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文学作品中的创伤书写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是美国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以《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 1944）、《受害者》（The Victim, 1947）、《赫索格》（Herzog, 1964）等一系列作品缔造了一个文学传奇。在讨论索尔·贝娄的艺术成就时，人们总是无法回避他的民族背景，一直在创伤和苦难中负重前行的犹太民族在贝娄的身上留下了太多印记，事实上，“创伤”可以说是所有犹太作家共同的关键词。即使在不反映犹太民族的作品中，贝娄也依然会在小说中设计各种“创伤情节”。这正是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贝娄对于创伤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种族作家的敏感和深入的了解。犹太人是二战的受害者，同时二战伤害的不仅仅是犹太民族，包括二战在内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气候诸多小规模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的进程，二十世纪反殖民运动的开展，不少曾经弱小的种族与国家从创伤中舐血崛起，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整个二十世纪，西方都充满了一种对于创伤情结的偏好（从菲利普·罗斯、J.M.库切等人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就不难看出），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索尔·贝娄，他本人也是造就这个时代的许多人中的一员。要更为全面地解读索尔·贝娄，就必须正视他笔下的创伤书写。

一、种族问题与创伤

    如前所述，贝娄作为犹太作家，其作品中的创伤书写是与民族属性分不开的。对于贝娄而言，“美国作家”的身份是始终要高于“犹太作家”的，但是在他的小说中，仍然会流露出浓重的犹太性(Jewishness)，这一点他和菲利普·罗斯等犹太作家是一致的。尽管贝娄身在美国，作为一个犹太人所要承担种族带来的压力要远比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胞要好，但不可否认种族问题依然是美国社会目前尚未解决的难题（包括逆向种族主义）。

    犹太民族是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尽管他们坚信自己的先祖曾经与上帝在西奈山上订立契约，是高贵的上帝选民。但是多年以来，一直处于流浪的状态，在颠沛流离中保持着自己的犹太传统，以作为自己和上帝进行神性交流的资本。在二战中，纳粹更是对犹太人进行了残暴的种族清洗，尽管有的犹太人免于杀戮，成功地在移民国家站稳了脚跟，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过上稳定而有尊严的生活，许多人被迫生活在隔都（犹太人聚居区）之中。在《赫索格》中，主人公赫索格一家就是新大陆的外来者，贝娄形容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发臭的、肮脏的、破烂的、千疮百孔的、玩具般的、饱经风霜雨打的街”，①可见其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即使在犹太人掌握了一定的物质资源，甚至成为富豪或左右政局之人时，种族带给他们心灵上的伤害也并未停止。作为一个强调坚守自己传统的民族，犹太人在美国遇到了来自主流文化的强势同化，这其中包括宗教的，也包括生活方式上的，而一旦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标识，便很有可能失去自我。在贝娄的《银碟》中，主人公伍迪就面临着究竟是继续信仰犹太教，还是改信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教的难题，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改信了基督教。这种伤害虽然是隐形的，但并不等于不存在。

