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女性观-文学论文

近些年来，人们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吴敬梓的生平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不仅挖掘出了作品意义的深刻性和多层次性，也对作者吴敬梓本人的思想有了多方面的理解和把握。有人认为吴敬梓“是时代的叛逆，是站在当时统治秩序的对立面的”，有人认为《儒林外史》中表现出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作者在对封建科举制度、吏制的尖锐批判和对皇帝的婉曲讽刺中，在对杜少卿、沈琼枝封建叛逆精神的歌颂中，在对平民特别是四人市进奇人的描写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还有人认为“《儒林外史》中所嘲弄和批判的，绝不仅只是八股制艺和以八股制艺进身的士子名士，而是嘲弄和批判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这些观点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女性观念却滞后于这些进步思想。本文将对吴敬梓的女性观作一些浅显的解读。
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一十九年（1754），此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颠峰时期——“康乾盛世”。而此时的思想界正处在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向乾嘉汉学思潮过渡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启发下对封建社会的弊端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有了在《儒林外史》中对于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在渐渐显露的乾嘉汉学那种“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不虚美、不夸饰的治学精神的影响下，和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以怀疑的精神重新审视那些流传的典集，对一些似乎早有定论的经典学说提出新的质疑。于是一些有悖于当时正统思想的火花便被激发出，从而呈现在《儒林外史》这部作品里。
但从女性观的角度上来说，吴敬梓的思想并非如以上观点所提出的是“时代的叛逆，是站在当时统治秩序的对立面的”，其作品是在“歌颂封建叛逆的精神，嘲弄和批判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其实，他并没有超越千百年来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使作品表现出男女平等或尊重女性的新观念。下面我们就从作品中找出一些实证。
请看以下一段文字：
当下摆齐酒肴,八位坐下小饮。季苇萧多吃了几杯,醉了,说道:“少卿兄,你真是绝世风流。据我说,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也觉得扫兴。据你的才名,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时行乐?”杜少卿道:“苇兄,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萧柏泉道:“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迟衡山叹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当下吃完了酒,众人欢笑,一同辞别去了。
此段文字，特别是杜少卿的一番言论，历来受到《儒林外史》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已普遍认为《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吴敬梓的自况，作品中杜少卿和那些一再被作者褒扬的“真儒”的言行，代表着吴敬梓的崇高人格理想。基于此，一些研究者认为杜少卿“娶妾最伤天理”的一番言论恰恰表现出了吴敬梓的一些新的女性和婚姻观念，因为萧柏泉的一句:“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可作为这个观点最好的补证。但问题在于，萧柏泉的话语一落，迟衡山却接了句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萧柏泉和迟衡山的话一前一后都是对杜少卿话的回应，缘何相差甚远呢？“风流经济”和“立致太平”的观点是一致的还的相矛盾的？这是很多研究者所一直忽视的，但张锦池先生已在《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意蕴与思想性质》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阐释，他认为“不使天下有‘无妻之客’仁也；‘四十无子’而可‘娶一妾’，孝也。盖其主张以仁孝治天下也”，这种“以仁孝治天下”的思想与“王冕说的‘以仁义服人’乃同一条道上跑的车”。而萧柏泉的“风流经济”实是对杜少卿一席话表面肤浅的理解，只有迟衡山一语“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才正中杜少卿“下怀”。
“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表面看是主张“一夫一妻制”或尊重女性。实际目的是为了让天下少几个“无妻之客”。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成为了一台延续家族香火的“机器”，如果这台“机器”失灵，不能为“无妻之客”产下一男半女，便失去了这个女子在这个社会的终极“价值”和那原本就不稳固的“地位”，只能“便遣别嫁”。
在封建社会，女子被弃不免要过着“旁人羞不起”的日子，特别是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明清，会让原本地位低下的女子命运更加多舛。生活在此时的吴敬梓，不会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在他的眼中还没有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或“男女平等”的观念，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主张“一夫一妻制”或“对男女问题、对婚姻问题有了新看法”的观点大概只能算得上后世人民对其所热爱的作家思想观念的理想化的假设吧！
除此，在第四十一回，杜少卿对沈琼枝的一番话，也历来受到关注。
文中描述杜少卿在得知沈琼枝被盐商骗去做妾的悲惨遭遇后，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在这里，杜少卿用“士大夫”与“弱女子”对比，旨在表现出吴敬梓对女子才华的赞美和“视金钱为粪土”的崇高品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把“士大夫”与“弱女子”分列开来，本身就是体现出“士大夫”与“弱女子”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观念，是字里行间作者无意中流露出的。除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观念，更有甚者，在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一节中，作者叙述王玉辉之女说出殉夫之志时，玉辉大喜，认为“这是青史留名的事”，便鼓励女儿“你竟是这样做罢”。当女儿饿了八日，真的去世后，玉辉不但不能理解妻子的悲痛，反倒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但在其女入祠建坊之时却又“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作者用一种同情的笔触，揭示了受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人性完全被扼杀了的悲剧，很多人认为这是作品反对封建礼教的重要根据。鲁迅先生则评价说“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但“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并非描写“良心反礼教”，所以作者虽否定女子的殉夫行为，却不识女子“贞洁”之苦，对“束身名教之内”的女子守节行为加以热情的褒扬，这种褒扬恰恰反映出了吴敬梓的女性观念仍然没有冲破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
综上所述，相较于吴敬梓思想中的进步方面，他的女性观念体现出了相对的保守性，整体而言，仍遵守着封建的伦理规范。当然，那些不甚进步的女性观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女性作为社会甚至男子的附庸，自然主体的尊严和自然个体欲望的满足确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不曾也不能关注到的。所以我们无权苛责一个“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