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制度建设推进道德治理的对策——中州学刊

诺斯曾指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因素。”④但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只有在强有力的制度环境中才能成长起来。从上述导致突出道德问题衍生根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唯有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并通过这些制度给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有效的激励和严格的约束，经济领域中的突出道德问题才会得到彻底根治，良好的市场经济伦理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1.建构明晰的产权制度，给人们提供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基本规则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表明，中世纪以来对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⑤该精辟观点表明，只有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产权制度，在中国社会内部才能生长发育出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体系所需要的道德才能形成。关于产权，诺斯以为，它“包括规定了所有权归属、使用、收入权的财产权，以及资源和法律中提到的各种资产转让权”⑥。产权也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产权制度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公共的和民有的（或私有的）。一般说来，明晰而得到保护的产权具有这样一种功能：给人们提供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基本规则。也就是说，不明确界定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人们看不到长远的预期收益，必然只作最少次博弈的打算。因而背信弃义、坑蒙拐骗甚至暴力抢劫，都有可能成为他最经济的行为选择，并给他带来眼前的最大利益。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不保护个人合法利益的产权制度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只有当私有财产权能够为人们提供稳定的未来预期收入时，财产所有者才不会选择那些缺乏远见和背信弃义的短期行为。由此可见，建构对不同产权的明确界定和保护制度，是诚信等美德生成的经济基础。我国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充分的社会信用供给，就必须从宪法上宣布对合法获得的私有财产给予严格保护，并以《民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加以具体落实。此外，要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如此，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美德才能够生长起来。
2.不断完善自由竞争制度，有效运用市场力量来扬善抑恶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最具深远影响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揭示了市场竞争制度推动西方国家在近代兴起的奥秘。“看不见的手”的深刻含义是，“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⑦。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自由竞争概念加以诠释，所以自由竞争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自由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自由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求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自由竞争活动本身也就成为市场主体的价值诉求。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面，垄断带来的危害是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社会责任意识淡漠、服务质量下降，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突出道德问题。而反对垄断和倡导自由竞争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因此，排除不正当竞争、规制垄断、打击商业欺诈等行为，是在限制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体的真正的自由，应把“优胜劣汰”的决定权交给消费者。当然自由竞争除了基本制度设计的保障外，还源于市场环境无形的建构，这就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3.建构诚信法和诚信制度体系，对失信行为予以强力规制
目前，中国出现的各种违背诚信规则的行为和现象，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对社会道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因此，对诚信的一些具体规范进行立法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诚信治理的有效措施。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实践值得我国借鉴。美国是世界上诚信管理相关法律最为健全的国家，很多发达国家的诚信管理相关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工作都曾借鉴美国的法律和立法经验。美国正在实施的与诚信管理有关的法律有16部，如《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机会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揭露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借贷法》和《信用修复机构法》等。此外，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必须有发达健全的诚信中介机构作为组织和制度保障，因此要建立企业信用服务机构和为企业融资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以有力促进信用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如此，还要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使失信者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惨重代价。总之，只有诚信法律和诚信制度真正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才能迫使市场主体遵守诚信，进而避免各种各样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4.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督制度体系，及时发现和揭露违法违德者的恶劣行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可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职责主要有：保障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督企业的环境污染和保障环境安全、制止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保护知识产权等。为此，政府要做到：一是制定相应的全国或地方的行业法规，建立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责任制，做到依法监管，各负其责。二是制定更高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例如，在食品和药品行业，既要支持技术创新，也要坚持依法创新。这是因为，在法制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绝不是科技自然价值的简单释放，科技创新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技术创新必须坚守安全底线，新原料、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和推广，食品药品无论是应用于生产领域还是应用于安全监管领域，都必须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确定更高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三是定期公布黑名单，依法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进行处罚，对危害重大的企业要予以注销，让责任人受到重罚。四是充分发挥新闻舆论、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管体系，使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及时得到曝光和披露，以促进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有德公民。
5.建立社会责任投资制度体系，引领企业追求高尚的社会价值目标
近年来，社会责任投资在海外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概念并得以广泛运用。它是指投资者在超出传统的盈利和财务指标的范围内，积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通过对企业履行经济、环境、社会等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评价，排除那些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不佳的公司，从而最终作出投资决策。社会责任投资以预期稳定利润分配的持续性、遵守法律、雇佣习惯、尊重人权、消费者问题、社会贡献程度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社会伦理性标准为基础，评价并选择企业进行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是被投资的企业应当在获利的同时行善。因为社会责任投资者相信，通过把对社会、环境、人权等议题的道德关切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就能够创造一个珍视和拥护人类尊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是社会责任投资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一种新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式，在伦理方面对企业提出了如下新要求：一是在责任对象上，要求企业从向单一主体负责转变为向多重主体负责；二是在价值目标上，要求企业从追求单一价值目标转向追求多重价值目标；三是在自然资源分配上，要求企业转向重视多重社会公平；四是在企业信息发布上，要求企业从企业信息独占转变为企业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正是这些转变，使得美国在投资对象的选择方面，从事酒精、烟草、核动力、武器生产的一些企业被投资者剔除在投资范围之外，环境污染、雇员歧视或性别歧视、不尊重人权、诚信缺失等道德表现低劣的企业更是被投资者所抛弃。而那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能够获得投资者青睐，也是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社会责任投资通过外部投资市场竞争的压力启动企业自我约束的内部动力（包括管理层以及股东）来实现对提升企业伦理的引领作用。这为我们当前的道德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6.以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完善引领独善其身、兼善天下
圣雄甘地面对苦难的印度，尖锐指出毁灭人类的有“七宗罪”，其中之一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温家宝也曾告诫说，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那么，如何让企业家的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以避免经济领域中的恶性事件反复循环发生呢？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治理具有重大启示。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既被看做是一种规范制度，又被看做是一种世界观，由它支配、解释信念并赋予合法性。意识形态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文化传统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社会的正式制度运行需要通过伦理道德这一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来克服“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行的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制度既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亦具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传统文化中“生财有道、取财有义、用财有礼”的商业伦理精神与市场经济制度所要求的守法经营、诚实守信规则是契合的，但其权力本位的人治传统与市场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民主法治是直接冲突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扩大两者的契合性，另一方面要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尽量缩小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当前，尤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主流价值文化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因此，把正式制度规则与伦理规范和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正式制度的刚性约束，又凸显文化和价值观的精神激励作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对当前经济领域各种道德问题进行治理应采取的重要举措。此外，也可对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定期开展企业伦理培训，以文化力引领企业家作合格的企业公民。
注释
①②④[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226、48、51页。
③⑥[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杨瑞龙、郑江淮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53页。
⑤[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⑦[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