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义利观析要——文学论文

    义利之辨，是一直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概括地说，‘义利之辨’即是如何看待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关系的争辩。”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勃发期。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将春秋战国时期统称为“子学时代”，并以为“在中国哲学史的各时期中，哲学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 这一时期，儒、墨、法、道、兵等诸子蜂起，他们对义利问题的探讨不仅在当时掀起了一次论辩的高潮，亦对后来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先秦诸子对义利的看法各不相同。春秋时期义利之辨形式上是道德与利益之辨，实质上是“公”、“私”利益之辨。这种争辩往往并不否定对“利”的欲求，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求利行为是否符合“礼”的规定。战国时期，儒家、墨家乃是显学，影响最大。以下权将此二家的义利之思加以梳理，以对先秦时期义利观作一管窥。

一、孔子

春秋末期，孔子以“仁”为学说核心，阐发仁、义、礼、智、孝、弟、忠、信，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孔子看来，“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具有至上性质，“君子以义为质”、“君子以义为上”，“利”是孔子较少论述的，《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但罕言并非不言，《论语·里仁》篇就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孔子将“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但他并不排斥利，只是在“利”、“义”之间，更推崇“义”。《论语·里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重义，对利却并非一概否定：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孔子“义利观”承继了东周以来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以“礼”作为求利行为的约束。他肯定财利的客观价值，但要求去贫贱只能通过正当手段，肯定富贵之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慈善行为，进而提出富民主张，认为“因民之利而利之”， “惠而不费”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办法。从源、流两个向度来看，在利益获得上孔子主张“取之有道”，“以民之利而利之”， 因势利导，治国富民；在消费方式上，则推崇有能力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对“礼”与“仁”的推崇是一以贯之的，他对“君子”显然更为推崇，认为守仁义而乐道、始终不违之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上，孔子虽然不一味贱“利”，却更推崇“义”。

二、孟子

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不满“天下之人，唯利是求”的社会风气，提出重利轻义的观念。孟子的义利观，因其指向不同又可概括为富而后义、重义轻利两个方面。富而后义，是对孔子先富后义的承继，即从民富论的角度认为道义应以物质为基础：

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穀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重义轻利，则是孟子对士和君提出的更高要求：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见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认为士与民不同，当对自身的德行操守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尊德乐义”、“穷不失义”。对于执掌权柄的国君，孟子则坚决主张“王不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总地来讲，孟子义利观从“民”、“士”、“君”三个维度，分别提出富而后义、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主张，赓续了孔子“富而后安人”的传统，又对儒家的群体性原则有所强化。

三、荀子

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人。学宗孔子但不拘泥儒家，广泛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所长，是先秦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性恶论作为其伦理思想的基础，义利问题上肯定“义利两有”又倡导“以义制利”：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埶也；安燕而血气不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既然肯定义利两有，荀子“以义制利”显然不是完全否定利，他强调的是以公私利益之间，公的绝对主导性。在此观念之下，荀子又对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加阐扬：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

在对士阶层提出道德要求后，荀子义利观又拓展出治国之术的层面：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

综合上述不难见知，先秦儒家义利观虽都倡导义，但在对待利的态度上孔、孟、荀三家又有所不同，荀子既不完全同意孔孟的别义利为二，也不完全同意墨家的义利合一。“以义制利”是荀子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与孔子“见利思义”似，与孟子“何必曰利”则存在较大分歧。

四、墨子

战国初期，最有影响的是孔墨显学。墨子也讲贵“义”，但墨子倡导义利合一，因此墨子之“义”是以“公利”为基本内容的。墨子认为，凡是符合“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则是不义。

墨子贵义，旗帜鲜明地提出“天下莫贵于义”的观点：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但墨家所讲之义，显然与儒家的主张存在区别。墨子讲义不离乎利，因为在墨子看来“义，利也”，义就是利，义利合一。然而，并非所有的利都是墨子所贵的，利天下百姓，才是墨子眼中的大义：

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结 语

先秦时期，除了儒墨之外，尚有道、法、兵诸家对义利关系有所阐扬。但诸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是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先秦儒家义利观经历了一个从朴素到成熟的过程，重义而不否定利，也是后世儒家伦理观念的一条主线，汉学、宋学莫不如此。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其义利观实际上是贵义重利并举，利他人、利百姓都具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先秦诸子的义利观，引人深思，可兹借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