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唐诗选注》评介——文学论文

    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注整理工作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从“选”的角度讲，从古书中选取最精粹的部分编为选本，有助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所要了解的时期或个人文学作品的精华；从“注”的角度讲，能够从微观上理解典籍的内容，疏通文意。以唐诗的选注工作为例，寻常的选注本，在选文上一般遵从选择“经典”，即不是一时流行而是能传之久远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即能够代表某一诗人创作风格的，或是能够代表文学史发展界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作。某些选本因为要考虑读者群，所以会选择更具有针对性的作家和作品，难免会遗漏某些同样具有文学史代表性但是不符合阅读群体的作家作品，如《唐诗三百首》之中就没有选择李贺的诗。在注文上，寻常内容都是开头交待作者的生平，部分注本会交待一些有关的轶事和作者的风格特色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疏通文意，葛兆光教授的《唐诗选注》，为唐诗选注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形式。

    《唐诗选注》共收唐诗二百八十首，凡七十八家。在选诗标准上遵从的是选“劳模”与“代表”兼采的双重标准加个人偏好[①]。在注释上“加入了一些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与欣赏的文字，对诗歌语言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引征了一些资料指出它们的沿袭、影响及语义演化，有的注释里对诗歌意境作了比较繁琐的分析，引征了一些诗句进行对比，指出诗意与语言的发展，有的注释里对诗歌句法作了一些语言学评介，并指出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异，有的注释里引述了一些古代人的分析与评论。”[②]以下就其学术价值和特点具体展开评介。

    首先是诗人小传，葛教授充分体现了知人论世的原则，在人物介绍里穿插对诗人的褒贬评价，使诗人形象更饱满丰富，不是扁平形象，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引出诗人的创作风格，从人物性格角度分析其作品风格成因，及对文学史发展的作用，言简意赅，选诗不单单是选诗，更融入了对文学史的发展评价。如在介绍王勃时说到：“初唐四杰的行为出乎常理不够本分，如王勃为沛王的鸡作‘斗鸡檄文’、卢照邻写乞药钱的‘乞药值文’、骆宾王更写了惹火烧身的《讨武瞾檄》，所以裴行俭说他们‘浮躁浅陋’，何况他们还时时有些人们看上去颇‘恶’的举动，卢照邻的自沉、骆宾王的造反违背了当时的道德规范，不免还属于扬才炫己、奔竞浮躁一流……似乎有心理缺陷了。但是缺陷使他们免于千人一面的平庸，浮躁使他们不甘于众口一词的无聊，尤其是他们都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悲愤、极为倔强浓烈的个性和满肚皮的牢骚，恰恰是这种悲愤的情感使他们的诗涌动着一种其他人没有的气势……他们的坎坷经历拓宽了初唐诗的表现领域而使诗歌承担了更广阔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对作者的评说和分析是寻常选注本所不具备的，是一大创新，有助于读者全面的了解诗人气质和其诗风成因。

    其次，在注释鉴赏上，重视运用比较法。葛教授在诗句的注释中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来进行鉴赏，如王绩的《野望》中写到：“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在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中也选了这首诗，在注释中只写了“牧人：一作‘牧童’。犊：本为小牛，此处是牛的泛指。”中华书局《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也选录了这首诗，可是这一句根本没有做注。因为这一句在理解上其实并没有什么障碍，但是葛教授从鉴赏的角度注到：“这两句不光是写乡村黄昏景象，而且是用‘返’、‘归’二字反衬自己‘徙倚欲何依’的彷徨与‘相顾无相识’的孤独。”又列举陶渊明的诗句为例，鉴赏在田园诗的写法上，“返”、“归”这种字词的用法是一种继承和发扬，更体现了古代中国诗人寻找精神归宿和家园的深层意涵。

    类似这样的比较，在《唐诗选注》中是贯穿始终的，甚至多次列举了《红楼梦》中论诗用诗、论人的情节来进行分析鉴赏，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直指人心。并且用比较各版本注释的方法解释词义，如王翰《凉州词》：“欲饮琵琶马上催”，在解释“催”时分析了两种解释，一是以音乐劝人饮酒，一是催人出征，结合诗境分析“催”字的意思，而不是单独给出来一个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去强迫读者接受。还有诗人之间的比较，例如王维、孟浩然的比较，韩偓与李商隐的比较等，将诗人的写作风格、传承和借鉴关系进行梳理，透彻明晰。

