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新媒体环境下我国记者及媒体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来看，我国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存在着角色定位模糊、缺乏专业素养、道德伦理失范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国内记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角色是多重的，这些角色包括：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供职于某个媒体的记者、一定程度上有舆论引导权的公众人物，而大众对这些角色的期待也各不相同。但一些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对自身角色认识的错位，从而片面地追求社交媒体使用的自由，随意发布因自己特殊的职业渠道而获得的独家或内部消息或是情绪化的言论，最终破坏了作为记者和公众人物的形象，使所在媒体的形象和利益受到损害，严重者甚至会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2011年2月24日，“第二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颁发两天后，央视国际频道新闻主播鲁健与金扫帚奖的创办人程青松因观点相左而在微博发生骂战，互斥“垃圾”，鲁健甚至爆出粗口。而央视记者赵普的“酸奶门”也是引发了公众的哗然。可以说，作为一名记者和公众人物，在微博上随意发表攻击性言论，是对自己角色定位的模糊与对公众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次，目前国内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一些记者因缺乏把关而摈弃了质疑与求证的专业素养，在微博等平台上发布假新闻；也有部分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的角度不够客观，影响了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还有的记者不能以专业的态度去正确对待已经出现的错误，错过了勘误和纠正的最佳时机。如2010年的“鲁迅作品大撤退”就是由于记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没有经过核实，直接引用微博网友博文中的标题，最后造成了假新闻的风波。2010年12月，新浪微博里发生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被死亡”的离奇事件，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案例。

“记者微博新闻失实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转发不求证，无意中传谣。二是刻意制造假新闻，即蓄意造谣。”如2013年1月，记者戴鹏导演的长沙救助站爆“冷”事件。在某些情况下，谣言是一种变相的“社会抗议”，造谣者从受众的不满情绪中，借势造谣。由于职业特点和社交圈广泛的原因，记者微博扩散性更强，受众也对其微博内容更为信任。所以一旦记者发布谣言，产生涟漪效应的谣言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大。

再次，某些记者在社交媒体上会进行过分情绪化的表达，例如发布有攻击性的激烈言辞等，这些表达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底线，扰乱大众试听的同时也对网络环境造成了污染。在微博的草根化过程当中，一些记者在情绪被激化后通过微博泄愤，有的记者甚至在微博上无端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对其自身形象和所在媒体的形象造成了损害。记者社交媒体上道德伦理失范的例子在我国并不鲜见，虽然例如微博等社交媒体有诸如“发言请遵守社区公约”①的提醒，但是收效甚微。而在药家鑫案的审理过程中，各大媒体在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了过分的渲染和报道，而一些记者在微博中不断发布、转载药家鑫是“富二代”、“军二代”的猜测，对公众和舆论产生了极大的误导。更有甚者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中国法律已死”的言论。

二、国内媒体对待社交媒体时存在的问题

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冲击的大趋势下，国内许多传统媒体并没有将社交媒体纳入管理，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和规范去指导记者如何对其进行合理使用。总的来说是以一种以消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交媒体的发展，对记者的人身安全及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并且在出现问题后缺乏相应的应对方案。这种消极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我国的许多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并没有受到所在媒体的约束，造成了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道德失范甚至传播虚假消息等不良后果，而传统媒体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常常因为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条例与应对措施，从而陷入被动局面。

由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于2012年10月完成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手册》也初步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记者微博使用拟出了一些相关的条例，但是国内的各个传统媒体根据自身特点对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规范的情况依然较少。即使设定了相关条例的传统媒体，也在规范的设置方面多集中于宏观的体制方面，在涉及微观具体操作方面指导意义不大。“进人互联网时代, 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代，媒体及记者，可能会有多种不同声音，因此，有必要对记者的言论适当规范，以免与所在单位的立场发生冲突。”

在社交媒体发展的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存在着很大隐患，记者通过网络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所在地。而2014年《华西都市报》在微博上对“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遭绑架”的突发新闻进行专题报道时对在场记者的姓名、所在酒店具体名称等信息的暴露，虽然并没有危害到记者的人身安全，但是当遇到紧急突发状况时，媒体应当首先将记者的人身安全置于第一位，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谨慎批露记者的具体信息，防止记者因信息泄露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记者在微博上的言行某些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受众对其所属媒体的看法，为此，许多媒体及个人都强调个人微博言论仅为个人立场，与所属媒体无关，路透社主编大卫·施莱辛格 （David Schlesinger）就在自己的 Twitter上表示：“在 Twitter和 Facebook上，我的发言仅代表我自己。”《纽约时报》早在 2008年就要求旗下记者不在 Facebook上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场，从而避免读者以此质疑记者的职业操守。

当记者微博出现重大失误的时候，媒体不应该失语，装聋作哑。如赵普“老酸奶”微博事件后，央视没有作出任何声明与回应，赵普则莫名其妙地从央视消失了一段时间，这种处理做法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与无端的猜测，是十分消极的应对方法。

2012年“超级碗”比赛期间，CNN评论员罗兰·马丁在Twitter上的言论冒犯美国同性恋团体后，CNN随后在一份声明中称：“罗兰·马丁在Twitter上面发表的评论是令人遗憾和不快的。侮辱对方的语言与我们公司的价值和文化不符，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一直在仔细地评估这件事的影响，罗兰将暂时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这样的声明和道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对所发生事件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一个成熟、负责任的媒介形象。虽然声明和道歉有时并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但是对问题的正视和积极处理往往对一个媒介品牌的树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

“传播史上，每一次新媒介的强势出场，并非只是增加了一个会话工具，而是首先打破既有的传播平衡，进而从形式到内容都影响与改变普通大众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社交媒体的诞生与发展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使传统媒介发生了新的变革。传统媒体和记者享受着着技术进步与自我呈现的欢歌，也面对着着信息井喷和不知所从的迷惘。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能够仅限于信息的采编，更要成为具有质疑与判断力的角色，“对于媒体机构而言，要学会破坏性创新，即完全打破原有内容的表现形态而具备四维方位感。”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