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周颂》与《九歌》的差异及原因——文学论文

    《诗经》与《楚辞》是我国诗歌史的源头，都对远古时代祭祀活动有所记载。《诗经》采贵族乐音与各地民声，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楚辞》“信鬼神，好淫祠”，巫风神话盛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周颂》重现了西周初以周王室为主祭的祭神拜祖场面，而《九歌》则是战国时期由屈原在楚祠民间歌舞乐的基础之上所制。两个不同时代地域文化的文学产物，必然会存在突出相异之处。通过祭祀对象、内容、情感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在同以祭神为主题的祭祀活动中，《周颂》《九歌》分别呈现出了理性的现实性和感性的浪漫情怀。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脉络和风格特点，可以追溯到周楚两地不同的社会意识和文化习俗中去。

一、《周颂》与《九歌》的祭祀对象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早在殷商时代祭祀就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凡决策主事皆要问卜请示“鬼神”。西周在这一宗法思想上有了继续发展。《周颂》当中除祭天神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篇目记载周人“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尤其以祭祀先人、赞美祖先最为突出，所祭祖先主要有文、武、成、康等。此时周人对祖先与神明已经分而论之，不再神秘化，或颂扬祖先生前功德、祈求祖先佑护，如“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清庙》）；或天子诸侯自述勤政、上报社稷，如“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有成命》）等。

    南楚同样继承了中原地区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传统，包括对山川、河流、日月等物的崇拜。纵观《九歌》诸篇，鲜少有关于南楚统治者及其先人的歌颂。从《东皇太一》、《云中君》到《山鬼》、《礼魂》，有关自然神的送迎贯穿了南楚祭礼的整个过程。其中，除《国殇》祭人鬼外，其余篇目的祭礼对象皆为掌管山川河流等的自然之神。从性质上可分为“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和“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两类，每一个篇目名称即为所祭之神，并且细化到了目之所及的各个自然形态中去。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文化，统治者皆恪守尊祖、奉祖。这种意识与行为早已经由一种王室祭礼深入到民间，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礼教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在先秦，祖先崇拜是维系宗族稳定的心理依赖，实际上“是以抹煞宗族成员的自主性，强化宗族整体的虚幻性，导致宗族首领的全面独裁统治为实现步骤的”①。在殷人看来，祖先以神灵的面貌出现，出于血缘而保佑和谴告后代的言行。祖先的神化打通了生人与死者的虚幻世界，而在现实中掌握沟通天人的权力的正是今王，这就为宗法制度寻的了干政、发展的前提。因而在西周时期，表达祖先崇拜的宗教祭祀活动往往呈现出宗法与政治的合一性。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殷商时代鲜明浓烈的宗族祖先崇拜观念的延继。常金仓认为祖先崇拜来自于政治因素的制约。在中国，以家族为核心的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往往不是出于氏族选举，而是通过武力获得。在此前提下，统治者必然需要“美大王”以感激和纪念祖先的功绩。周朝的祖先崇拜不仅是周王室感激颂扬先人功德的表现，更是将祖先上升为黎民心中精神护佑者高度的一种行为，以达到竖立周王室受昊天之命的至高无上性继而巩固政治的目的。

    无论是西周还是南楚，都继承和吸收了殷商时代的宗族祖先崇拜观念。反观《九歌》大篇幅的神灵颂歌，却并不是南楚文化不重视对祖先的崇拜。首先，楚国自古位处江汉流域，自身孕育着百越、苗蛮、氐羌、巴蜀等诸多原始文化。时至战国，楚国为占地辽阔的大国，中原和地域文化的杂糅已然造就了楚文化独有的巫鬼繁盛、“民神同位”的特点，有其地域性和特殊性。因而《九歌》“多为把山川薮泽、日月星体拟人化，不仅神具有人性，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人也可以具有神性”②。这是庄严的西周祭祀所无法比拟的。其次，春秋之前鲜少有楚国宗庙的相关记载，武王即位后，楚国才有十分系统和完整的宗族祖先崇拜活动，如《左传》、《礼记》等记载了楚王“示武功”、“告成事”、祭祖、告娶妻、问“主社稷”等史实。以上属于以政治、军事等为目的先王崇拜或宗族祖先崇拜，强调决策或活动的郑重性和严肃性，是与殷周的中原文化相磨合的结果。但《九歌》乃“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显然并不是出于这种目的和级别的祭拜活动，自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祖先参预。

二、《周颂》与《九歌》的祭祀内容

    “颂”曾被指出最切近于“诗”概念的本意，即被之金竹，用载歌载舞的方式颂祷叙功。从祭祀具体内容上看《周颂》以称颂上帝、歌颂祖先功德、祈求保佑国土子民构成了祝词的基本内容。其语言“约而尽”，多是直接赞美祭祀对象，如用“穆”、“显”等词赞言天神的美德，用“骏”、“德”等称颂祖先的伟绩。周人还将十分重视的农事生产编入颂词中，特别是“秋报社稷”的《载芟》《良耜》两首祝词，“元日祈谷于上帝”，详细描述了从耕种的过程到丰收的喜悦，末尾说明了从古自有这种籍田礼仪。《臣工》和《噫嘻》则用于致戒农人无误农事各司其职。另外，我们还能够找到关于周人祭祀仪式和所用物品的描绘。“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有瞽》），“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我将》），盲人奏乐助祭，周人献牛羊鱼谷等为祭品，这些都是对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和实际人物的记载，是实录而非想象或比喻。

