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启蒙寓言——《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双重现实批判

中国现代性的未完成性，意味着启蒙的未完成性。启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带有重大缺失。批判现代性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成为我国文艺界对未完成的启蒙事业展开初步反思的重要外来资源。余华在其早期即对这一资源有较好的接受和运用，在转入对人生的深切关怀后，他并没有放弃其早期立场，而是以之为观照社会现实，展开社会批判的独特方式。《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构建了一个三重维度的启蒙寓言，在庸众许阿三们与启蒙者陈先生构成的经典启蒙二元模式之外，增添了傻子来发作为参与者和叙事者的第三重维度。来发被放逐于庸众和启蒙者之外，备受庸众欺凌，最终因与其做伴的狗被庸众虐杀而放弃融入社会的努力。这一寓言不仅以对经典二元模式启蒙叙事的改造深化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启蒙的呼唤，也因第三重维度的加入，展开对启蒙的反思，达成了对现实的双重批判。这一寓言以其非典型性，即庸众与启蒙者的特殊状况及第三重维度的加入，丰富了其现实批判维度，深化了其现实批判意义。

一

因对中国现代性的未完成性的准确再现，《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启蒙寓言具有非典型性，并因之极大地超越了经典启蒙寓言对现实的批判。非典型性首先表现为启蒙者的不胜任和庸众在经济长足发展下的精神贫乏。在寓言中，药店老板陈先生以传统民间知识者的身份承担启蒙者身份；而许阿三们则因精神的蒙昧性作为庸众群体出场。

陈先生传统民间知识者的身份不能胜任启蒙的重担。他的思想支援并非现代性意义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而是古典理性，他对许阿三们欺侮来发的行径进行批判，是以传统的自然宗教和人伦意识为武器：“你们是在作孽，你们还这么高兴，老天爷要罚你们的”。对来发的智力落后，他遗憾地说：“看来你还是一个傻子”。他对来发终究只是悲悯，而非人道主义的平等和尊重。因为以傻子来发作为叙事者的策略，小说在人物言行举止的描写上用墨极其俭省，于是对陈先生的三次动作描写便愈发耐人寻味：“两只手插在袖管里”、“两只手从袖管里伸出来”、“两只手插在袖管里”，当他“两只手从袖管里伸出来”时，对现实的涉入也仅止于言语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实现启蒙，需要更广泛的宣传和更有力的行动，传统民间知识者的袖手姿态不能改变现实。同时，陈先生的德行认知是囿于传统范畴的，而现代人道意识却付之阙如，当许阿三们为利用来发而向他询问来发的名字时，他平静地回答：“我自然知道”。他对自己的智力和知识优越怀有展示愿望，这是“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的旧知识者德行认知的无意识流露，也意味着陈先生人道精神的缺位：狗是来发重要的情感寄托，给来发带来了温暖而宝贵的情感体验，但陈先生对来发的情感世界完全漠视，不能认识到狗对于来发的精神世界的意义，更不会尊重一条狗的生命权利。陈先生的无心之失，客观上推动了来发与社会的双向弃绝。狗被庸众虐杀，来发彻底放弃了融入社群的努力，最终承认了社会对他的放逐：“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陈先生的意识又时时与庸众合流，甚至因扭曲和压抑而更显卑劣。许阿三们哄骗来发认他们做爹，陈先生对来发道：“你啊，别理他们，你只有一个爹，谁都只有一个爹，这爹要是多了，做妈的受得了吗？”许阿三们以“睡女人”调侃来发，陈先生的发言则很难见出批判而含有取乐意味：“你们这么说来说去，倒是便宜了他，是不是？这么一来他睡过的女人几卡车都装不下了。”与许阿三们一样，他认识不到女性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自以为坚守道德立场，却无意识地流露出因压抑而愈显恶劣的低级欲望。

