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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创作中家国文化意识成因之探析——山花

作者:和雪渊来源:原创日期:2013-03-08人气:1242
 生命教育:家国理念的奠基
自鸦片战争以降,满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政治风云瞬时万变,国内国外各种社会力量,纵横捭阖,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正是在这样的时局中,一个幼小的生命在京城一条小小的胡同里,呱呱落地。老舍的父亲隶属正红旗、老舍的母亲隶属正黄旗。[3]正是这样的时局,这样的民族出身,这样的家境在以后的老舍身上留下了无形的影响。正关纪新所指出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他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 [4]
1900年8月15日,老舍的父亲在皇城护卫战中不幸战死。此后,老舍的母亲,一个不识字的劳动妇女,以自己的坚毅和勤劳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困使老舍出于本能地从求生欲望中去认识穷困,并深切体验感悟生命的意义、社会的不公。老舍曾回忆自己的童年:“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5]。父亲的去世给当时尚且童稚的他留有不可磨灭的记忆。“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6]。这样,一方面,家仇国恨的愤怒在老舍幼小心灵中萌芽、生长,另一方面,其切身感受到的沉重的民族苦难培育着他深沉的爱国情怀。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舍予”为名所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铃儿》,其中的小主公“小铃儿”与作者自身生活经历非常相似,小说的情节简单,但作品所包含的爱国反帝的思想颇有意蕴、耐人寻味。
母亲的教育让老舍从思想上理解人生是非,而生活的现状更让他深刻体验到人生的不易。[7]老舍自幼在贫穷的小羊胡同长大,他所接触最多、感受最深的便是底层劳动者的血泪生活史。贫穷使老舍过早尝到了生活的苦难,但贫穷也成为老舍创作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创作源泉,使他从求生的欲望、生命的崇高及人格尊严等方面去认识贫穷、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处境。诚如鲁迅所说:“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8]老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其微薄之力为这一阶层的生存而呼吁奔走。 “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9]。他的全部作品都在告诉我们:他以家国理念为基石,以生命为焦点,以一个庶民知识分子的良知努力为社会弱者代言、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不懈奔走呼号。
母体文化孕育:“士”精神的传承
从儒家思想的开创人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已经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而且至今未绝。超越个人的私利而对国家、社会的关怀精神是士传统的重要内涵之一。曾参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纵观中华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士”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阐扬与实践的主体。儒家精神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道自任。 “士志于道”强调士的关怀始终超越一己或家族的利害得失而指向“道”。第二,以天下自任。君子心怀“天下”, “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第三,忧患意识。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在儒家思想里,忧患跟“民本”与时代感有着相辅相成的关联,一方面,君子对自家的生命有一种责任感,得时时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另一方面,对天下生灵的忧乐也产生一种使命感,使人不得苟且偷生。
老舍生于北平长于北平,自幼耳濡目染母体文化。桐城派的散文,陆放翁与吴梅村的诗都深为老舍喜爱。北平作为数朝古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无疑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与魅力;从北平人们极讲礼仪、极重伦常等社会思想与生活方式中可见儒家文化思想浸润了北平的市民社会生活,甚至二者呈水乳交融状。生长于斯的老舍也不例外、甚至比一般人对北平有着更为深厚的情感,他对北平的挚念可以说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北平故土让老舍魂牵梦萦,让老舍对它有种难以割舍的血脉情怀:“北平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10]“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了,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在我的心中。”[11]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已以一种历史沉淀的方式浸入了老舍的灵魂深处,滋养着老舍,让其肩负改造民族文化的重担。
老舍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最初的启蒙读物便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书,而老舍对《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更是爱不释手。 “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12]老舍在众多诗词名家里,偏偏爱上了陆放翁与吴梅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契合。[13]老舍同许多“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似,因早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思考社会人生诸问题的时候,都习惯于以儒家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作为出发点,在他们身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始终是经典的人生价值取向。[1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在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无疑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想生活及创作等各方面,创作是对作家自身特定的社会生活与审美文化视野的重构和认同。在老舍身上体现出了传统士大夫精神,“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深。童年习冻饿,壮年饱酸辛。”(《诗二首·昔年》)童年的苦难与壮年的坎坷造就了老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并深刻渗入到了老舍的思想深处。虽然生活艰辛,历经磨难,但老舍并没消沉,而始终在超越个人忧患,并把这种忧患意识转化为“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15]
