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学术论坛
作者:胡增文来源:原创日期:2013-03-30人气:1677
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尽快解决建国初期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问题。
建国初期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国内战争等客观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本身及实行政策过程中所造成的。虽然在积聚物力争取战争胜利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它加重了战后经济的困难。列宁日后在谈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曾说: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我们也要把它捍卫住。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食粮,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
列宁的表述非常清楚,尽管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要捍卫住工农政权,是被迫实行的临时应付措施,但在客观上确确实实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使工农政权在战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到了1921年,当我们渡过了,而且是胜利地渡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列宁这里说的人民群众不满是指人民群众对经济困难现状“有意见”。这种意见首先来自农民,然后发展到工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首先挫伤的是农民,加上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致使农业连年歉收,粮食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逐渐引起部分工人也“有意见”。在国内战争还在残酷进行的时候,这种“有意见”被暂时搁置,被战争更残酷的现实暂时掩盖。而当战争过去之后,暂时搁置和掩盖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变成社会焦点。
从表面上看,工人农民不满的原因是因为战争破坏形成的经济困难,但从深层上看,政策措施执行失当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因为这项政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粮食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只考虑当前如何能够拿到粮食,另一种是在考虑如何能够拿到粮食的时候并考虑农民的感受。这两种做法不同,后果也不同。第一种做法的后果虽然消极,但筹粮见效快;第二种做法的后果是积极的,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筹粮,农民利益得到保护,他们就会支持苏维埃政权,生产积极性就不会消退。与第一种做法相比,虽然筹得的粮食暂时少些,但粮源得到保证,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弊端是筹粮见效慢。列宁当时只考虑尽快解决粮食问题,没有去制止第一种消极做法,致使其产生不良后果。列宁当时只把注意力放在战争上,没有充分注意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日后严峻的困难局面。
列宁虽然知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严重后果显然估计不足,以致于造成的经济破坏力直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首先是加剧经济困难,主要表现为由农业生产问题引发工业生产问题。这种连锁反应是列宁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列宁没想到农民问题并不只限于农民范围,更没想到由农民到农业再到工业的连锁反应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困难。
其次是政治问题。列宁说:当时的饥荒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一是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列宁后来也很清楚,1921年。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心怀不满。他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列宁虽然不把农民作为革命的政治力量,农民在俄国也不是强大的社会力量,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关系社会生存的重要力量,掌握着农业生产这个社会生存的重要资源。他们的态度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也影响着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以为农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革命政治力量已足够强大,放弃甚至伤害这股政治力量,在实践中是不利的。二是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基础,影响政权的稳固。农民不满如果不足以影响政权稳固的话,那么工人的不满就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列宁把它称为“最大的政治危机”就足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如果仅是农民不满,列宁不会把它作为政治危机来看,当工人不满也出现以后,列宁感到问题严重,这种严重已不是一般的政治危机,而是“最大的政治危机”。列宁为什么如此关注和重视工人的态度?主要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生存与发展都依靠工人这个主力军,失去工人就必然失去政权。还有什么问题比动摇政权、失去政权更严重的呢?三是损害了工农关系。列宁在《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工农关系首先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存在,由经济关系存在决定其政治关系。工农关系“正常和巩固”与否,在经济关系上的反映就是能否实现平等交换其劳动。在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把握好工农利益关系是处理好工农关系的关键,否则就不能维护“正常和巩固”的工农关系。
这时的列宁已经看到,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建国初期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国内战争等客观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本身及实行政策过程中所造成的。虽然在积聚物力争取战争胜利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它加重了战后经济的困难。列宁日后在谈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曾说: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我们也要把它捍卫住。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食粮,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
列宁的表述非常清楚,尽管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要捍卫住工农政权,是被迫实行的临时应付措施,但在客观上确确实实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使工农政权在战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到了1921年,当我们渡过了,而且是胜利地渡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列宁这里说的人民群众不满是指人民群众对经济困难现状“有意见”。这种意见首先来自农民,然后发展到工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首先挫伤的是农民,加上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致使农业连年歉收,粮食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逐渐引起部分工人也“有意见”。在国内战争还在残酷进行的时候,这种“有意见”被暂时搁置,被战争更残酷的现实暂时掩盖。而当战争过去之后,暂时搁置和掩盖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变成社会焦点。
从表面上看,工人农民不满的原因是因为战争破坏形成的经济困难,但从深层上看,政策措施执行失当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因为这项政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粮食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只考虑当前如何能够拿到粮食,另一种是在考虑如何能够拿到粮食的时候并考虑农民的感受。这两种做法不同,后果也不同。第一种做法的后果虽然消极,但筹粮见效快;第二种做法的后果是积极的,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筹粮,农民利益得到保护,他们就会支持苏维埃政权,生产积极性就不会消退。与第一种做法相比,虽然筹得的粮食暂时少些,但粮源得到保证,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弊端是筹粮见效慢。列宁当时只考虑尽快解决粮食问题,没有去制止第一种消极做法,致使其产生不良后果。列宁当时只把注意力放在战争上,没有充分注意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日后严峻的困难局面。
列宁虽然知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严重后果显然估计不足,以致于造成的经济破坏力直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首先是加剧经济困难,主要表现为由农业生产问题引发工业生产问题。这种连锁反应是列宁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列宁没想到农民问题并不只限于农民范围,更没想到由农民到农业再到工业的连锁反应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困难。
其次是政治问题。列宁说:当时的饥荒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一是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列宁后来也很清楚,1921年。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心怀不满。他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列宁虽然不把农民作为革命的政治力量,农民在俄国也不是强大的社会力量,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关系社会生存的重要力量,掌握着农业生产这个社会生存的重要资源。他们的态度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也影响着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以为农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革命政治力量已足够强大,放弃甚至伤害这股政治力量,在实践中是不利的。二是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基础,影响政权的稳固。农民不满如果不足以影响政权稳固的话,那么工人的不满就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列宁把它称为“最大的政治危机”就足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如果仅是农民不满,列宁不会把它作为政治危机来看,当工人不满也出现以后,列宁感到问题严重,这种严重已不是一般的政治危机,而是“最大的政治危机”。列宁为什么如此关注和重视工人的态度?主要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生存与发展都依靠工人这个主力军,失去工人就必然失去政权。还有什么问题比动摇政权、失去政权更严重的呢?三是损害了工农关系。列宁在《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工农关系首先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存在,由经济关系存在决定其政治关系。工农关系“正常和巩固”与否,在经济关系上的反映就是能否实现平等交换其劳动。在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把握好工农利益关系是处理好工农关系的关键,否则就不能维护“正常和巩固”的工农关系。
这时的列宁已经看到,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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