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农民工“虚城市化”的阵痛与特征——学术论坛

 (一)农民工“虚城市化”的内涵
威廉·配第认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促使了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李(E.S.Lee)、博格(D.J.Bogue)等人认为：“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而人口流动则是以上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刘易斯(Arthur Lewis)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两元经济模型’，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随着我国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入城市，但由于制度性排斥，他们虽然离开了农村，但却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已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利益诉求得不到重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直在城市边缘徘徊，成为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根据马洛斯需要层次理论来看，他们是“虚城市化”，表面上好像是城市化了，其实并非如此。农民工“虚城市化”现象是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由于缺乏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相关制度的接纳，导致其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特殊群体的状况。”农民工“虚城市化”概念包含以下含义：一系列制度性障碍导致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和市民同日而语；孤立无援、缺乏互动、传统价值观被冲击使得他们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可言；农民工虽然人在城市，却是城市社会中的“边缘人”。
(二)农民工“虚城市化”的特征
1、身份与职业的相互排斥。“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导致了中国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中国式的农民工市民化。职业上他们虽然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但是由于户口的障碍，他们在身份上依旧是农民。不可否认，目前户籍制度尚存较多限制，特别是大城市对农民工的进入基本处于某种排斥状态，直接造成了农民工群体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2、付出与权益的不对等。我国农民工群体虽然庞大，但组织化程度低，这使得其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在政治上，由于户籍限制，不能享受“单位”应有的民主；在经济上，“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和同工不同权”；在社会方面，主要是劳动权益被严重侵犯。
3、子女受教育权缺失。农民工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巨大贡献的同时，承受着子女教育不平等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子女入学机会不平等、受教育过程的不平等、教育考试政策的歧视等。有一个农民工在被问及去上海打工的目的时说：“我希望孩子能够走出穷山沟，考取名牌大学，这是我当初来上海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
4、生存“孤岛化”。城乡分治的政策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不仅不高，而且被“孤岛化”，他们在城市里大多数是住着集体宿舍和工棚；他们住着自己在城中村或城郊结合带的出租屋。显然农民工的这些居住形态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质量上与城市市民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5、归属感的缺失。芝加哥学派认为：“在形态原始简单却又有条不紊的乡村社区中，居民彼此熟悉，出身背景相似，所受教育相同，具有相当大的同质性。城市化使社会原有的结构或组织解体，日益扩大的都市规模、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形成了绝对异质、组织紊乱、不具人格的都市生活。”在城市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农民工只能加入一些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一些组织，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发生极大的冲击，这种充满歧视和漂泊的生活也带来了无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