陈先生因不能坚决地在意识上区别于庸众而不能胜任启蒙重担，庸众们精神蒙昧的顽固性与特殊性则更突出了问题的复杂和深刻。庸众许阿三们道德沦丧、信仰真空，除了满足于传宗接代的片面发展外，他们也蒙昧含混地要求自我确证和群体认同，但他们并不是通过自我和群体价值的正面实现去完成这一要求，而是以欺凌、嘲弄弱者来发以获得确证感。这种破坏性的价值实现和负向的认同，将全部的恶行横加于一位毫无反抗能力的孤儿、傻子，不仅说明了他们内的怯懦和卑鄙，也深刻地揭示了典型庸众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蒙昧。更为严峻的问题在许阿三的孙子处提出：许阿三死掉，来发回忆当年，“那个时候街上的路没有现在这么宽，房子也没有现在这么高”，街宽了，房高了，但许阿三的孙子仍在欺侮来发：“喂，我是不是你的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精神世界，庸众们的精神世界依然贫乏，他们仍靠欺凌弱者获取优越感和认同感。小说中两个人物的死亦是意味深长的：死在许阿三之前的是陈先生，在他身后，再没出现对现实、对庸众持有批判态度的人物。而死掉了许阿三的庸众们，仍是这样地自豪：“我们有儿子，有孙子，还有女人，女人还没死呢……”不胜任的启蒙者死去了，庸众的血脉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启蒙事业的艰巨性发人深省。

这一寓言对启蒙的呼唤是多角度的。首先，它揭示了国民精神领域的真空：许阿三们为非作歹而不惧陈先生搬出的“老天爷”，说明陈先生的批判武器，传统人伦意识与自然宗教等古典理性精神对庸众们精神领域的无效。新的道德和信仰需要靠启蒙来构建和巩固，但启蒙者却因并未掌握这些资源而不能胜任，这构成了寓言呼唤启蒙的又一角度：启蒙需要彻底反传统的现代性的武器，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但作为传统知识者的陈先生并不具备这些精神支援，他的批判必然是无力和无效的。寓言呼唤启蒙的第三个角度则指向不胜任的启蒙者，陈先生的精神世界被古典理性戕害，也时时地与庸众们合流：古典理性的人伦意识不同于近代人本主义对人性的肯定和张扬而是压抑自然人性，使陈先生的本能欲望在旧道德的范畴内不能得到认同，于是以扭曲的形式更加丑陋地暴露出来；陈先生完全无视狗对来发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古典理性缺乏对个人精神世界的价值肯定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陈先生与庸众们一样，既不会同来发也不会同女性分享独立主体间的平等，因为他们没有现代意义的平等意识，来发与女性，都是被放逐的弱者、他者。寓言呼唤启蒙的第四个角度，则是对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街宽了，房高了，但庸众们的精神领域依然真空，这一寓言充分说明了道德滑坡与信仰失落的问题不能为经济发展所直接解决。精神领域属于形上部门，有相对独立与自足的内部规律，物质领域的改善并不能直接促进精神世界的进步。

二

小说对现实的第二重批判，体现于以三重维度的非典型寓言对启蒙展开的反思上。西方社会现代化业已实现，现代性得到全面张扬，现代化与现代性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暴露，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启蒙的反思与解构具备历史合理性。而中国现代化大业尚未完成，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启蒙事业任务艰巨，现代、后现代主义并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基础。但作为对现实的最高否定和拒斥，文学的任务是对现实展开“永恒的美学的颠覆”，它必须作为自由意识，批判现实，超越现实。在此方面，小说为经典二元启蒙叙事模式加入第三重维度，即傻子来发对寓言的观照和参与，这一策略不仅使小说叙事的游戏性增强，更赋之以反思、超越启蒙的绝佳维度。

寓言首先反思了启蒙得以成立的哲学根据：二元对立认识策略。福柯认为，“疯狂”和“疯子的航行”所以“在15世纪左右，如此突然地在文学和图像之中，出现这样明白成形的主题”，是因为疯狂和疯人“是威胁和嘲弄、是世界令人眩晕的非理性、是人微不足道的可笑”。他指出：“经济学、医学、语法、生物科学这些话语导致某些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他们又跟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不论这些主题和理论形式水平如何，我们将按惯例称之为‘策略’”。在福柯的理论中，启蒙对理性的确立以放逐作为他者的“疯狂”为策略；但在鲁迅的经典启蒙寓言《狂人日记》中，启蒙者却是一位疯子，理性的主体竟作为疯狂者出场——看似吊诡的表象揭示了文明与疯癫的真正秘密：疯癫与否，并没有凝固的界限和客观的判断而仅仅决定于二元对立认识策略：福柯批判的启蒙时代，理性确立，疯癫是被排斥和规训的他者；而鲁迅所战斗着的蒙昧的前现代社会，少数启蒙者的清醒被视为疯癫亦是该策略的经典表现。小说批判的，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策略。在来发的世界里，天地、君臣、父子、夫妻、正常人和傻子对立，前者因对立而区别于被区别的后者，并拥有对后者的全面优越性。许阿三们所以能够在良心上毫无负重感地对来发横加欺凌，为二元对立策略所支撑的伦理观念不能忽视。既然傻子是不属于正常世界的“他者”，那么同情、尊重与友爱等在同类间分享的价值自然轮不到一个傻子去获得。而对他的欺凌也自然毫无道德负担，因为，他是傻子——庸众们忘记了这个残忍逻辑怪圈的起点，来发作为“傻子”，是出于庸众们的规定，正是他们以二元对立的认识策略割裂了来发作为人与他们共通的属性。这一策略本身就是不自足的，更不能为对来发和一切“他者”的放逐与欺凌提供合法性依据。如福柯所论，二元对立是启蒙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它并不区别于许阿三们对来发进行欺凌的逻辑路径，于是，对启蒙的反思在这一哲学维度得到了展开。

