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唱词”文学透视秦地民间文化艺术

    从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开始，“文化”一词便被广泛运用，更成为当代文学及评论界所关注的“关键词”之一。随后，关于文化思考的各类文学创作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民间文化更成为当代作家普遍关注的维度。在层出不穷的文学创作中，“秦地”作家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规模性创作，在当代优秀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信天游、歌谣、秦腔等通过演、唱、说各类文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唱词”文学形态，在当代“秦地”小说创作中颇具特色。

一、民间文化意识的建构

    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群独具地域特色的创作不断引人关注，其民间文化意识的建构，与历史的伤痛和寻根文学思潮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80年代初，大部分有“年纪”的作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在这场洗礼中，作家的感受尤为深刻。文化文物的破坏、价值观念的损害、理想信念的摧毁等等，都给作家精神上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历史“归位”后，面对破碎的文化现状，人的精神状态便处于迷茫、凌乱的“失落”之中。而“当代文学”的现状更为尴尬，有人就曾用“废墟”来比喻形容。于是，如何使文学摆脱困境，“重建”文学，便成为许多作家所思考的中心问题。

    另一方面，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所出现的“文学爆炸”，又为当代作家“重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启发。“阿斯图利亚斯1966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是‘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根植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1]那么，拥有丰富、悠久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国，是否也能挖掘出具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学文化呢？因此，重新回到民族“传统”，从中国文化中挖掘、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便成为当代许多作家共同思考的文学导向问题。

    与此同时，在80年代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不但肩负着社会启蒙的作用，还自觉担负起更广阔的文化使命。这在许多作家那里都有着明确的佐证，尤其在陕西作家中显得尤为耀眼。贾平凹就在《高老庄》的后记中提及作家的文化使命。而编辑韩霁虹在为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做编辑手记时，也用“文化人的使命感”来解释作品呈现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缘由。   

    可以说，普遍的文化意识下，作家的文化使命感，催促着他们不断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拥有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开掘本民族固有的文化，把文化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

二、民间文化艺术的载体

    陕西这片土地，从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至今，就因13朝古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而闻名于世，故而，这片土地被称为“秦地”。在历朝历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下，秦地的民间文化形态更是丰富多彩、风谲云诡。

     其一是信天游，可谓家喻户晓。这是陕北高原上最普遍传唱的一种民间艺术。主要以短句为主，堆砌成段，叙说风景、心事、日常琐事等等。长度不受限制，只要唱者愿意，可以无限制的唱下去。而内容更不受题材、逻辑、风俗、道德等因素的限制，完全按照唱者的意愿、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由唱者自行决定。可以说，比起古典诗词的对仗工整与现代诗词的深厚含蕴，信天游则是一种词句相对自由、内容溢于言表的词体。

     在秦地文学中，信天游的书写，多现于路遥、高建群这类陕北作家笔端。这与作家长久的生存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更与作家耳濡目染的地域文化息息相关。比如，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就多次对信天游的唱词进行了精彩的书写。在爱慕着孙少平的润叶第一次与其在城外散步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就传来了陌生女孩关于信天游的声声歌唱。这首信天游就是《冻冰歌》：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2］

    不难发现，这首信天游，不但在结构上相对自由，而且在内容上，也赤裸裸地表达了少女对“情哥哥”的思念之情，这恰与润叶见孙少安前后的情感相呼应。并且，有研究者已发现：《冻冰歌》在作品中出现过五次，可见，信天游在路遥创作中的份量。

    其二是秦腔，它是我国汉民族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是现如今的陕西宝鸡），成熟于秦代。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洗礼，如今仍流行于西北多省，并成为西北民间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在秦地这块文化的孕育地，秦腔在民间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关于秦腔的文学描写，表现最多的可谓贾平凹这样的 “土著”作家。从“商州系列”到《小月前本》等的中短篇小说，再到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秦腔》的问世，贾平凹从未放弃对秦腔的“宣传”。在经济日益发达、传统价值观日渐被颠覆的现代社会，他始终醉心于对“秦腔”民族文化的救赎与发扬的思考之中，并将秦腔戏文、乐谱频繁列举在其文学创作中，以期生动展现秦腔的文化魅力。

    比如在长篇小说《秦腔》中，作者不下十次地罗列了不同秦腔旋律的曲谱，并数次通过人物在日常中演唱秦腔的文学描写，直接书写秦腔的戏文。在清风街群众等待水库放水等的怨气连天之时，就有人唱起秦腔《拿王通》：

王出宫只见得滚龙抱柱，

金龙中团团气罩定龙楼。

腰系着蓝田带上镶北斗，

足蹬着皂朝靴下扣金钉。

殿角下摆的是双狮戏舞，

有宫娥和彩女齐打采声。［3］

    这段戏文，在音韵方面，对仗并不严格，但在结构上，却是十分工整的。在努力保持句文整齐的基础上，达到叙事的效果。在内容方面，则精彩绝伦。通过描写龙王出宫的浩大声势，表达清风街群众对水库放水的热烈期盼。不难发现，比起信天游重点关注日常生活内容的描写，秦腔的表现内容则更为丰富。可以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也可以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在贾平凹的《高兴》《商州》《白夜》等作品中也多有佐证。

