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领域道德问题的衍生及治理对策——中州学刊

当前，道德治理是我国社会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道德治理是有序开展、分领域进行的。因为不同领域中的道德问题是不同的，因而针对不同领域道德问题的治理策略也是有差别的。本文重点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探讨导致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衍生的原因及其治理策略。
一、制度变迁理论与分析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①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部分构成。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制度变迁的目的是打破不合理、无效率的制度，建立合理而富有效率的制度。合理而富有效率的制度至少应当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努力从事生产活动的良好激励；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内在潜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与释放。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试图为建立一个关于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但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当前我国道德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及其治理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引发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不断产生的深刻原因，而治理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也要从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这一根本之处入手。
二、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与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衍生
我国由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呈现出由一种封闭型制度向开放型制度两种异质性制
度急剧替代的特点，这一急剧替代的过程是造成伦理冲突、道德不适和道德失范的基本原因。
1.市场经济制度的急剧性变迁使既有的道德处于适应和调整过程之中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个体利益无法得到凸显和承认，国家利益就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个人利益的代表，集体主义道德也就成为社会发展必然和现实的要求。那时，社会道德可以顺利承继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而整个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几乎统一化、重叠化）都以集体主义作为基本理念，并在实践中得到自上而下的弘扬和遵循，人们的思想观念高度统一，社会风气和道德素养确实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制度超越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逐步暴露出弊端而成为一种不合理、无效率的制度，它对人们的行为难以产生有效激励而被人们抛弃，制度变迁已成必然。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关制度的建立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但由于这一制度变迁是一个急速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异质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市场经济的大潮不仅冲垮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也使民众无从判断，旧的道德被打破，新的道德尚未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道德尚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活动方式，它以承认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差别为前提，竞争性与功利性是它的主要特征，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是它统摄与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则与尺度。这种竞争性与功利性的市场制度以及等价交换原则一旦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就难免会诱发人们恶劣的贪欲膨胀。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其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明显具有滞后性，市场机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态似乎格格不入，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也在市场经济中受到重创。正像诺斯所说的：“正式规则在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例如通过革命的方式），而非正式约束的变化要缓慢得多。”②因而道德文化及精神生态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的建立更是如此。
2.市场经济制度的某些偏失是道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的建立立足于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假设：一是最大化假设，即人是经济人，利己的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在追求效益或者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完全信息假设，即经济主体都具有获取经济互动所需的所有信息的能力；三是完全理性假设，即经济主体都具有对所有信息进行充分分析和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四是市场秩序假设，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并基本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之上，相关制度已经完善且既定不变。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立30多年的历史来看，整个市场机制的发展在前期并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轨迹。如贯彻执行了二三十年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和片面追求GDP的方针和政策，几乎是“最大化假设”在宏观经济制度中的反映。另外，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行了修正，但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市场主体为了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已经达到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畸形程度却未受到及时惩罚。再如当前诚信问题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诚信制度、社会监督体制的缺乏，而这正是“完全信息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市场理念的缩影。但现实中往往是“信息不对称”，因而机会主义行为不断增加，失信行为并未付出较大成本，为盲目自利等畸形行为提供了生成土壤，并侵蚀了道德等诸多社会领域。道德问题的产生可以说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沿袭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市场经济制度执行过程的偏失有极大关联。
3.市场经济某些制度建立的时滞性为机会主义等不道德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
戴维斯、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的时候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各种时滞性，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四种类型：一是认知和组织时滞，即从辨识外部利润到组织初级行动团体所需要的时间；二是发明时滞，即内化外部利润的制度设计所需要的时间；三是菜单选择时滞，即从备选方案清单中搜寻并选定一个能满足初级行动团体利润最大化的制度安排所需的时间；四是启动时滞，即可行的最佳安排和开始实际运行之间存在的时滞。由于这些不同类型时滞的制约，制度变迁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遵循渐进的逻辑缓慢地发生。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我们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才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科学认识是一个不断摸索、逐步了解的过程，因而一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制度的建立必然存在各种时滞。如政企分开制度的时滞、产权制度改革的时滞、全面的征信制度的时滞、生态环境立法与执法和惩罚制度的时滞、干部政绩生态考核制度的时滞等。这些制度建立的时滞为一些机会主义等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实际上，“搭便车”、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食品安全等道德问题滋生和蔓延的领域，恰恰是制度建设不到位，或者是制度体系不完善所造成的“空场”所致，进而致使一些不道德行为有机可乘。
4.市场经济制度激励的不足加剧了道德问题的蔓延
诺斯曾经说过：制度决定着那个市场的激励结构；如果激励有利于盗版，那么盗版就会盛行。③从激励结构角度解释如何实现国家有效治理问题，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已揭示了一条最简单的规则：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在两个领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塑造好的激励结构。私人部门的激励规则应该是：只有那些为他们的顾客、用户、委托人或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人，才能获得丰厚回报与成功。而公共部门需要类似的激励规则：只有那些为公民、大众或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与优质服务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和事业。从技术的层面说，有效治理就是把这个简单规则通过法律、制度和程序落到实处，使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之间形成正向的积极互动。正是因为个体所面对的激励结构激励和约束着他的行为，因而好的激励结构塑造好的行为，坏的激励结构塑造坏的行为。若一个国家乃至各行各业形成好的激励结构共同作用，整个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激励生态。但就我国的情况而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发展之路或多或少地承继了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激励结构偏失，因此市场主体不正当的逐利行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约束和规制。而当一系列不当逐利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约束、高尚的道德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社会奖赏和激励时，道德问题的蔓延就势在必然。例如，当前我国经济制度在食品安全保证机制、慈善行为规范制度和社会征信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都很不完善，这也为道德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正像诺斯所说的，社会制度安排若不能有效体现社会伦理规范的要求，两者不能契合，人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最终人们自然会听从外部利益的召唤，选择不道德的行为，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就会不断恶化。以诚信为例，利益主体在进行“失信”还是“守信”的道德选择中，如果计算出守信成本远远大于失信成本，即失信行为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约束和惩戒时，利益主体选择失信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如果市场诚信制度比较完善、奖惩得当的话，道德缺失者在失信、守信的市场“博弈”中深切体会到失信带来的风险和巨大成本，他们就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失信的行为选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外在的强制性制度规范和成本衡量教会市场主体选择诚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