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与性别：乔治·桑小说《印第安娜》研究

    乔治·桑的成名作《印第安娜》出版于1832年，发行后受到广泛的好评。评论家圣勃夫高度赞赏这部小说，认为它有“我们周围的风俗和人物，自然地、毫不做作的语言，不出平常范围的故事情况，强烈而且不是平常人都有的热情，可是这种热情是经过真实的体验和观察”。[1]许多读者也喜欢这部小说，甚至要求作家修改结尾，以符合他们的阅读心理。然而，不管是名流作家还是普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部小说是否是作者亲身经历，否则怎么会让人感觉如此地真实？实际上，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受到作者人生际遇、内心欲望和精神状态的影响，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艺术家在艺术中寻找 “受阻扰的愿望”的“替代满足”，“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欲望，每一个单一的幻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纠正。具有动力的愿望随幻想者的性别、环境和性格发生变化……天然地分为两类，或者是富有野心的愿望，它们用来抬高主体的地位；或者是性的愿望。” [2]桑是一位情感丰富而且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女性，然而乏味的婚姻使她的欲望和激情不断被压抑，于是她创作了《印第安娜》，将自己的权利欲望和性欲望投射到作品之中，以此来寻找满足。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作家，她却无法将内心被压抑的欲望直接宣诸于笔，于是采用 “伪装”的策略，将一位女性对权利的渴望、性和自我主体意义的追求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 本文以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为角度，对《印第安娜》中的“伪装”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部小说的深层含义。在《印第安娜》中，“伪装”表现在以下：

一、姓名的伪装：身份焦虑

    姓名的伪装体现在作者署名和人物姓名两方面。乔治·桑原名阿曼蒂娜·奥萝尔·露茜·杜班，成名前，她和于勒·桑多合创了一些作品，署名均为于勒·桑多。《印第安娜》是奥萝尔以“乔治·桑”为名的小说，开启了她的独立写作之路。奥萝尔在初稿完成后，为文章的署名费了一番心血。因为与丈夫卡西米尔·杜班的离婚，她的婆婆反对署名杜班夫人。于勒·桑多没有参与创作，且对奥萝尔的才华也有些嫉妒，所以拒绝署名于勒·桑多。经过深思熟虑，奥萝尔最终为本书署名乔治·桑这个性别模糊的名字。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史上，像乔治·桑、乔治·艾略特等这类不能确定性别的署名很多，而且作家的真实性别身份多为女性，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历史根据的。18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的变革、思想的启蒙为女性冲破传统的家庭角色的设定、参与公共领域活动，提供了一定的际遇，但“西方在思想观念层次上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抑，社会层面上不利于女性的性别结构根深蒂固……女性观念和地位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3] “笔”是男性的权利，是阳具的象征。女性没有文学创作权，只能被淹没在地表之下。于是19世纪的许多欧洲女作家都会采用种种策略：保守地写作，并且表示支持女性的家庭角色，比如Hannah More；声称自己是由于经济窘迫不得已创作；或写一些情感小说，因为社会认为那才是属于女性的天地；匿名写作或以男性笔名来写作，以避免受到评论界的批评和讽刺。当奥萝尔拿起笔进行创作时，遭遇到其他女性作家同样的问题：“我是谁”。女性作家在创作时所遭遇的这种精神痛苦被吉尔巴特和格巴特称之为“身份焦虑”。如何发出女性的声音，如何消解父权制社会的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和写作风格，成为女性作家致力于一生所探索和解决的难题。奥萝尔经过 “身份焦虑“之后，决定以伪装的笔名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抗以男权为中心的整个父权制文学传统。换句话说，她用一个“伪装”的名字，以自己的笔为工具，来进行自我拯救，“对那个还不是‘无’的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 [4]桑在为作品人物署名时，也灵活地运用了“伪装”。印第安娜这个词是南美土著的意思，是一个统称，这个女孩子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用一个统称代替具体的名字，来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剥夺、生存的贬抑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小说中，印第安娜的命名权是桑故意“忽视”的。名字不仅是一个人的代号，用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而且还体现了一种社会性别结构和文化意蕴。在父权社会，女性的名字由男性来命名，命名权属于男性，女性只能被命名，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印第安娜的母亲从来没有在小说中出现，或者早逝，又或者不值一提。印第安娜从小不仅没有命名权，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而且要长时期地忍受父亲抑郁的脾气，可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她却养成了宽容、善良、温顺的性格，成为了一位绝对服从男性权威，合乎男权社会要求的理想女儿角色。母爱的缺失使印第安娜的自我意识极其淡薄，爱情点燃了她对自我身份的追求。她试图寻找一个“精神上的母亲”，证明自己作为女性的价值存在。桑借印第安娜命名权的被忽视、追求“精神上的母亲”的失败，谴责了父权制不仅忽视女性，而且造成对女性的扭曲和异化，建构了女性的“第二性”身份。

