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实证结果及其经济含义

 由于本文选择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按照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方法的基本步骤，首先利用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当各变量数据呈现平稳或具有一样的单整阶数时，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避免伪回归现象。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相关的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实证分析，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Dickey和Fuller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借助于EViews7.0统计分析软件，得出了各个变量的具体单位根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本文实证分析所用到的变量LNCSR、TZSP、JRGM、JRJG和JRXL，其数据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为非平稳数列，然而进一步的一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却表明，？驻LNCSR、？驻TZSP、？驻JRGM、？驻JRJG和？驻JRXL这五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平稳，也就是说LNCSR、TZSP、JRGM、JRJG和JRXL满足了一阶平稳，可以记为I（1），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有必要同时也满足条件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LNCSR、TZSP、JRGM、JRJG和JRXL满足一阶平稳，即为I（1）数列，因此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进行判定，同时还可以利用判定结果来构建协整方程，以此来观察LNCSR与TZSP、JRGM、JRJG和JRXL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对LNCSR、TZSP、JRGM、JRJG和JRXL进行协整检验之前，按照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的具体要求，首先必须对他们进行VAR模型结构的判定。本文综合运用似然比（LR）检验以及施瓦茨（SC）、赤池信息（AIC）的定阶准则，最终确定出LNCSR与TZSP、JRGM、JRJG和JRXL构建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1。建立VAR（1）模型重新估计并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所有特征根的倒数均落在了单位圆之内（见图2），说明所建立的VAR（1）模型系统是稳定的，这为后续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的准确性提供了保障。同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各个指标构建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1，Johansen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确定为0。具体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981—2011年期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LNCSR）与农村资本投入水平（TZSP）、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包括JRGM、JRJG和JRXL）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并且均衡的协整向量为：
协整方程（11）反映了上述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具体来看：农民收入与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之间呈现正向关系，农民收入水平伴随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反映了在1981—2011年期间，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农业生产起到了提升效率、稳定生产的积极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水平的长期影响并不是单一的促进或抑制，这里需要通过区分不同的衡量指标来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两个指标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呈现正向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正向作用说明了在我国农村地区，金融资源越多，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越有利；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的正向作用反映了乡镇企业具有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的积极作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比重的增加不仅利于乡镇企业的长远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也很明显。以“贷存比”来衡量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非但没有起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应有作用，反而是较为显著地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各项资金一直处于外流的现状，农村的很多贷款被低效率地挪用或使用，资金短缺一直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短板”，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分析了LNCSR与TZSP、JRGM、JRJG、JRXL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农民收入水平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032 4（大于0），并且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如果农民的收入水平LNCSR偏离长期的均衡状态，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MC）会对其进行较为显著的正向调整。在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JRGM、JRJG和JRXL三个指标中，除了JRXL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JRGM与JRJG在误差修正模型中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的变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在短期并不明显。就整体而言，短期内，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没有出现预期的正向关系，反而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正规金融都不自觉地遵循着“偏农离农”的路径，大多数留在农村地区的基层金融机构都只是一个简单的“吸储”目的，而在贷款等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功能发挥十分有限；而对于农村的非正规金融，不是被政府不断正规化，就是不断地被打压。农村正规金融单一、短视的服务模式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受挫，最终使得农村地区的生产以及投资长期处于自我发展的境地，农村资金短缺常态化，农村金融发展难以发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以上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分析了LNCSR与TZSP、JRGM、JRJG和JRXL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情况，按照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分析步骤，进一步利用Granger（1969）提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进一步分析LNCSR与TZSP、JRGM、JRJG和JRXL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表3为具体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有关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因果关系，同样不能“一刀切”地给出结论，而是要区分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衡量指标。具体来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JRGM）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JRXL）均成为了农民收入水平的Granger原因，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水平，但是农村金融发展结构（JRJG）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收入水平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Granger原因，各指标的检验结果均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正向作用尚不明显，有些层面甚至还起到了抑制作用；同时，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不能印证部分国外学者（Greenwood & Jovanovic，1990[5]）所提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金融组织和金融交易发展”的观点。
（四）脉冲响应函数
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在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中，只有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民金融发展效率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基于这一检验结果，本文利用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对LNCSR与JRGM、LNCSR与JRXL之间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此来更加深入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由于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中，各变量的先后顺序会对最终脉冲响应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做法（温涛、冉光和，2005；余新平、熊德平，2010，等），这里对LNCSR与JRGM、LNCSR与JRXL之间分别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估计，以此来避免变量顺序变化对脉冲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脉冲响应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和图4分别显示的是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相关单一冲击的标准差的动态反应。从图3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正向冲击对农民收入水平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但在滞后2期以后其正向效应开始逐渐增强；农民收入水平对来自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正向冲击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负向效应，在滞后4期时这种负面效应达到顶点，然后逐渐减弱，并于滞后8期时开始转为正向效应，也就是说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最终会起到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一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图4可以看出：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不同，农民收入水平对来自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正向冲击呈现持续性的负向效应，并在滞后5期以后这一负面效应趋于平稳，这与协整方程（11）式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正向冲击同样呈现负向效应，并于滞后4期时达到顶点，随后逐渐向正向效应逼近。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1981—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当前却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不同的是，在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两个指标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反而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依然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农村地区大量的农村存款余额被转移或流失，农民和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受到限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的作用是负向的），而农民收入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点还可以由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证实。
虽然部分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呈现出了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负向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农村金融资源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只能说明我国当前农村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倾向，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在结构、功能和效率上，没有凸显出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增加农民收入一直都是我国农村经济深化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提升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因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体现农村金融发展的应有作用，需要对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结构和功能进行改进，实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多元化，在农村正规金融逐步完善和健全的基础上，积极帮助农村地区民间金融的合理发展，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有力补充；同时，要通过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等手段，积极改变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和大量流失的长期现状，根本性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保障问题，以此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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