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苍凉——卡夫卡和张爱玲的异化世界(文学论文)

    二十世纪前半叶，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军事的侵略扩张经济从长时间的衰弱慢慢走向复兴；对于亚非拉美国家，经历持久的抗争终于从列强压迫和旧制度中逐渐走向新生。但纵观这几十年的历史，无论是欧美还是亚非，人们稳定的生存环境均被破坏，新旧思想的剧烈冲突使人类普遍对自身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悲观和焦虑的情绪。东西方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在这样社会背景中，卡夫卡和张爱玲分别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描绘出各自眼中的异化世界，即卡夫卡作品的荒诞性和张爱玲文字的苍凉感。本文分别对二人笔下的异化进行阐述，通过二人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分析比较其各自塑造的文学世界。

一、荒诞——卡夫卡的异化世界

    卡夫卡的小说内容各异，但都基于荒诞的风格下勾画共同的异化主题，本文提取卡夫卡的《变形记》、《饥饿艺术家》、《地洞》三部短篇来阐述卡夫卡作品中荒诞的三个方面——自我、旁人和整体环境。

    在《变形记》中，故事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格里高尔放置在绝望的位置，昔日忙碌但是和谐的生活已成记忆，眼前的现实是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在失去了挣钱能力之后，亲人从殷切的关怀到慢慢感到厌恶，甚至想办法把格里高尔赶走。这篇卡夫卡最著名的小说揭露了异化的三个方面：肉体在精神压力下变形、亲情在金钱腐蚀中泯灭、本性在躯体变形后消失。这样的剧情深刻讽刺了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的畸形生长。首先，荒诞来自于格里高尔从人类变成了甲虫。社会的发展现状强迫着人们拼命工作，普通民众在收入微薄、奔波操劳、小心翼翼的生活中早已不再思考生命的意义，失去了精神世界的人已经与动物无异。其次，荒诞来自于格里高尔家人态度的转变。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善和恶、亲情和爱情，慢慢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获取，当格里高尔的亲人再也不能从他身上获取到物质利益之后便视格里高尔为累赘，对亲人的温情也变成了对怪物的憎恨，这是无数家庭的缩影。

    在《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把绝食表演作为谋生的手段和艺术追求，但观众对他的表演逐渐失去兴趣。他的最后一次表演是在马戏团里，和动物一样关在笼中却无人问津，艺术家最终饿死在笼子里，被随意埋在一处烂草丛下。小说的荒诞性体现在多重寓意上，艺术家比喻苦闷茫然的少数清醒者，绝食比喻思想对于物质腐蚀的抗拒，表演是精神被展品化的表现和艺术被扭曲的象征，观众则是作者讽刺的主体即人性的异化。绝食表演这种行为艺术在读者眼中固然是荒诞的，但观众的荒诞心理和行为才是卡夫卡着力批判的对象。“旁观者”概念在中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提及，但是像《饥饿艺术家》这样深刻的则是极少——看客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压抑人的自尊，而是扼杀生命。观众麻木的意识使读者震惊，用生命完成的表演也仅仅被人们当做调节生活压力的乐趣，艺术家带着他的绝食演出死去之后还会有别表演充当人们生活的调味剂，人们的机械式生活照常延续。价值观扭曲的人们早已病态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环境中丧失了精神信仰。

    如果说《变形记》表现了个人境遇变化的荒诞，《饥饿艺术家》表现了民众和生活状态的荒诞，那么《地洞》则展现了整个世界的荒诞。在《地洞》中，“我”建造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地洞，伪装完美、防御设施完善、通道四通八达、食物充足、有随时可以逃生的通道，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让“我”感到安全。地洞是“我”赖以生存的“防空洞”，象征着动荡环境中的人对现实的陌生、对外界的抗拒、对人际交往感到的恐惧、对自身处境感到的孤独，这一切使未来变得渺茫。“我”担心邻居的造访，担心莫须有的敌人的侵袭，担心洞穴偶尔滑落的沙土，恐惧与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在“我”不停地改造地洞，将食物反复搬来搬去的过程中，地洞反而慢慢成了“我”的主人。物质本是附属人类生活的调味剂，但却渐渐成为了人类整日奔波操劳的唯一目的，成了人与人交流的基础，物质成功把人奴役了。人的异化不可避免的成为工业社会的突出问题，《地洞》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焦虑与忧患，也抨击了那个使人性被奴役、被扭曲、被忽视、别抹杀的“地洞之外的世界”。