二、人物的伪装：自我身份的追求

    人物的伪装，体现在两位女性身上。为了确定雷蒙的爱情，阿侬和印第安娜主动采用 “伪装”的策略，以期达到她们渴望的效果。阿侬邀请雷蒙到印第安娜的卧室中约会，穿上后者的服装，戴上后者的首饰，表现得如女主人一般，试图通过身份替代来重新获得他的爱。印第安娜穿上阿侬的大衣，戴上阿侬的头巾，同样在她的卧室中与雷蒙幽会，来确认雷蒙是否对爱情忠诚。同样的地点，两位身份不同的女性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以此来实现对自我身份的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小说通过印第安娜和阿侬两个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追求自我身份的历程展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桎梏。阿侬出身低微，是一个下层社会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在19世纪欧洲社会中非常多，她们整日为生计操劳，囿于家庭的狭小空间之内，处于男性权利的压迫下，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由于出身，阿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导致了她的愚昧、无知和自我意识的缺乏，她一直心甘情愿成为男性的依附者，自觉地成为社会中的“第二性”。在对爱情的追求中，阿侬乐于充当雷蒙的女仆，从不奢望雷蒙娶她为妻，只求继续和他维持情爱关系，而这也正是社会给她所规定的角色和功能。但是，怀孕的偶然事件唤起了阿侬的自我意识，使之开始妄图打破社会的枷锁，试图营造一个新的自我，实现自我身份的突破。为了避免生下一个比自己更不幸的孩子，阿侬使用 “伪装”的技巧，试图通过“变形”实现“身份替换”和塑造新的自我，获得自己渴望的地位和身份。“伪装”所形成的新的身份获得了短暂的成功，雷蒙的认知出现了混乱，把阿侬当做了印第安娜，和她再次发生了性关系。可是，他最终抛弃了阿侬。阿侬以自杀收尾暗示着她的“伪装”是失败的，她对自我身份的追求导致了她的毁灭，因为父权制社会是不会允许女性跨越阶级的鸿沟来获得女性的权利和地位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侬是印第安娜的另外一种存在，代表着印第安娜的“本我欲望”，她的毁灭预示着印第安娜在寻求自我身份旅程中的悲剧性命运。印第安娜是按照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上流社会的淑女形象，是女性“他者”的形象表现。做为女儿，印第安娜被动、顺从、宽厚，是合乎男权社会要求的理想女儿角色。她的教育是按照社会所需求的那样，由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拉尔夫来完成的，他只教给她一些简单的生活知识。当她的角色由女儿转变成妻子以后，丈夫延续了父亲的统治，视她为娇弱而珍贵的宝物，要求她尽妻子的义务去爱他。生活在父权的监狱之中，印第安娜的青春、激情和生命倍受摧残。在这个时期，她被囿于家庭这个私人场域之中，她的自我意识是缺乏的。从家庭领域进入沙龙这个公共领域，意味着印第安娜踏上了自我寻求身份的道路。18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盛行的沙龙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一道风景，而且为上流社会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契机。通过沙龙，欧洲女性的力量渗透到了政治、文化和社会习俗之中。亦是通过沙龙，印第安娜获得了爱情，开始了对女性权利的渴望和自我意识的追求。和阿侬不同，印第安娜要求平等的爱情，要求雷蒙“须得用另一种方式爱我”，否则，“我宁死也不屈居做您的情妇”。[5]印第安娜追求两性平等的社会权利，这在父权制社会中是徒然的，正如她控诉雷蒙的那样，“您的全部伦理道德，您的一切原则，无非是为了您那个社会的利益罢了。您把这些利益铸成法律……以便建立起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威严和财富。”[6]不仅女性的社会权利被剥夺，女性的自然权利同样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压抑。桑再次借助“伪装”谴责了社会对女性的异化。为了确认雷蒙对爱情的态度，印第安娜也借助了“伪装”的形式，形成了新的自己。虽然印第安娜和阿侬外貌上并不相似，却同样让雷蒙产生了迷惑，甚至吓得魂飞魄散、昏厥过去，醒来之后他同样对印度安娜丧失了爱情。印第安娜虽然证实了雷蒙的不忠，却在“伪装”的过程中，和阿侬融为一体，她身上的感官本能也被唤醒，被他如癫似狂地搂在怀里，“而她就像一个孱弱的孩子一样听他摆布，毫不挣扎地把嘴唇给了他。” [7]印第安娜在小说中一直以纯洁、高贵、端庄的面目出现，换装之后，她内心深处对爱和性的渴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的“本我”短暂地压倒了“自我”，这说明在潜意识中，印第安娜渴望恢复她的自然权利。父权制社会压抑了她的自然权利，而她只能通过“伪装”的形式来重新获得自然权利，实现人格的统一和完整。可是，这种努力也是失败的，男性只会塑造为他们所用的“天使”和“妖妇”，当女性的自我形象塑造超出他们的利益之外，他们只会压制、剥夺女性的自然权利。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女性的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都被剥夺和压抑，女性处于被“异化”的位置，怎么可能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呢？在现实世界中不行，那么在幻想世界中呢？小说的结尾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印第安娜在经历了与雷蒙爱情的失败之后，她身上的“本我”彻底消失，最后与拉尔夫隐居在离群索居的地方。这种幸福只是表面的，因为她在世外桃源中是 “缺席的存在”，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她，她的故事也由男性来讲述，她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在小说中，印第安娜曾经无数次借助于幻想来取得心灵和精神的自由，并以此来摆脱现实世界中悲惨的生存境遇。然而，当真正进入她所幻想的生活中时，却发现只能按照男性欲望形成“超我”的形象，自己彻底沦为“单向度的人”。在田园生活中，印第安娜的这种符号性生存状态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无论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幻想世界中，女性只能是依附于男性的 “第二者”，因为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都是由男人所确立的，“女性不是主体、超越性和创造力，而是载满流体的客体”。[8]

    自《印第安娜》起，“伪装”成为乔治·桑小说的重要元素。通过各种形式的“伪装”，乔治·桑不仅揭露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真实生存困境，并且完成了自身欲望的表达，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巧妙地掩饰在了“伪装”之下，从而使《印第安娜》这部小说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和丰富的多义性，最终成为了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圣勃夫著，成钰亭译：《论乔治·桑》，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第5—6页。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摘自常宏等译：《论艺术与文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6页。

[3]裔昭印等著:《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2页。

[4]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5]乔治·桑著，冯汉津译：《印第安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6]乔治·桑著，冯汉津译：《印第安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7]乔治·桑著，冯汉津译：《印第安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