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和“古今”思维范式的得失——中州学刊

 在中西文化互动中，很多知识分子曾经采用中学西学、古代现代和体用等范畴作为指导理念。“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西体中用”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提法。这些思想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推动了文化交流，但它们也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下面笔者对其予以简要分析。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之后，晚清知识分子就开始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历程。在历史上，中华文化表现出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浓厚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为了克服守旧人士对于西方文化的排斥，开明知识分子就用“中体西用”作为接受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郑观应和张之洞等就是秉持这一观念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⑥张之洞也明确指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⑦他们都认为，西方文化胜在器物层面，中华文化在精神层面独步天下。因而，清朝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例如科学技术。至于制度层面，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可以保留满清的专制统治。何为“中体”呢？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解读。张之洞先生把三纲四维视作“中体”⑧，而郑观应先生则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看作“中体”，认为学习西方必须“守经固本”⑨。从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大都认同中华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价值预设。
后来，“全盘西化”成了很多知识分子推崇的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胡适先生和陈序经先生等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胡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中国人既要承认百事不如人，又要死心塌地去学习西方。⑩陈先生认为：“至于我们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出路。”按照这类知识分子的设想，中国不但要在制度、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而且在精神层面也要全盘西化。
而以李泽厚先生、黄仁宇先生等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则主张“西体中用”。李泽厚先生把唯物史观、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等因素都纳入“西体”的范畴，提出要以逐步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黄仁宇先生则认为，“体”是组织结构，包括政府行政系统、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在当代中国，“西体”已成现实。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来维护自身安全和服务全人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李先生和黄先生的提法实质上都是全盘西化思潮的变种。区别在于，李先生的提法充分考虑了现代性的一元性和多元性，意在避免中国走向全盘西化。而黄先生的提法则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正面作用，也是在努力避免全盘西化。
上述三类提法都是前辈学者精神生命的体现，都曾经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可是，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奉行“中体西用”的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了文化的特殊性，忽视了文化的世界性，容易导致中国文化游离于现代化的浪潮之外。如果被“中体西用”的观念所束缚，我们就会重复洋务派当年犯过的错误，就无法超越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还会给文化复兴带来周期性的劫难。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和战乱都曾经给文化造成多重打击。相反，文化繁荣往往出现在社会政治氛围宽松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和两宋时期。所以，保持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对于促进文化复兴具有正面价值。
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过于推崇，忽视西方文化的内在差异和局限，漠视中华文化绵延不息的旺盛生命力，容易犯“泼洗澡水连小孩一起泼掉”的危险。在文化进化论、文化整体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西化论者片面强调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普适性，认为文化的发展是非西方文化实现西方化的单线演进过程，忽视了文化的多元性和民族性。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模式来复兴民族文化，就会把中华文化带入歧途，可能会把中国人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还会把中国变成脱离传统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时，如果我们固守中国文化代表过时的死物、西方文化代表光明的未来的观念，就会抹杀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从而陷入文化替代主义的泥潭。所以，我们要反对全盘西化的做法，不然就会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的错误。
三、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志
现代性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西方文化的精华。科学、民主、平等和自由等理念为现代性的内涵。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如果以现代性为标准进行梳理，我们就会在其中发现反现代性要素、非现代性要素和类现代性要素三类内容。所谓反现代性要素，指的是非西方文化中和现代性相背离、起冲突的要素。而非现代性要素是指非西方文化中和现代性无关的要素。至于类现代性要素，是指非西方文化中和现代性类似的、可以促进现代性在传入国生根发展的要素。虽然非西方国家无法从自身中发展出现代性要素，但它们却可以吸收现代性要素来实现现代化，并将自己变成现代化国家。可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西化意味着西方化，会导致现代和传统的割裂。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韩国、日本的现代化转型就是韩日民族性和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有机融合。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生命的体现，也是具有自身发展方向、能够不断演进和转型的有机生命体。而中国传统也并非静止的死物，而是能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更新的活物。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为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性。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保持民族特性也是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文化复兴的问题上，我们要保持开放心态，超越“中西”、“古今”和“体用”的自我束缚，积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要素，努力实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机融合。
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要素，并非必然要接受其中的非现代性要素。在建设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以现代性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三类要素：一是反现代性要素。例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现代性中的平等、人权等观念相冲突，属于反现代性要素。对于反现代性要素，我们要采取抛弃、转化和更新等措施。二是非现代性要素。例如，祖宗信仰、岁时习俗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与现代性关系不大，都属于这一类要素。对于非现代性要素，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发扬。三是类现代性要素。例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和佛教的“众生平等”等思想和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在理念上有相通之处。对于类现代性要素，我们要善加利用。而类现代性要素和非现代性要素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精华。因此，在复兴民族文化时，西方文化固然是我们需要倚重的文化材料，中华文化更是不应忘却的文化宝藏。