二、苍凉——张爱玲的异化世界

    张爱玲作品大多属于“社会言情小说”，仅拿几部经典作品来概括其文学作品的苍凉感是不合适的，本文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形象、人性异化、悲剧性来总述张爱玲作品中的苍凉。

    张爱玲描写男性多是为了塑造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小说中的男性身份大体为旧家族遗老遗少、社交场上的留洋阔少、都市里庸庸碌碌的浮华人物。他们或是昏庸无能，或是卑微猥琐，或是崇尚金钱，或是流连女色，但在对女性的态度基本都是相同的：以物质条件为基础、以玩弄炫耀为目的、受利益的驱使、对情感的不负责。《金锁记》里姜季泽外表英俊、身体健康却不务正业，沉溺于女人和鸦片，靠变卖财产生活，对七巧也只是为了风流一场。但是当七巧终于掌握姜家财权时，姜季泽却“满面春风”向七巧表白。对姜季泽来说，女人只是玩物和跳板，金钱才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一方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一方面又羡慕西方开放的人欲自由。对于肉欲他难以满足，与朋友妻王娇蕊由偷情到恋爱；对于传统他无法摆脱，佟振保对这种肉欲感到鄙夷恐惧，又明媒正娶了孟烟鹂。道德与欲望的冲突体现出佟振保的丑陋。《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追求白流苏只是为了从这位“真正的中国女人”身上找到自身的认同感，以摆脱自己中西文化空白地带边缘人的身份。他对爱情的态度半是油滑搪塞半是悲观宿命，希望白流苏能懂他但却不愿敞开内心也不知晓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均有着一定的自身修养但与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不同，婚姻几乎是她们生存的唯一目的，自身修养只是她们面对婚姻的筹码而已。在这些女性角色中，有的为了结婚而求爱，有的为了巩固家庭地位而挣扎，更有仅仅是为了婚姻而埋葬掉幸福。《倾城之恋》里白流苏从不幸的婚姻中逃离出来面对的却是娘家人的冷漠，在遇到范柳原之后，她用残剩的青春做赌注，迫切地希望能拥有一桩新的、较完美的婚姻，即使二人有着各自的目的，即使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金锁记》里的七巧嫁给了患有软骨病的姜二爷，无望的爱情和颓废的生活中七巧认识到只有掌握了金钱才能摆脱在姜家的煎熬，青春美丽的麻油店大姑娘就这样在黄金的枷锁下在没有爱情的姜家一步步变成疯狂可怕变态的女人。此外，诸如《相见欢》中的荀太太、《多少恨》中的夏太太、《小艾》中的伍太太等人，她们视婚姻为生命的全部，在旧式婚姻生活中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为了维护婚姻的稳定宁愿活得屈辱，可怜又可悲。

    冷漠的人情、扭曲的人格、沦丧的人性、空虚的人生几乎笼罩了张爱玲的所有作品，尽管每部小说的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人物性格各有特点，但浓重的悲剧性透露出的都是同样的苍凉意蕴。《金锁记》里的七巧最终沦落为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残忍恶毒的魔鬼，“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心爱的男人也跟“仇人似的”，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吗，她只有任“眼泪流下来，懒得去擦，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倾城之恋》中，由着战争爆发的机缘白流苏实现了从情妇变成太太的愿望，这份为了结婚才开始的脆弱的爱情让她“还是有点惆怅”。《花凋》中郑父郑母不愿花钱为川嫦治病，川嫦因买不起安眠药只得在家中慢慢等死。《小艾》中的小艾遇到了真心相爱的丈夫，但曾经流产过的经历使她无法怀孕，最终悲惨的死去。《多少恨》中虞家茵的爱情真挚热烈却结束的匆匆。《连环套》里的霓喜在交际场辗转风流，最终还是因为年华流逝再也抓不住新的男人……

结语

    纵观卡夫卡和张爱玲，前者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中人类社会的扭曲状态，后者描绘了封建余孽与现代文明相杂糅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茫然、敏感、脆弱。二者描写异化世界所呈现的不同风格是由身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局势、发展程度决定的。对卡夫卡的荒诞和张爱玲的苍凉进行梳理，有助于全面把握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这动荡的百年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实际上即使在今天异化现象也依然存在着，人们只有充分的了解异化，才可以更好的审视自身和社会。这也是比较卡夫卡和张爱玲对异化不同诠释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王卫平. 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J]. 学术月刊，1997（11）.

[2] 仲红艳．论张爱玲小说对男性丑的揭示[M]．山东师范大学，2008（4）.

[3] 杨美芬．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蕴[M]．西北大学，2007（5）.

[4] 杨华娟．异化的人群　绝望的生存——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分析[J]．2003年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年会交流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