二、异化问题与创伤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扭曲的，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人们并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解放，相反日益地迷惘和苦闷，以至于形成了精神上所谓的“荒原”。一些人就在商品和消费主义的大潮中被异化，成为淡漠、孤独，难以运用感情的人。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中，男主人公约瑟夫就是饱受异化的创伤，他既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纯粹的自由，又无法与他人沟通，他无法正常地与邻居、亲戚、朋友甚至是自己的爱妻爱娃交流，只好在日记里跟一个不存在的对象倾诉，因此他想当兵，去让别人操控自己的日常生活，免于他受到这种折磨，然而他的入伍却困难重重，这使他成为了一个被“挂起来”的，晃来晃去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贝娄的笔下，很多人即使深受创伤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对他人加以伤害的施害人。细察其中原因便会发现，这恐怕很难归咎于种族问题，依然是社会对人的异化导致的。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赫索格》中的瓦伦丁·格斯贝奇，一直以来，他被认为是一个心狠手辣、忘恩负义的小人，但是这个人的形象不应该被如此简单地看待。格斯贝奇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电台的播音员，但是他成为了赫索格的好朋友，羡慕他们优越的生活而也想奋斗成为其中的一员于是开始努力地学习，在他自己的努力和赫索格的帮助下，格斯贝奇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了诗人后还当上了制片人。因此，格斯贝奇极为珍视自己和赫索格一家的关系，在赫索格的家庭发生纠纷时，格斯贝奇就以一个调停人的身份去为他们排忧解难，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浓眉大眼的格斯贝奇俘获了赫索格妻子玛德琳的心，这对于赫索格来说当然是莫大的羞辱，以至于一向善良得颇有些与世无争的赫索格也萌生了要用枪杀死这个奸夫的念头。因为赫索格不但对格斯贝奇提供过帮助，格斯贝奇还是一个残疾人。格斯贝奇这个赫索格口中的花花公子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一条木头假腿。这是他小时候为了追逐一个卖气球的人被车压过造成的，这曾经使得赫索格非常同情他。命运对于格斯贝奇来说是不公平的，给予了他终身的创伤，然而他又成了伤害赫索格的人。格斯贝奇的行为显然不是种族原因造成的。他和玛德琳一样，都出身于极其重视家庭的稳定的犹太人，两人的勾搭成奸绝大部分的因素是社会异化的作用。玛德琳的不守妇道是因为她掀起赫索格的教授身份没有给她带来预期的财富，而格斯贝奇却已经跻身上层社会，格斯贝奇对朋友的背叛则是因为在这个物质之上的社会，他虽然是一个芝加哥的名人却与包括妻儿在内的人感到疏远，而玛德琳则愿意聆听他的诗歌。

三、知识分子身份与创伤与治疗

    尽管“知识就是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啻于真理，但是贝娄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深知知识所带来的思考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折磨，贝娄本人就是借助写作来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了什么而生活”的人。例如在《赫索格》中，赫索格是一个信奉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曾经著有《论浪漫主义与基督教》等，对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思想也颇有研究。他本人是极为关注人类的命运的，由于有知识的积累以及思考的习惯，他目睹到人类正在处于一种困境中，而人类却不没有察觉也不加以防备，这连同赫索格混乱的家庭生活一起使得赫索格陷入到了一种焦虑当中，丰沛的思想一度使得他无法正常地工作：“他讲课时经常会久久地呆着不说话，有时甚至干脆停了下来，喃喃地说声‘对不起’，伸手从怀里掏出钢笔，使劲地在一些碎纸片上写起来，弄的讲台也吱吱嘎嘎作响。他全神贯注，眼圈发黑，苍白的脸上七情尽露。”②而作为知识分子，尽管学校未必是一方净土，但担任教职恐怕是少有的比较适合的工作之一，赫索格在这一份工作上的失败使得他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了。

    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虽然可以对他们造成伤害，同样也可以对他们进行疗救。在用书信体写成的小说《赫索格》中，赫索格就选择了书信来作为自己排遣苦恼的药，尽管有些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收到他的信，比如哲学家尼采等已经去世了的人，还有的人即使收到了他的信也不可能认真看甚至给他回复，比如那些在政坛上久经沙场的总统、州长等政客。但是他能够将书信作为自己尽情表达思想和情绪的载体，无拘无束地吐露心声，将在日常生活中，课堂上不能讲或不便讲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关心和反思写出来，也把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与不平写出来，正是因为这种交流是单向的，赫索格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对他人的指责，对自己的抨击。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政客，赫索格便在信中发泄对他们的不满，指出他们的错误等，直到赫索格成功地从自己心灵的困境中突围出来以后，他才停止了写信的行为，如果赫索格是一个文盲，他显然是不能用书信来自由言说，平复自己的心的。

    综上，从索尔·贝娄的作品可以看出，创伤这一主题在多个方面散发出魅力，吸引人们对于人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反思，是有着极大的文化和思想价值的。从贝娄的畅销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以后，他就被宣布为美国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贝娄对创伤主题进行了极大的挖掘，而他在艺术上的造诣也在这不断地探究过程中，愈加强化，这也是贝娄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