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内篇》中州三地称谓考析——殷阳、蓼水

 殷阳、蓼水之名同时见于《应帝王》，篇中写道：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
对于殷阳和蓼水，古代的解释出现虚和实两派。陆德明《经典释文》引了如下古注：
李云：“殷，山名。阳，山之阳。”崔云：“殷阳，地名。……。蓼水，音了。”李云：“水名也。”⑩
陆德明所引晋人李颐和崔譔的注，都把殷阳、蓼水视为实有之地。对于殷阳，一曰山名，一曰地名；对于蓼水，都认为是水名，但他们并没有出示具体地域。成玄英疏基本是沿袭古注，他写道：“殷阳，殷山之阳。蓼水，在赵国境内。”和晋人古注相比，成玄英把蓼水所处的方位说得较为具体，认为是在赵地。到了北宋的吕惠卿，则对殷阳和蓼水从玄学角度作出了解释：
殷阳，则阳之盛而明者也，蓼水之上，则物之辛而滨于沉溺者也。有天之根而游乎殷阳，则非立乎不测也，此其所以集于蓼而滨于沉溺也。
在吕惠卿看来，殷阳、蓼水都是《庄子》中的虚拟地名，分别暗指阳盛和令人沉溺之地。古代解《庄子》的虚实两派，都没有真正指出殷阳、蓼水所处的确切方位。根据古人的认识习惯，山之南、水之北为阳。殷阳，可能是殷山之南，也可能是殷水之北。因此，从相关的山水名称入手加以考察，或许能找出解决问题的线索。
检索古代的典籍，找不到殷山或殷水之名，然而，察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战国分册，阳和水之名是存在的。水，则是历史上实有的河水名。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水是颍水的源头河流之一。该书“水出强县南泽中，东入颖”条目下注解道：
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东流注于颍水。而乱流东南，迳临颖县西北，小水出焉。东迳临颖县故城北。水又东迳阳城北，又东迳强县故城南。……余按阳城在水南，然则此城正应为阴城而有阳之名者，明在南，犹有水，故此城以阳为名矣。
对照《水经注》可知，水，一作氵隐，溵水。水源即今河南登封颍水三源的中源，颍水东至临颍县西别出为大水、小水。大水合汝水以上河段久已干涸，别汝东出一段即今沙河。小水在大水之北，东流至郾城东入大水，久湮。郦道元根据阳城这个名称，推测出水的分叉与断流情况，对水注入颍水的详细地貌特征进行了解析。水又称溵水，《庄子·应帝王》篇所说的殷阳，指的当是水之北的阳城。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战国分册，阳在今天河南省漯河东北方向约二十公里处，南有水，春秋时期，该地与蔡国相邻。《应帝王》中提到的殷阳，当是以水之北的阳城为原型。，殷读音相同，水有时又作溵水。因此可知，《应帝王》中的殷阳，并不是作者的杜撰，而是实有其地，其地理背景当是蔡国附近的水流域。
《应帝王》中提到的另一处地域蓼水，与《水经注》中的漻水不无关联：
漻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堙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漻，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隨，又注漻。漻水又南迳随县，注安陆也。
漻水发源于今河南、湖北交界桐柏山，流经今湖北的随州、安陆，注入涢水。漻、蓼读音相近，《应帝王》所说的蓼水，指的就是漻水。漻水支流赐水流域的厉山，相传是神农氏的发祥地，也是春秋时期赖国所在地。与之相关的传说和历史事件，成为《应帝王》作者表达人生态度的潜话语。
综上所述，《应帝王》篇所说的“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的问道历程，其中的殷阳，指今河南漯河一带的古溵水北岸的阳，蓼水则指今湖北北部的古漻水流域。天根是从北向南游历，先到水之阳，然后南下到漻水，两地南北相对，距离二百公里左右。天根和无名人这两个角色是虚拟的，但两个角色活动空间在古代上却是实有其地、实有其水，指的是从今天河南中部到湖北北部的古溵水、古漻水流域。从各方面情况进行考察，《庄子》作者对于上述与中州相关的地域应是很熟悉的，因此把它们作为寓言故事的活动场所加以设置，用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三、地理称谓中的思想蕴涵
通过上面的考证与分析可以发现，《庄子》寓言故事的发生地点，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文化背景作为潜话语，又与它所阐述的哲学理念密切关联。把曲辕、殷阳、蓼水三个地理名称与它们的原型称谓进行比照，可以触及到《庄子》作者独运的匠心。
（一）地名原型背景所体现的道家理念
曲辕与直辕：曲直齐一的齐物观念。《人间世》改直辕为曲辕，曲直相对，却相反相成，暗含了《庄子》“道通为一”的齐物观念。《庄子·齐物论》反复强调：“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也就是说，世间所有对立的概念，大小、寿夭、是非、曲直等等，都不必强行区分。“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从道的高度看，都只是“滑疑之耀”，就像扰乱人们视觉的光芒。
直辕、曲辕，只是观察视角不同。从道路的微观形态看，崎岖曲折，与古车辕的弯曲形貌相似，故称曲辕；从道路的总体指向看，关隘避免了绕道曲行，使道路得以向前直行，因而又可称为直辕。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超越事物本身去认识事物，在《庄子》看来，就是得道。《人间世》称匠石所经之地为曲辕，是对现实地名直辕的改造，也是有意混淆曲直的界限，从而使这个看似虚幻的地名，成为“道通为一”理念的载体。