寓言又批判了二元对立策略的具体操作：通过对弱者的命名施行话语霸权并以之为全方位的压迫提供依据。萨义德认为，“对许多物体、地点或时代而言，人们赋予它的角色和意义”，“只有在其被赋予之后（按：加粗字体为原文所有，高上）才可能获得客观有效性”；他在《东方学》扉页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作了引用：“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种命名行为，是二元对立认识策略的具体表征，命名者区别于弱小失语的他者，并对他者进行命名，而命名便意味着他者卑下属性的确立——命名是主体压迫他者的权力机制的必要前提和组成部分。这一表征具体到被二元对立策略所割裂的世界里，则体现为君王可以赐臣民以“国姓”、长辈为晚辈命名、丈夫则有权抹掉妻子姓名的一部分（仅留姓氏或名字，但被保留的部分又是父权命名的体现）。这一表征也体现在庸众对来发的命名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可是我一上街，我的名字比谁都多，他们想叫我什么，我就是什么。”对来发的命名是对来发作为弱小而失语的“他者”的话语霸权，这一霸权不仅其本身就是对来发的不公，更为在精神、肉体、经济和政治上全面地侮辱和损害来发提供合法性。既然来发被命名为“喷嚏”、“擦屁股纸”、“老狗”、“瘦猪”，那么他就获得了喷嚏、擦屁股纸、老狗、瘦猪的“客观有效性”，他就可以被庸众们当作喷嚏、擦屁股纸、老狗、瘦猪来对待。蒙昧时代如此，启蒙亦没有超越这一局限，即便进入文明时代，来发也不能摆脱被“命名”的地位，“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将会对他展开系统、全面的放逐。这一推论不是或然性的，现代、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社会展开的批判，已经充分说明了启蒙在此领域的局限性。

寓言又因来发作为傻子的特殊身份所据有的第三重维度上，批判了启蒙对终极关怀的遗失。来发被放逐，被否定，成为“正常人”、“理性”得以自我确证的他者，不仅意味着对来发的价值的否定，也意味着理性世界自身的残缺。来发认知能力发展落后，但却比正常人更尊重生命，更关怀生命的价值：来发收养无家可归的小狗，是因为看到它时心里“有点怪模怪样的”；他“记住了往自己的口袋里多装些吃的”，为的是“在街上遇着它时也好让它高兴”；他认同了狗与自己相互“做个伴”的关系，喂它吃糖，对它笑；狗因被许阿三们折磨而受伤，向来发“呜呜地叫”，来发“心里很难受”——这些行动和情感体验，意味着来发具有对生命的同情之心，具有对不同的生命形式懵懂却本真的关切。而作为同类的人，却丧失了对来发的同情，更遑论对不同生命形式的关怀。在庸众和陈先生那里，彼岸世界被古典理性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形式加以温和否定，生命的终极价值无所依托，这是对他们的严厉审判，也是对启蒙遗失形上层面的批判：启蒙张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仅打破了人对彼岸世界的信仰，工具理性也会时时地僭越生命的价值。

通过来发对寓言的观照与参与，小说深刻批判了二元对立认识策略的局限，揭示了启蒙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被片面理性所放逐的，不仅有来发这样的弱者，还有对生命的敬畏——社会的“进步”，或许意味着终极关怀的缺失；而世界的“合理”，则往往伴随着对弱者的偏见和暴力。小说以非典型启蒙寓言的形式突破了经典启蒙寓言的二元模式，也因之突破了经典启蒙寓言停步于呼唤启蒙的局限，走向对启蒙的审美反思和对现实世界的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