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楚芳与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述论——学术探索

一、高楚芳其人其书
杜诗研究号称“千家注杜”，“千家注杜”之说与一部书密切相关，此书就是高楚芳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又名《集千家注杜诗》，或题《刘辰翁批杜诗》。该书元、明、清三代不断翻刻，是所有《集千家》本的祖本。周采泉云：“高本自元迄今，嬗递至六百余年，翻刻不绝，远胜于黄鹤、徐宅、蔡梦弼各家注。所以高本在杜诗校刻史上，实可成一脉相承之完整系。”[1]（P101）
高楚芳（1255—1308），生平传记资料仅见诸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三十一《高楚芳墓志铭》。高楚芳，名崇兰，字楚芳，号芳所，安成人。生宝佑乙卯（1255）四月二十四日，卒元至大戊申（1308）八月七日，年五十四，刘辰翁门人。刘辰翁之子刘将孙《高楚芳墓志铭》云：“高氏派汴，来自吉水，归仙分泰溪，又从嘉林徙至桔山十一世。始大，及事朱南山、文丞相、吾先君子须溪先生。”“芳所名崇兰，字楚芳，眉宇有俊意，自少即洒脱颖异。在师不烦橘山加意择所从。……喜交乡大夫先生，无不得其爱重。里名辈困乏，时而周之。”[2]高崇兰曾跟从晏镐民学诗，学成之后科举废除，遂退居乡里，专心著述。
高楚芳的业师刘辰翁是杜诗研究史上的大家，对杜诗用力最多，其子刘将孙曾云：“先君子须溪先生，……平生屡看杜集，……他评泊尚多，批点皆各有意，非但谓其佳而已。”[3]刘辰翁从事文学评点除“纤思寄怀”外，就是教授门生儿子。《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卷五《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云：“月明垂夜露，云逐度溪风”句下刘辰翁评曰：“可言云逐风，不可风逐云，诗才不须如此，评以喻儿辈。”[4]刘将孙在《笺注王荆文公诗序》中亦言：“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诗喜荆公，尝点评李注本，删其繁，以付门生儿子。”[5]因此，台静农在论及刘辰翁评点时云：“辰翁生当宋末，……。而其所以专事评点者，则因国亡隐遁家居，以次教授后生，如其子将孙所说‘以传门生儿子’……”[6]（P163）
高楚芳与刘辰翁两家“姻亲交往以世”，刘辰翁曾为高氏先祖橘山公题墓，刘将孙又为高崇兰撰写墓志铭，可见交往之深。高崇兰在刘辰翁门下濡染颇深。刘辰翁的另一门人罗履泰曾在高崇兰之前编过《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刘辰翁的杜诗研究深得弟子辈的认可。因此高楚芳编刻杜甫诗歌，取《兴观集》及未收入此集的刘氏批语，复选录杜集旧注，编成此书。其中收录刘辰翁的诸多评点，此本所集注家多于蔡梦弼本与黄鹤本，其价值全在于批点。故书成之后刘将孙作序。
从序文中可知，高楚芳编集此书是为整理规范杜集旧注，去伪存真；校正罗履泰的编刻之误，务求精审。通过刘将孙的《高楚芳墓志铭》“（楚芳）方聚佳士校《杜诗注》如日课，其所尚固然”得见，《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去伪存真，校正精审，远较罗履泰本为上，成书后又得到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亲自校刻，因其校正精审、编次得当、别裁有据、简明扼要的特点成为历代刻书家争相翻刻的热点，也是历代学者研究杜诗的常备之书。周采泉在比较了罗履泰《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与高楚芳《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之后，曾有精当之论：“罗履泰与高崇兰同为刘辰翁门下士，罗刻早于高刻数年，高刻旨在校正罗刻之误。高氏平时颇留心坟典，其所刻之刘辰翁本，虽亦标《集千家》，由于刘将孙父子亲自校刻，去伪存真，于罗履泰本自有霄壤之别。”[2]（P112）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共二十卷，元大德癸卯（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原刻，后代翻刻本极多，共收诗一千四百二十余首，体例以编年为序，诗歌后面罗列旧注，刘辰翁的评点附于诗句的下面。卷首载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梦弼四人之序，以《游龙门奉先寺》诗为首，以《过洞庭湖》诗结尾。是书所集注家近百，但以黄鹤、蔡梦弼、王洙三家注为主，保存了宋人注杜的精华，四库馆臣高度评价曰：“宋以来注杜各家，鲜有专本传世，遗文绪论，颇赖此书以存，其筚路蓝缕之功，未可尽废也。”[7]（P1281）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收录了欧阳修《欧公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亦名《葛常之诗话》）、许顗《彦周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蔡启《蔡宽夫诗话》、强幼安《唐子西文录》、无名氏《漫叟诗话》、黄彻《黄常明诗话》等十几种宋人诗话著作有关杜诗的评论，这些诗话分别从字词用法、典故、格律、语言、审美风格等诸多方面阐发杜诗。对宋人笔记中有价值的论杜资料他也有辑录，如苏轼的《东坡志林》、严有翼的《艺苑雌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曾达成《独醒志》、洪迈《鹤林玉露》、赵兴时《宾退录》、赵明诚《金石录》、吴曾《复斋漫录》、蔡兴宗《蔡兴宗正异》。《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完整收录了刘辰翁的杜诗评点，诗歌共计350多首，批语共计470多条，这对于研究刘辰翁的诗歌评点规律具有非常的文献价值。
高楚芳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被明清两代的注家奉为圭臬，将其视为范本，“自元迄明所有《集千家》本，大致均以高本为祖本”。[2]如明代单复的《读杜愚得》，“其笺注典故，皆剽掇《千家注》，无所考证”。[8]（P1532）其诗作编年、编纂体例、辑注方式、批点形式分别对明代吴见思的《杜诗论文》、清代杨伦的《杜诗镜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金圣叹的《杜诗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