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的内涵及其在运用中的发展-社科论文

“以意逆志”是孟子与其弟子咸丘蒙在讨论《诗·小雅·北山》时，针对咸丘蒙对诗的错误理解而提出来的一种说诗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之民，靡有于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流行“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春秋左传正义》）之风。人们常常断章取义，摘取《诗经》中的某些诗句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原作的意旨。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解诗方法在当时是有先进性和进步意义的。
一、以意逆志的内涵
对“以意逆志”的内涵，历来众说纷纭，主要分歧在以何人之“意”来逆诗人之“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志，乃作者之志。孟子之所以提出“以意逆志”，就是因为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的理解是建立在忽视了作诗者的基础上的，所以无法真正把握诗作的原意。用现在的表达话语来讲，“以意逆志”其实是把作者、文本、读者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与断章取义比起来是有进步意义的。断章取义割裂了文本与作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损害了作品本身的意义。
《说文解字》里“意”和“志”是互训的：“志，意也”，“意，志也”，二者往往通用，但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两者是有区别的，同一文本中，他们所附属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要想作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不可以忽略“意”和“志”之间一个关键的桥梁，即“逆”。《说文解字》：“逆，迎也”；“迎，逢也”；“逢，遇也”；“遇，逢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逆”有“迎”、“逢”、“遇”之意。也可以说“逆”是一种逢迎、遇合。所谓逢迎、遇合，绝对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必须是两方或多方的，才可能存在逢迎、遇合之意。用在对文本的解释方面，就是读者、文本和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意逆志”，其实质是以读者之意来逆作者之志，而作者之志是通过文本来表达的。

二、“以意逆志”在应用中的发展

“以意逆志”起初是一种说诗、解诗的方法，但后来逐渐成为经典阐释的一种原则。后世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释和运用，并在运用中得以发展。
汉代赵歧在《孟子注》中对“以意逆志”的解释是：“人情不远，以己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尽管个体存在境域的不同，使得对文本的理解是多维的。但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拥有相一致的语境，就是理解发生的根据。即俗话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心会心”的过程。所谓“人情不远”，推广此心，以己意即读者之意来会他者即作者之意是可“得其实”的。
宋代的理学家重视道统，也就是要上继孟子，延续道统，从而复兴儒学。对孟子的“以意逆志”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张载《经学理窟·诗书》中指出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朱熹在释“以意逆志”时，注“逆”为“迎”，并作进一步的发挥:“‘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盖是将自家意思前去等候诗人之志来。”
清代是“以意逆志”发展的集成期。清代学者认为，作品文心难明，本事不清，而且兴会适然，对待同一个对象大家是见仁见智的，所以强调“以意逆志”不要牵强附会。
三、结语
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艺术化处理，他与现实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主观意识的参与，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愿望去“改变”曾经的存在。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或无意地积极地参与其中。“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所以，在揣度、判断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打下读者的主观思想情感烙印的。在文本的原本架构上，再添砖加瓦，涂抹上个性化的色彩。尽管西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这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如何地千差万别，他仍然是哈姆雷特而不会是李尔王。可见“以意逆志”作为一种阐释方法，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