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华《兄弟》的悲剧性——文学论文
《兄弟》作为余华“十年磨一剑”的得意之作,在狂欢式的叙述层面之下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怆之气。余华曾在后记中如是说:“《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①当然,悲剧的目的不是使人陷入痛苦之中,而是通过情感的宣泄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把人引入更高的境界。
一、文革背景下的悲剧
《兄弟》中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悲剧因素,但是恐怕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社会所造成的悲剧,在动荡的社会变革时代,社会环境往往是决定人命运的关键因素,《兄弟》中死亡的七个人,除了李兰和宋钢的爷爷能算得上正常死亡,李山峰、宋凡平父子、孙伟父子都是非正常的死亡,“这些非正常的死亡主要是针对“文革”时期的压抑性和暴力性背景的。”②
1、爱情悲剧
《兄弟》一开篇的偷窥事件便将李光头的母亲带入了双重痛苦的深渊里,十几年前她的丈夫因为偷窥溺便而亡,使得她只敢晚上出门,走路永远是低着头贴着墙边走,甚至在别人喊她名字的时候,她都是“中弹似的浑身一颤”。刘山峰这种荒唐的行为,无疑是本能压抑的时代中走向另一极端的表现,他作为李兰的丈夫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温情,家庭的亲情温暖在荒诞的世界里被剥夺的一丝不剩,李兰曾想过自杀,但最终她还是因为李光头而勇敢的活了下来。
在李兰勇敢的活下来不久后她就遇到了令她一生都难忘的宋平凡,李兰和宋平凡这段文革时期的爱情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宋平凡给了李兰重生的勇气和信心,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宋平凡曾在一次经典扣篮后当着全镇人的面抱起了李兰,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超越了世俗,也超越了当时所谓的道德底线。在那个年代这种浪漫是惊世骇俗的。然而就在那种情况下表现了爱情的情不自禁和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甜蜜。宋平凡对李兰的爱是深沉的,尤其是他为李兰洗头这一细节非常的动人,平凡质朴的爱情渗透在生活细节显得更为感人肺腑。看到这里原本以为这对革命的恋人会幸福的生活下去,改变文革带给人们的痛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们也并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文革来了,将李兰重组的幸福家庭冲击的支离破碎,那个曾经给过她巨大幸福的完美丈夫宋平凡,在她去上海看病期间被打成了反动派,在一次次洗劫似地吵架中,原本温馨的家变得面目全非,她的两个儿子饥肠辘辘的游荡在大街上,不停的躲避着三个中学生的“扫荡腿”,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不得不学着自己做饭,在菜尽米绝之后,只能一口盐一口水的充饥。当李兰看病回来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死于“红袖章”的屠杀,她自己则开始了漫长的“地主婆”生活,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遭到外部世界无情的破坏。
李兰是一个一生都在坚强与软弱中摇摆的女人,面对宋平凡的死她悲痛欲绝却又异常将强,她骄傲的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一直到把宋平凡的尸体拖到乡下埋葬后才放声大哭。李兰按照当地风俗给宋平凡守孝,她整整七年没有洗头,只擦头油,恶臭难闻。在她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之时,才洗了头发,然而青丝一洗成白发,连自己的儿子也没能认出她来。在历史的洪流的挟裹中作为个体的人失去了最基本的情感需求的权利,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于荒诞和疯狂,爱情难以为续,家庭的亲情被粗暴的掠夺。
2、人性的悲剧
《兄弟》上部中,宋凡平的死,是正面强攻地叙述的一个典型,也是文革造成的惨烈悲剧的典型,如果按《活着》那样处理这个场面的话,小说会迅速往前推进,但是余华没有回避这个暴力场面的任何一个细节,节奏之慢,描写之细致,就如同电影画面的特写一样,小说近1/5的篇幅都是关于宋凡平之死的叙述:
