余名伪军被俘。此役一举震动了胶东半岛”。④莫言也说“《红高梁》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们邻村。起初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在村头小桥上打了一场伏击战，击毁了日本人一辆汽车，歼灭了日本一个小队”⑤ 因此，《红高粱》拥有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再加上那位“我”走访的，在那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讲述传奇老太太的耳濡目染，亲身经历。还有“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佚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人，用铁锨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俱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⑥在这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加上“我”主观情感的融入及精细入微地大胆的描写与刻画，才把战争的残酷与战争造成的毁灭与伤害表现的淋漓尽致。

    《红高粱》在坚持从客观历史真实出发的同时，也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写出了战争对人的悲惨迫害，给人以浓重的逼真感。罗汉大爷的死是悲惨的，对“活剥人皮”的描写与刻画，也是非常细致入微的，无不感到痛苦真实的存在。战争残害着人的生命，也异化和扭曲了“人性”。罗汉大爷被剥成肉核，王文义的腹部被子弹打成一个透明的大窟窿，王文义妻子被子弹打破头颅后四溅的脑浆，“我奶奶”被子弹打穿胸脯后，汹涌窜出的血等等。这些场面是如此血腥、冷峻、恐怖和惊骇，令人倒吸凉气、刻骨铭心。这些超出我们情感承受力的酷烈描写，却从另一面揭示出战争的真实本质，也更好显示出战争历史的严峻和悲伤。在这里，没有更多的场面的描写，在通过对人物的悲惨命运的经心刻画的同时，让读者重新来审视历史中的战争，也让读者对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对人的心灵与肉体造成的伤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如果说战争是一架大车，历史与传奇是这架车的两个轮子，而真实则成为链接两个轮子的核心轴承，传奇本是历史，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也是传奇，只有处理好了轮子与轴的关系，这架车才能正常运作。在《红高粱》里，作者在借用传奇叙述战争的同时，力争去追求战争与历史的真实，这样不仅把握和处理好了传奇战争与历史战争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也开启了战争文学的新格局。对此，有前者评价说“莫言的战争小说,标志着战争文学的视角回到了战争本身,恢复了一场战争的历史本来面目,战争文学的视点亦返归于自然状态中的人和人的特定的文化原生态环境,预示着战争文学已突入到一个新的纪元。”⑦ 

二、富具“人性”的传奇英雄

    英雄是战争的主要角色，在战争的发展及进程中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⑧在作品里，关于“我爷爷”和“我奶奶”以及罗汉大爷，冷麻子等抗战故事的叙述，始终笼罩在浓重的传奇性色彩里。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战争传奇。正是由于这种传奇色彩的建立，对传奇英雄形象的刻画以及传奇与战争的真实叙述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爷爷”原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他身强体壮做了低贱卑微的轿夫。在一次抬轿中由于看到“我奶奶”玲珑的小脚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并为了“我奶奶”杀人放火，沦为强盗、土匪。在后来伏击日军的战争中他英勇抗敌、不怕牺牲获得胜利。“我奶奶”人面桃花、秀丽丰满，却被迫嫁给染了麻风病的单扁郎。后来她大胆反抗与“我爷爷”相爱并接手经营酒坊，独当一面，撑起天半边。最后牺牲在给抗日群众送饼的路上，而这一担沉重的饼，给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也成了“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

    在英雄形象的刻画上，作者从“人性”出发，大力肯定、歌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巧妙地结合历史传奇，形象地刻画了“我爷爷”、“我奶奶”等一系列具有独特个性的英雄形象。他们向往自由，充满原始野性，“我爷爷”和“我奶奶”之间的爱情，展现的是一种原始的爱恨情仇，他们不顾伦理，超越道德，在高粱地里放纵“野合”，而“野合”正是他们反对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更是他们对长期被压抑和摧残的“人性”的呼唤。“我爷爷”沦为土匪, 不是为了谋财, 也不是想夺权, 而仅仅是为了生活, 为了保护“我奶奶”，而不得不选择这条路。而这条充满鲜血与牺牲的路，也是“我爷爷”反抗强权暴力，追求人生自由的完美见证。在后来的反抗战争中，“我爷爷” 并非出自传统战争文学作品中歌颂的民族大义，而是率领他的那支零乱不整、缺衣少枪、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的小队伍，出没于高粱地，顽强的与鬼子斗争。“我奶奶”也积极参战，最后也光荣牺牲。虽然付出惨重代价，但表现出“我爷爷”等不屈的英雄气节和顽强的生存意识。正因为他们难以忍受日军的屠害与残忍，欺辱与压制，才自觉奋起报复与反抗。因此，读者在感受他们顽强的生命抗争与汹涌激情的同时，更能感觉到他们无畏地抗日英雄气概。通过战争，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并不是那些崇高的字眼，而是他们“生”之欲望被压抑，为了“生”的渴求而进行的反抗。