“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它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它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地报答它的父母。”[16](《大时代与写家》)这段文字虽然是老舍目睹民族危亡时清醒认识到文学家的社会职责有感而写的,但也正是他一生创作的宗旨。纵观老舍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和亲切、幽默风趣的长者,然而他诙谐幽默的风格中又隐含着一种浓郁悲怆的忧患意识,这种达观不迷、尚善尚美的精神境界,这种源于忧患意识而生的悲悯济世情怀,恰恰正是对孔孟先辈所开创的“士”精神的一种承传。
时代精神熏陶:现代西方文明的借鉴
“时代精神是一种宗教,或者说得好一点,是一种信念”,“它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暗示力,经由无意识作用于那些柔弱的心灵,使它们随波逐流。”[17]“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堪称一场新的洗礼,而“五四”的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前期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心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倡导科学与民主,引导国人懂得:实行民主、提倡科学,方可唤起人民的觉醒,方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历史证明,这种认识是对的。
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打破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封建思想樊篱,冲击着众多有志学人的头脑,成为社会运行的新的轴心。“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精神独立等,在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当时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
也许是性格和经历使然,与上述这些激进的人物有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老舍可说另一种心境。在“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学习,并没对它给予太多的关注,可以说是一个局外人。他后来曾回忆:“我只是看见‘五四’运动,而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面。那时候我已经做了事,虽然做的是教育界的事,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18]但这只是表面的一个事实,而在真正的内心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老舍虽然未能亲身参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难免使他与“五四”运动有一些隔膜,但正是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为他观照“五四”提供了一定的距离,因而他一方面以自己的爱国热情去感受“五四”,另一方面可以冷静理性地去反思“五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舍的理想仍是社会化的,他改造国民性以创造新人格的目的就是
救国救民。[19]
“五四”在文化心理方面对老舍的影响极大。“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老舍也是其中一个成效显著的启蒙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帮他清除了文化心理中旧的因袭,也清除了世俗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泥垢,这为新的文化心理的生成发展,即为现代人格意识的生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寻求新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20]在此期间他接受了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等现代人文思想和理性精神,初步实现了由市民知识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到了‘五四’,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21]
结语
老舍深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双重浸染,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其对家国有一种深厚的情怀,对家国关系的思考有着深远的洞察力。一方面他对家国文化中所负载的沉疴宿疾严厉批判,一方面对其所内蕴的精华大加肯定弘扬。表现在他一生的创作与生活当中,首先是他对传统家国观所处不同时代的不同作用的深刻认识与判定,而这种家国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基于对中国传统家国观与中国现实社会的这种深刻认识,老舍从“家”文化角度来思考国家的命运,从“国”的危亡思考“家”的依存,以一个背负着传统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真实地书写了家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演进。
也正是由于老舍独特的经历和体验,老舍思辨的头脑和深邃洞察力,他的著作蕴涵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他自身那种舍己其谁的为国献身精神及执著精神或许正是老舍被后人学习、青睐的因素。然而,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他身上所承载的传统基因太多以至于本身具有某种悲剧的意义,这是我们所应当吸取的教训。
此论文是广西自治区区级课题项目研究成果之一,课题号为2010JGB137。
参考文献:
[1]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一) [J].鲁迅研究月刊,2001,(02).
[2]宋曰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家和市民社会的世相画家——巴金与老舍[J].东岳论丛,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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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5]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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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纪新.别样惨淡的“人之初”——老舍的童年[J].满族研究,1996,(12).
[8]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老舍.文学概念讲义·论创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0][11][16]老舍.老舍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2]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十五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18][20]石兴泽.老舍文学世界的构建与“五四”文学传统[J].东岳论丛,2003,(04).
[14][15]杨春燕.老舍人格中儒家文化底蕴的解读[J].求索,2004,(02).
[17]﹝瑞士﹞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19]刘永莉.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J].齐鲁学刊.2003,(05).
[21]老舍.老舍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和雪渊(1976— ),女,湖南永州人,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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