六个红袖章围打着刚刚从昏迷里醒来的宋凡平,他们把宋凡平打得鲜血淋漓,从候车室里打到了候车室外的台阶上,宋凡平拼命抵抗,打到台阶上时他一脚踩空了,身体滚了下去,六个红袖章围着他一顿乱踢乱踩,还将折断以后锋利的木棍像刺刀一样往宋凡平身上捅,有一根木棍捅进了宋凡平的腹部,宋凡平的身体痉挛了起来,那个红袖章又将木棍拔了出来,宋凡平立刻挺直了,腹部的鲜血呼呼地涌了出来,染红了地上的泥土,宋凡平一动不动了。③
通过这样不掩饰的惨烈场景细描,我们能感受到作家对自己愤怒与悲痛情绪的隐忍和压制,也正是它,把上部的悲情氛围推向高潮。血腥场面虽然结束了,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宋凡平死后,李光头和宋钢还没到车站,没有人去围观宋凡平的尸体,听到孩子们的哭声,人们也只是在一旁看热闹,还好有苏妈这样的仗义之人,陶青碍不过苏妈的恳求,孩子又拼命地缠住他,他才不得已答应下来,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冷漠。余华对于人性的美好还是抱有希望的,不仅苏妈十分仗义、善良,陶青随后也由感到倒霉恼火的情绪转而变为对这家人的同情。暴力血腥的场面,冷漠无情的围观,强度叙事就是这样将文革的惨烈展露无遗,苏妈和陶青便成了余华对人性美好的寄托。
二、现代社会中的悲剧
《兄弟》中写了两种爱情,作家巧妙地将这两种爱情放置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比照,同样是悲情的结局,但却有着不同的历程和不同的价值。
李光头、林红、宋刚纠缠的爱情毋庸置疑的属于现代的故事,和这个多变的时代一样充满戏剧性和变数。李光头和林红的纠葛从偷窥一事就开始了。后来成为福利厂厂长的他自认身份高贵便自恋的以为林红对自己有意思,从此自导自演了一幕幕滑稽的求爱桥段。结果一番努力之后却适得其反,林红反而看上了一声不吭的宋刚,于是李光头对宋刚耍心机,以兄弟之情要求宋刚退出竞争,害的宋刚自杀未遂。宋林结婚的那天,李光头去做了结扎手术,兄弟两人出现间隙。后来李光头成了镇上的超级巨富宋刚林红两人的生活却陷入困窘,宋刚下岗卖花,自觉愧对妻子而整日自责,四处找工作,因为做各种零工而被镇上的人戏称为“首席代理”。纺织厂的色鬼厂长以工作要挟林红,两人为了不让对方担心只能各怀心事,生活也变的沉闷压抑。在宋刚外出打工的时候,林红却和李光头“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地背叛了宋刚,直至把宋刚逼上死路。在生活的重压下,林红的忠贞与清纯向金钱和欲望缴械投降,在李光头的诱哄和挑逗中泥足深陷,李光头满足了她她物质与身体的双重欲望,所以她接受了这个让他无比厌恶的男人,相濡以沫的爱情变的一文不值,甚至毫无意义。爱情在金钱的面前难以坚守,溃不成军。难逃悲剧结局。宋刚死后,李光头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经过众多苦难而显珍贵的兄弟亲情也因此断裂。
在下部中,余华突破了以往对于悲剧的理解,扩大了悲剧的表现范畴,可以说,《兄弟》的下部是余华完全意义上的涉足当下社会生活的描写与反映,当下的社会,虽然不会再有以前贫苦的生活环境,但是悲剧却依旧存在,欲望取代了暴力和命运,成了统治人性的新主人,通过这种时代的比照,反映出在物质丰盛的今天,欲望和金钱的可怕,林红在欲望和金钱面前迷失了自我和灵魂,而宋钢,道义和信仰的执守者,始终不肯在经济暴力面前妥协,最终选择自杀获得解脱,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可以说,这些无形的暴力造成的悲剧,给予读者的震撼与警示,不弱于能看见的身体暴力。
总体来讲《兄弟》的目的也不是一个讲述充满劫杀的世界,一个精神的荒原,而是“让阴沉的填空来展示阳光” ④在丑恶与暴力中,在肮脏与血腥中,爱成为了每个人心中最神圣的信念。暴力虽然夺去了宋庆凡的生命,却没有夺走他的精神,“肉体的失败往往在精神的胜利中获得加倍的补偿”“我们可以说,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着精神的胜利” ⑤总之,“人类尽管经历艰难,仍不致沦入悲观的困境,在饱尝人世苦痛中,积健为雄,持雄奇悲壮的气概,驰人世如此以艺术的心情,征服可惧的事物,陶熔美感,引人入于更高清的境界。”⑥这正是悲剧的意蕴所在。
注释;
①余华.兄弟.后记第232页
②洪治纲.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第98页
③余华.兄弟[M].作家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第126页
④余华.虚伪的作品第11页
⑤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88页
⑥宗白华.艺境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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