总之，要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必须抛弃过时的思维范式，积极呼应现实世界的需求，大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要素，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来促成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四、中华文化复兴的策略
当前，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面临发展中国家中常见的后发劣势，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贫富悬殊、生态失衡等一系列严峻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从文化建设入手。牟宗三先生指出：“文化建设就是要配合这政治、经济现代化而使我们在生活中、意识中头脑现代化，而这现代化再反过来稳固（justify，confirm）我们的政治的、经济的现代化。”牟先生的观点彰显了文化建设对于建设现代化的巨大作用。因此，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要重视民族文化的复兴。
在全球化时代，要保存传统文化，首先就要复兴民族文化。在当今世界，抱残守缺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只有结合时代需要，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保存和繁荣。要实现民族文化复兴，我们需要在文化的四个层面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
在物质层面，我们必须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但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又可能给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诸多严重危害。因此，我们要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保持警醒。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发挥反思现代性的作用。
在制度层面，我们有必要积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帝制时代，我们一直未能处理好君主、士人和民众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果，君主权力独大，士人和民众的义务过大，而个人权利却无法保障。古代中国人重视个体对于家庭、家族和国家的义务，却漠视个人权利。由于缺乏对君权的有效制衡，古代中国被迫在太平和乱世之间循环，国家、社会和民众也都蒙受了很多损失。在建设现代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政道的核心理念，将西方文化中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和正义等观念吸纳进来，采取民主选举、宪政法治等治理措施，来妥善处理政府、社会和资本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超越治乱循环的历史魔咒，最终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众安居乐业。在这一层面，传统文化也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措施等思想资源，可以为民众认同民主思想发挥促进作用。
至于风俗习惯层面，我们需要以现代性为标准对传统风俗习惯加以梳理和转化。由于这一层面的文化大都属于非现代性要素，我们在梳理时需要立足民族文化本位。以婚礼为例，传统婚礼有“六礼”的讲究，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在当时，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六礼”的环节都要认真完成。到了当今社会，婚姻大都来自于自由恋爱，男女双方在婚前都有充分的机会了解对方。所以，“六礼”也实现了更新。在今天，问名、纳吉环节也濒临消失，纳采和纳征则表现为送彩礼，而请期和亲迎的环节也都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转化。这说明婚礼习俗也需要进行符合当今社会要求的调整和更新。与此相类似，很多传统习俗也都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在思想价值层面，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儒、释、道、墨等学术流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有机综合体。中华文化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具有一些共性，例如讲求中庸、适度，推崇天人合一等。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当下语境中，传统文化中的很多要素都可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例如，讲求中庸和适度，可以指导国人安身立命。因此，在这一层面，我们应该坚定文化主体信念，努力弘扬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要复兴中华文化，还要积极推动跨文化交流。文化间对话的理论基础是文化的共性，而指导原则应该是文化宽容主义。文化宽容主义反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文化独断主义，主张“成人达己”和“反求诸己”的尊重、容忍和宽容。颜炳罡教授指出：“对话、交流、同情地了解对方的教义、教理和双方的差异，是一切文明化解冲突的前提，也是一切文明实现有限会通的前提。”中华文化历来讲求“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有很多表现。例如《论语》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周易·系辞下》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道家讲求“自然无为”等。所以，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和“成人达己”等思想可以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
总之，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我们就要打破“体用”和“古今”的妄执，熔铸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还要积极开展跨文化交流。
五、中华文化复兴的前景
中国应该以现代化来超越“中西”、“古今”之类的时空因素的局限，来到达现代化的彼岸。民族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复兴，而是包括经济富裕、政治清明、百姓幸福和文化复兴等范畴在内的统一体。只有经济复兴的民族复兴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续的，是经不起内外危机考验的。
民族文化复兴需要从中国当前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出发，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采取适当的实践策略，推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对话，积极回应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民族文化复兴并不是复古，不是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呼应时代要求，积极吸收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开放等现代性价值，为现代化建设发挥敦民化俗、重建道德信仰等作用。
作为中华文化的中枢，儒学在历史上发挥了主体和中枢的作用。儒学复兴自然是民族文化复兴的主体部分。但是，民族文化复兴和儒学复兴并不是同一范畴。民族文化复兴既要成就多元一体、生机盎然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还要积极促成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
综上所述，民族文化复兴应秉持“民胞物与”的悲悯心和同理心，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超越“治乱交替”的循环和历史魔咒，实现民众的平安富足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努力实现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
注释
①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51、24—26页。
②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④⑤[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99、298页。⑥⑨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6、244页。
⑦⑧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苑书义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40、9749页。
⑩胡适：《胡适文集4》，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11]陈序经：《陈序经文集》，余定邦等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12]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
[13][14]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52页。
[15]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16]颜炳罡：《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