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研究法视域下查理周刊事件的思考

法国当地时间1月7日，位于巴黎的查理周刊总部遭受到两名蒙面枪手疯狂袭击，当场造成10名杂志社工作人员、2名警察死亡。事件并未以杂志社遇袭而结束，8日上午，嫌犯在巴黎当街射杀一名女警和一名清洁工。9日下午，嫌犯在一家犹太超市被击毙，4名人质死亡。

查理周刊遇袭后引起了法国乃至世界的震惊，欧洲数百万民众掀起游行，高呼“我是查理”“我们是查理”口号，表达对极端组织的愤怒。事件过后人们痛定思痛，希望能够分析事件的原因，汲取教训。然而，在多地演化出了反穆斯林的行为，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矛盾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激化。

查理周刊遇袭绝不是简单的暴恐行为，更是涉及到历史、政治、民族的事件。而社会历史研究法在文学研究视域尤为强调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要素，对于该事件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契合性。本文试图从社会历史研究法代表人物丹纳的三元素说对事件进行简要分析。

丹纳思想深受自然科学影响，将达尔文进化论精神引入社会科学，并从哲学家黑格尔、社会学家孔德思想延伸发展，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因素在精神文化的发展中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关系，并认为在三个因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 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

种族要素是指种族特性，它来源于天生的遗传性，是一个种族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独有特性，这是一种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原始印记。丹纳认为，种族特性是一个民族的原始模型的巨大标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力量或原始冲动，是第一性的不变的印痕，它隐藏在这个种族的变化着的语言、宗教、文学和哲学之中。虽然时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时代所给予这个种族的第二性的印痕下面，去发现种族自身的“血统和智力的共同点”，正因如此，种族才得以延续，文化传统才得以保存。

法国的少数族群有世居及移民两类。世居民族，如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科西嘉人；移民民族，如阿拉伯人、黑人和亚裔移民等，据粗略估计，法国少数族裔移民大约占据全国总人口的15%。尽管他们在公民意义上而言是法国人，但至今仍没有真正地融入法国社会。尤其是穆斯林和黑人族裔，尽管他们的法国认同较高，但在法国社会中存在着相当的被排斥感。虽然法国坚持世俗化这一方针，并不因族裔身份的不同而拒绝给予公民身份，但是民族间的差别依旧存在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融合，法国穆斯林人数已经超过六百万，这些穆斯林移民在外在上与其他民族似乎无异，同样讲着法语，同样的衣着，同样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思想依旧保持着穆斯林传统。在这些人群中青年占三分之一，他们信仰伊斯兰，生活方式上并不接受西方的改造，以伊斯兰的传统体制组织活动。但当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法国的穆斯林还是很难与当地其他民族达成共识。查理周刊不断刊登侮辱穆斯林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招致穆斯林群体的极度愤恨是可以预知的。

丹纳提出的环境要素，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丹纳认为不仅艺术作品是从属于作者，艺术家也同样隶属于某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而艺术宗派则属于它周围的趣味和与它相一致的社会。同样，种族、个人也不是孤立的，也要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依据丹纳的理论，民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的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性的多方面差异将影响种族的性格。

法国正处于这样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碰撞的环境中心。法国坚持将各种民族习俗世俗化，力图构建多元文化民族共存的大法兰西共和国。2010年，法国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遮挡面部衣物的法案，其主要的针对对象实际上是穆斯林妇女的罩袍。对于罩袍的反对，与其说是一些观点所认为的法国反伊斯兰教，毋宁说是法国奉行世俗化这一价值观。但是，这一系列举措被歪曲地理解为对穆斯林群体的攻击。除此之外，各种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侮辱都屡见不鲜。

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欧洲媒体将该事件定义为“对民主的挑衅”“对自由的袭击”，在“维护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将查理周刊屡次侮辱伊斯兰先知的事实掩盖。诚然，言论并不致死，一家杂志社仅仅因为政见不同遭到残暴屠杀是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但是新闻自由的底线在何处依旧是现今法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应探讨的话题。

丹纳所谓的时代，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等，这些因素影响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丹纳所提出的时代要素较为宏观，并且与种族、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丹纳所提出的时代要素，正契合了当今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地缘空间的有限化正是这个时代的矛盾。这个时代正在上演着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碰撞，各种文化要素打破原有隔离封闭的环境下势必也会产生激烈的碰撞，查理周刊事件正是这种反应的极端表现形式。在法国，早在2005年就出现过移民因社会民生问题引发的骚乱，除此之外，文化宗教引发冲突事件也日益严重。查理周刊以一切事物皆可嘲讽，抛弃一切价值，而这正是新闻自由、文化自由的体现；在法国的穆斯林恪守伊斯兰传统，崇尚先知的无上尊严。对于查理周刊事件，我们必须进行分辨，查理周刊并不能代表整个媒体，它的主张也不是人人赞同，它只是所谓“自由”的极端；而制造惨案，屠戮生灵的是有预谋的极端组织，它并不能代表整个穆斯林，它只是极端的恐怖主义。而事件的受害者却是整个社会：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对伊斯兰教的伤害要比那些漫画家大得多，查理周刊对法国社会的伤害也要比恐怖分子大得多。媒体的责任是弥合社会裂痕，而非撕裂社会；宗教的磨练是宽容和忍耐，而非以暴制暴。

丹纳认为在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中，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多民族、多移民构成的国度、“言论自由”“以暴制暴”、文化多元地域有限契合了丹纳社会历史学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个因素。查理周刊血的教训正在警示着后人，如何在民族问题上实现包容、如何在话语权上实现谅解，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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