水地貌：若隐若现的道性表征。根据《水经注》记载，强县南是一片沼泽地，水在那里支流众多，形成乱流漫延之势，河流的主干，或潜入地下，形成断流；或汇入其他水流，自身消失；但一定条件下，又分离出来，现于地表。对此，郦道元《水经注》有详细的描述：
颖水之南有二渎，其南渎东南流，历临颖亭西，东南入汾水，今无水也，疑是水之故渎矣。汝水于奇雒城西别东脉，时人谓之大水。东北流，枝渎右出，世之谓死汝也。别汝又东北迳召陵城北，练沟出焉。别汝又东，汾沟出焉。别汝又东迳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俗音糞。汾水自别汝东注而为此陂，水积征羌城北四十五里，方三十里许。渎左合小水，水上承狼陂，南流名曰巩水。青陵陂水自陂东注之，东迴又谓之小水，而南流注于大水。大水取称，蓋藉沿注而总受其目也。又东迳西华县故城南，又东迳汝阳县故城北，东注于颖水。
水在这片沼泽中，地貌形态异常复杂，河流称谓变化多端，除了大、小水外，还有死汝、练沟、汾沟、汾陂等名称。水流这种变化无常、时隐时现的地表形态，恰恰是道家对大道属性的描述。《庄子·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庄子·天下》篇有：“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老子》第二十一章曰：“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应帝王》中天根游乎殷阳，目的是问道，而水这种恍恍惚惚、若隐若现的地貌形态，它就是得道之地的象征。
在（溵）水流域，不仅水系形态与大道契合，在当地还有许多与得道之人相关的传说。善卷、许由、卞随，都是传说中因不受天下而逃隐的得道之人，为道家所推崇。这些人在此留下的踪迹，使水更具备了作为得道圣地的条件。
蓼水与厉山：得家之人的栖息之所。郦道元提到漻水支脉赐水流域是神农的发祥地，又称神农为烈山氏。《国语·鲁语下》写道：“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炎帝，又称神农，又称烈山氏，传说其子名柱，是种植庄稼蔬菜的能手，死后被封为五谷之神，享受祭祀。炎帝神农氏是先秦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的发祥地就在漻水流域。而《庄子》中提到神农的篇目有七篇，都是把他作为至德之世得道之人来看待。
漻水流域还是春秋时期赖国所在地。《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楚武王令屈瑕伐罗，后来又担心屈瑕将要战败，“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令赖人追回屈瑕而没有追上。杨伯峻先生注解道：“赖，国名，今湖北随县东北有厉山店，当即其地。”赖国位于厉山氏遗址，赖、厉古音相通，二字可以通用。由此看来，赖国君主当是烈山氏后裔，出自炎帝神农氏，是漻水流域的土著居民。依《左传》记载，许国、赖国，都是炎帝的后裔。天根到蓼水问道，恐怕与这些传说不无关系。
（二）地名改造所昭示的美学理念
方城山的直辕关、水之阳和漻水，这三个客观存在的地域，由于它们独特的地貌特征和文化底蕴，被《庄子》作者选为背景地点，设置在寓言故事中。但文章作者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出示固有地名，而是作了调整，曲辕变为直辕，水之阳变为殷阳，漻水变为蓼水。这样一来，就使得上述地名变得亦虚亦实，难以分辨。
方城山的直辕关以险要著称，呈现的是曲折回环之状。然而，《人间世》篇的曲辕虽然以直辕关为原型，却没有渲染山势关口的险要，而是极力铺陈栎社树的高大及无用，山势道路的险要为栎社树的巨大和奇异所取代，高山只是作为衬托而出现，并且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于栎社树的浓墨重彩的描写，使得直辕关的地理背景被遮蔽，很难被人发现。
《应帝王》的寓言是天根巧遇无名人，他们相遇的地点的殷阳和蓼水之上。这两个经过庄子改造的地名变得亦虚亦实，同样使人不易联想到作为它们历史原型的水和漻水。无名人作为体悟道性的角色出现，向天根传道。把他们相遇地点设置在虚实参半的空间地域，亦与道的恍惚窈冥的属性相一致，为作品染上奇异色彩。通过对上述三个地点称谓的改造，《庄子》文章蕴藉、含蓄、朦胧、恢诡的风格便彰显出来，同时，也透视出先秦时期的学者积极运用文学手段传播思想的自觉意识。
注释
①②⑤⑩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170、170、170、292页。
③陆永品：《庄子通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④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63页。⑥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⑦⑧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92、1543、1062页。
[11]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156—157页。
[12][13][14]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731、745、731页。
[15]《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