    《九歌》则呈现出另一番生动热闹的面貌，祭祀程序经迎神到来、请神享祀及送神而去，场面宏大、气氛热烈。仪式上仍由巫来主持，并男巫、女巫分唱不同的祭歌。在这里，诸神细化到分管不同事物的自然神，又根据这些自然神的特点，以香草美人的模式衬托出神明的高洁，并赋予了诸神不同的外在形象。“东皇太一”太阳神有着青云衣白霓裳的丰神俊朗，更有箭射天狼的勇武干练。《山鬼》所描绘的山神女，不仅有宜笑窈窕、惹人怜惜的身体外貌，还披香戴芳、车兽相从，极述山神女的高贵纯洁与美好。各篇目往往还带有一定的故事性，使得祝词充满了趣味性和表演性。如《湘夫人》表现了湘君思恋湘夫人，却在久候未至中品尝了百感交集，宛如人间男女苦恋之涩。

    《中国美学史》提到，北方神话在发展上不及南方，主要是出于北方早于南方进入阶级社会。周初礼乐制度初建，“周公制礼作乐”融合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主要是淡化礼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民族色彩，强调行‘礼’仪式中人事的成分，赋予礼仪以‘德’的抽象内涵，从而使礼仪更具象征性，抽象性，使礼成为周人以德政操持政治的机炳”③。实质上，制礼作乐的系统化和制度化根本上在于适应周人的统治。因而《周颂》中没有《九歌》那样浓烈而多彩的巫神欢娱的气息，而是突出了“以德配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事。范文澜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诗经》是‘史官文化’，《楚辞》属于‘巫官’文化”。周代较早进入阶级社会，已经由“史”取代了“巫”。周朝祭祀是官方既定的礼制仪式，含有更甚于南楚的较鲜明的宗法等级观念。《周颂》正是反映了周朝祭祀活动是由统治者和诸侯为主祭的官方行为，已经比较正式化且趋于礼的较严肃的仪式。

    相较《周颂》的严谨正式，《九歌》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自由奔放，更贴近于原始神话。楚地民间巫风《九歌》与夏启《九歌》古乐章有相同和相通之处，都属于原始性宗教歌舞性质，因而《九歌》来源与古夏和古楚巫风娱神的原始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周颂》所记录的祭祀场面已明显趋于史官主持和录载于史的特点，因而较为理性。而《九歌》整个祝词内容由巫、觋演唱，说明了原始巫风仍旧盛行于楚，也证明了在南楚巫的地位仍旧较高的事实，使得《九歌》呈现出感性文学的优美与浪漫。

三、《周颂》与《九歌》的情感内涵

    周人重农，臻于现实，因而《周颂》用字严谨，反映的是周人上至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最朴实和现实的愿望。其祝词遵循着一定的礼法规定和祭祀规则，鲜有对祭祀对象具体形象的刻画和比喻，字里行间充满了保国安民的积极意识，不断竖立着一种严肃而不容怀疑的、带有正面而积极意义的、放大美化式的神祇崇拜。

    周人对神祖的敬畏之情首先必然出于周代宗法等级严格划分的观念，是对天神祖先象征着皇权甚至高于皇权、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认可。神明和祖先应当具有自己的意志，而不包含凡人主观所具有的丰富情绪，同时，由于祖宗先王也曾存在于现实世界，过多的形象虚构包装也显得不合时宜和缺乏尊敬。在这个前提下，简单明确而有直接指向性的神祖形象更符合祭祀活动的政治需要。其次，修海林在《周代雅乐审美观》中谈到，周代制礼作乐规范了社会成员的行为，但礼仪制度通过诗乐舞蹈使人们产生了审美意识，而审美意识伴随着教化意识，实现了制礼作乐的文化功能。天人谐和的愉悦造就了审美的快乐。可以说，《周颂》中所蕴含的情感正面积极、具有肃穆不折的阳刚之气，这其中有出于教化的考量。可以说《周颂》极大程度上的削弱了对神明的丰富想象,强化了神明崇拜，而南楚其祠则保留了更多的神话色彩。

    《九歌》里，各方神明则以带有凡人的特征的形象出现。古人云荆楚南音多悲风，南楚“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辞章句》）。“乐”不及“告”之正式肃穆，却拉近了神人之距离，充满了神人交融的自由和热烈的情感。他们不仅有威武高大或柔美高贵的外表，还被赋予了丰富的人间情绪。楚地不甚森严的等级宗法观念，弱化了祭祀的政治功用性，且更看重全民性崇拜精神的巩固和地域性文化传承。由于《九歌》缺乏强烈的政治目的的支撑，祭祀活动的兴盛和延续必然要求仪式的趣味性与大众性、要求内容情节通俗浅近，以满足民众心底的情感认同。因而《九歌》能够把神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接迎到凡人身边去，反映人间的爱恨情绪。“‘娱太一’固然是八神表演的目的，但兼以娱人，也是在目的之中。这就与后世的所谓社戏、赛神会一样，同时也在满足着参加祭典者，观众的文娱要求。”④在南楚的神话意识里，神不是一个个干瘪的片面性的想象，他们贴近于凡人的思维与生活，是鲜明而宛在眼前的。

    《诗经》《楚辞》两部经典所特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在《周颂》与《九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周朝继殷而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远远领先于自古被视作蛮荒之地的南楚。因而由于政治集权发展程度、社会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两者在祭祀对象、内容和情感上都分别有所侧重。在一定程度上《周颂》代表了政治需要下趋于理性的祭祀文化，而《九歌》则表现出了南楚以往的悲风浪漫柔曲的感性特质。

注释：

①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②④褚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第305页。

③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页，第206页。

参考文献：

[1]张庆利.文学的研究与研究的历史[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2]许婷.诗经与楚辞祭祀诗的比较[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7）.

[3]高婉瑜.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J].浙江学刊,2002（1）.

[4]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5]褚斌杰.楚辞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