     “我爷爷”既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抗日英雄，“我奶奶”既是抗日英雄，又是民族妇女解放的典范。作者在刻画传奇英雄个性的同时，更注重了英雄形象的全面性，注重把英雄放在战争中，而不是凸显战争中的英雄。这样，英雄就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使之自身去演绎、讲述自己的传奇，并在肯定他们生存价值同时，让生命得以彰显，人性得以升华，更能使读者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传奇“英雄”的真面貌。

三、对“人性”的探索与肯定

    在我们以往所接触的抗战文学中，其战争叙述模式可描述为:歌颂民族抗战的正义和积极性,重点叙述战争的进程,再现某一具体的战役、战斗,歌颂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赞美他们的英勇无畏和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精神，其结果都是千篇一律的牺牲和胜利。与此同时,也谴责敌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揭露敌人的暴行。这些作品在当时起到鼓舞士气、激励人们的战斗热情和胜利信心的积极作用。如《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等,都属这一类。但是“战争文学如果不单描写战争过程,而能通过这一过程写出其对人的命运、生存状态、精神走向等的深刻影响,让我们从中听到人性的阐述,看到灵魂的历险,它便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的文学”。优秀的战争文学,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⑨在《红高粱》里，通过“我”对战争的理解与把握,从而描绘了在这个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方式,在还原历史与战争本来面貌的同时，又流露出“我”对战争的理性思考和对战争中所体现的“人性”的回归与超越。

    正是这一群由于国难家仇而走上抗日救亡的战场的农民，虽然他们已经卷入到历史和战争的洪流之中，但他们却不懂政治,也不懂得他们所投身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当他们生存的土地和基本的做人尊严重受到侵害，他们的生活无法正常继续下去，他们忍无可忍才开始反击和慷慨激昂的牺牲，他们是自发的，不是在“伟光正”精神的领导启发下才想到的，他们为基本的生存而战。

    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也是生命延续最基本的保障。在一定的环境里，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抗争，从而展现出原始的生命欲望。在老太太讲述的传奇里，日本鬼子强迫人们修路干活，杀人放火，抢夺财产，在锅里拉屎，盆里撒尿。说到罗汉大爷为了我家的骡子而遭“活剥人皮”。在此，恕我不能重复活剥人皮的血型与残忍。罗汉大爷惨遭酷杀，为了给罗汉大爷报仇，“我奶奶”联合余司令和冷支队，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再说用杀猪刀把罗汉大爷零割活剥了的孙五，也是无辜的。他在日本鬼子的胁迫下，活剥了罗汉大爷，为了生存，一时的软弱与服从后，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发疯。这看似荒谬，可细细读来，却又几分怜悯与同情。在战争中，为了生存，人们在压抑与无奈中，往往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盲目的服从命令，而做出一些不能自已的行为。通过对孙五反常行为及悲惨命运的刻画，更能说明战争导致了人的行为的荒唐与无法理解，也揭示了战争残酷的本质与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与迫害。

   “我奶奶”临终前的一番心灵自白，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感悟、理解、追问，并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⑩她怀揣一把剪刀，反抗非人的境遇，与“我爷爷”野合，使原始的生命欲望完美展现，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她从一个柔弱女子，变成一位“完成了自己生命解放”的女杰。最后，由于战争 “我奶奶”生命的历史，也是人性的形成和发展史。同时，也是《红高粱》探索人性，肯定人性的主旨的完美升华。

  在《红高粱》里，“我”借用战争以及像海一样的高粱地的天然屏障，去讲述“我”知道的传奇与故事，流露出“我”主观的情感与认识。但对 “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风流传奇以及他们的功过是非交给历史与读者去评论吧。“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作者把对传奇与历史的思考上升到“人性”的高度。

    历史、传奇、战争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传奇不是真实的历史，却能影响“历史”的建构；战争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今天我们所谈及的“战争”，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也包含了传奇的因素。而在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应该从“人性”的高度予以观照。《红高粱》在描画战争的同时，也使生命和“人性”得到了充分展现，表现出战争中人们普遍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把“我”对“人性”的理解与把握推向更深的层次。文学本是人学，必然要表现人的生命、情感和生存。优秀的战争文学也应该如此。因此《红高粱》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和赞许，同时也体现了莫言对“人性美”的文学观的肯定和超越。 

注释：

①②⑤莫言：《关于<红高梁>的写作情况》，《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③⑥⑧⑩11莫言：《红高粱》，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第13页，第11页，第77页，第2页。

④ 丛书莹，李淑芳，《高密孙家口伏击战》，《齐鲁晚报》，2012年8 月9日 。

⑦罗关德：《战争文学的叙述视角》，《三明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⑨黄修己：《对“战争文学”的反思》，《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2]张志忠.莫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叶开.莫言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4]莫言．聆听宇宙的歌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