    第三，写法上诙谐的平民化语言与学术思维相结合。

    在前言中，就可以看出葛教授语言谦虚幽默，善用比喻，在介绍作者生平时也常引用一些轶事，如在介绍孟郊时为了让读者体会“苦吟”，说道：“难怪后人画孟郊像时单凭读诗的印象就把他画成了瘦骨嶙峋的叫花子模样，全然不顾他多少还是一个小官。”又如在描述韩愈以文为诗时写道：“文体的互相越界其实是常见的现象，诗歌也曾侵犯过散文的领地（如赋），但散文犯规越界侵入诗歌疆域却是第一次，维护诗歌王国纯洁性的人对韩愈公然蔑视规则挟裹散文大举入侵的行为不能不表示愤慨，因为韩愈‘以文为诗’几乎要到了颠覆诗国的地步。”读者读来会心一笑，诗人形象风格、艺术主张及地位意义业已了然于胸。

    用轻松的语言驾驭全书反而更显学术价值是《唐诗选注》的精髓，葛教授不仅运用了知人论世和比较的批评方法，更在言语间直接或间接地传递了很多宝贵的学术思想。其一，具有考辨精神。葛教授不论是讲述轶事还是对诗句进行鉴赏都旁征博引并且注明古籍出处，在谈到一些有争议性的观点时，都举出例证加以评说，并没有太多主观下定义的句子，体现了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考辨精神。如介绍沈佺期时写道：“沈佺期和宋之问并称‘沈、宋’，以创建近体诗律而闻名，但是把这桩诗歌语言形式变革的功劳完全安在他们头上多少有些不妥”，接着举出了《新唐书》、《唐音审体》来说明“沈宋”创建近体律诗这种说法的的来源，并又分析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之处，引用了《兰丛诗话》、《说诗晬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围炉诗话》、《唐才子传（卷一）》、《诗镜总论》等一系列诗话和诗歌作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二，从鉴赏学角度提出“鉴赏艺术有时只是一种感觉”，再举王翰《凉州词》“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催”字为例，葛教授列举了李白的《襄阳歌》、韩翃的《赠张千牛》、王昌龄的《从军行》、李颀的《古塞下曲》等诗作中“催”字的意思和分析了意境后提出“但是这里的‘催’字并不需要这样寻根究底的解释，‘催’字本身就有弹奏的意思，这琵琶声是凄楚的塞下曲在催人出征，还是欢快的劝酒歌在促人痛饮，这都无关紧要，反正后两句那种悲凉中带豪爽的无可奈何情调已经定下了这乐声与酒味的基调。”其三，在文学批评方面提出了很多掷地有声的观点，如“后代人以后代的审美习惯对古人诗歌挑挑拣拣虽免不了越俎代庖但也常能披沙拣金，时代的距离有时会给人以隔膜误解但有时也会给人以冷静与公正。”又如“有时侯一个诗人在诗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诗作是否经久不衰代代传诵”即一个诗人的诗如果没有被代代传诵或许是因为不琅琅上口，但是他的诗作中体现的划时代的新特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定义诗人在诗史上的地位，而是要全面地考察。其四，从语言学角度对诗句进行疏通鉴赏。在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作》的鉴赏中，详细的介绍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如旧年。”这两句诗为何是倒装，从押韵，意象，主宾，以及炼字“生”和“入”的角度详细鉴赏其用法带来的效果，强调读者体验。类似于这样的诗作鉴赏，与其说是校注，毋宁说是“申论”，这是其他唐诗选注本没有关注到的方面，倒装句式，句子的主谓宾成分的分析，为疏通句意和鉴赏意境提供了新的角度。

    总之，《唐诗选注》一书，是将批评鉴赏，疏通字句意义，补充文化常识，梳理文学史发展，展示诗歌继承借鉴关系熔为一炉，在保证选注本的基本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注释鉴赏工作的丰富和创新，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