     其三是歌谣，它是一种更为随意的口头文学创作，是最贴近生活的民间文学形态之一。直接表达了人的思想感情与意志愿望。这在贾平凹、红柯、叶广芩、高建群等秦地作家的创作中，随处可见。在贾平凹的《废都》中，那个收破烂的上访痞子老头，总能出口成章的唱出各种歌谣。比如：

    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做“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差五解个馋。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4］

    这段歌谣，类似《诗经》回环往复的特征，一类又一类地将如今社会的人归类。并在简短、幽默的文字中，将每一类人的特征一针见血地准确归纳，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记忆犹新，而且，朗朗上口之余，还韵味十足。这样的歌谣，在贾平凹的《高老庄》《商州初录》《妊娠》等作品中也多有表现。

三、 民间文化精神的内核

    著名编辑赖大仁说：“民间文化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世界感觉和审美感受，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 ［5］可见，民间文化是极具精神导向作用的。可以说，秦地民间“唱词”文学体现着特定地域文化的民族情感道德与文化心理。

    真挚的情感表达，是秦地“唱词”文学共同指向的重要情感表达之一。信天游里表现最多的，就是关于主人公对爱情、爱人、婚姻的表达。从杨蛾子（《最后一个匈奴》）对伤兵大段篇幅的唱词中，我们看到一个对“情哥哥”热烈、真挚爱慕的女子；秦腔表现的情感则更为丰富与沉重，《白夜》中，多次出现《目连戏》，以目连救母的戏文，影射出人的自我救赎情绪；歌谣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内容则灵活许多。总而言之，秦地“唱词”文学在情感表达方面，毫无疑问的表现出了全部的“真挚”。

    与此同时，在这种真挚情感的表达中，我们也能窥探出秦地这个特定地域中人的情感所呈现出的道德倾向。由于陕北处于高原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加之长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没能将现代文明的精神洗礼与婚姻道德观念带来，空虚寂寞便成了陕北高原普遍的精神状态之一。因而，偷情、滥情、招夫养夫、搭伙过日子等现代文明中“非理性”“非道德”的恋爱婚姻道德观普遍存在于这片慷慨的土地上。这在大量秦地文学里信天游的“酸曲”中多有表现。

     而在关中平原，歌谣内容的指向便更适应于现代文明的存在状态。在贾平凹的《废都》中，靠拾破烂为生的上访痞子口中“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混混大耳……七十八十振兴华夏” ［6］的歌谣随处可见。针砭时弊的讽刺了当代社会种种“非理性”的现象，影射出当代社会“非道德化”的世风观。

    另一方面，在秦地民间“唱词”文学表达秦人的真挚情感、展现秦人不同道德文化观的背后，其更深层次里所孕育的秦人文化心理更是作家们普遍关注与思考的向度。可以说，秦地民间“唱词”文学，在更深层次上影射着秦人对“善”与“美”的美好人性追求的文化心理，同时，又揭示出人性中无法规避的“恶”与“丑”的文化心理。

    可以说，对“善”与“美”的美好人性的追求，是陕西作家创作共同追求的审美艺术之一。而这种美好的人性，通常都转化为具有“善”与“美”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贾平凹笔下的珍子（《商州》）、白雪（《秦腔》）、小白菜（《小白菜》）等都是深爱秦腔艺术的女子，同时，她们又用自己的 “美丽”与“善良”保全艺术、成全他人。路遥笔下的巧珍（《人生》）、润叶、孙少平、孙少安（《平凡的世界》）等，都有着“信天游”中传唱的纯净、美好的人性，他们不断用自我的牺牲成全他人的美好生活等等。

    同时，在这些集“善”与“美”美好人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的对比、映衬之下，那些存在着“恶”与“丑”人性的文化心理也被严酷的剖析出来。在这点上，贾平凹是做了相当大的努力的。 清风街上的夏中星（《秦腔》），一心执着于对秦腔事业的振兴，并且，在他四处奔跑、宣传之后，引来了“我”、白雪、夏天智等秦腔忠实的拥护者的支持，但在秦腔演义事业刚有起色之时，他却升职调离了剧团。随后，振兴秦腔的事业也随之灰飞烟灭。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对夏中星而言，振兴秦腔事假，升官发财事真。相对于白雪放弃城里优越的工作，坚守乡村阵地，发扬秦腔事业的真诚，夏中星“仕途主义”文化心理中的“恶”与“丑”的人性被讽刺无疑。

四、结语

    在时代思潮的引领下，作家的文化使命、寻根意识被唤醒，将民间文化意识建筑在本民族特定的“区域文化”之上。陕西作家们则将本民族的“唱词”文学融入个体创作之中，在“信天游”的高亢嘹亮之声、“秦腔”耐人寻味的唱段与“歌谣”抒情性的表达中，将人性中的“善”与“美”、“丑”与 “恶”清晰阐释。然而，陕西作家群的文学造诣、文学内蕴远不止于此。他们对于复杂人性更深层、更广的挖掘，是十分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

[3] 贾平凹：《秦腔》，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4] [6]贾平凹：《废都》，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第105页。

[5] 赖大仁：《魂归何处——贾平凹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