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研究——经济与管理

一、引言
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为解决我国资源税存在的从量计征、征税范围窄、税率偏低、难以适应保护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等问题，自2010年7月1日起，中央决定率先在新疆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试点改革；当年12月1日，又把石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扩大到西部地区的12个省、区、市；2011年1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实施，标志着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全面推开。
资源税的改革会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资源税改革将会对资源开采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资源开采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如何。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但纵观这些文献，不难发现，在探讨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时，多数从税收转嫁理论出发，以宏观分析为主，如徐晓亮（2011、2012）[1] [2]，郭菊娥等（2011）[3]，林伯强等（2012）[4]。与这些文献不同，本文重点从中观和微观角度对相关问题加以研究，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二、资源开采业的税负转嫁能力分析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会直接增加资源开采企业的税负成本。我们首先以税负转嫁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上分析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行业的影响。随后，引入成本传导能力模型，定量测算资源开采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
（一）资源开采行业税负转嫁能力的理论分析
所谓税负转嫁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现象：作为商品交换者的纳税人利用调高商品销售价格或者降低商品购进价格的手段来将税负转嫁给购买者或供应者。根据经典的税负转嫁理论，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纳税人与负税人是否保持一致来辨明税负转嫁的发生情况。简言之，在一笔交易中，若纳税人与负税人为同一主体，则税负发生了转嫁；反之，则没有发生。当我们运用以上理论来分析企业的税收转嫁问题时，可将企业的税后利润水平是否发生变化作为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理由是，在企业追逐利润的过程中，税收额与税后利润在数量上呈负相关。
商品经济与自由定价机制的存在是税负转嫁发生的前提条件。而供需弹性，则是影响税负转嫁的最直接原因。税负转嫁存在于商品交易之中，通过价格的变动而实现。课税如不导致课税商品价格的提高，就没有转嫁的可能。税负究竟如何分配，要视买卖双方的反应而定，并且这种反应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弹性。
就商品需求弹性而言，商品需求弹性越大，其税负转嫁越困难，且向前转嫁给消费者的少，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的多；需求弹性越小，则相反；需求完全无弹性，税负将全部向前转嫁给消费者；需求完全有弹性，税负可能全部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从供给弹性来看，商品供给弹性越大，其税负越不容易转嫁，且向前转嫁给消费者的大，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的小；供给弹性越小，则相反；供给完全无弹性，其税负只能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供给完全有弹性，税负可以通过涨价向前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综合来看，当某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时，税负前转较困难，会更多地向后转嫁或不能转嫁，税负会更多地由生产要素提供者或生产者自己承担。当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税负前转比较容易，会更多地由消费者（购买者）承担。总之，商品的供求弹性是制约税负转嫁的形式及规模的关键因素。
因篇幅所限，我们仅简单地对几种典型资源开采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进行理论分析：
煤炭行业在税负转嫁中占据有利地位。首先，从煤炭供给层面来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鼓励煤炭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这将减缓煤炭供给增速；其次，从煤炭需求层面来看，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对煤炭需求仍旧强劲，并且保障房建设等新增需求因素将进一步拉动煤炭需求增长。根据税负转嫁理论，可以认为煤炭行业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故煤炭行业将资源税负向下游转嫁的能力较强。
原油天然气企业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能力。首先，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旺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国民经济对于成品油和石油化工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其次，石油天然气的供给偏紧。从资源结构来看，我国的资源储备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石油天然气储量较少。通过对比石油天然气的供需情况，我们认为原油天然气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能力，即如果资源税从价计征在全国推行，对原油和天然气增收的资源税会向下游的石油天然气炼化加工行业转嫁。
此外，由于有色金属资源的稀缺性和国内对有色金属的强劲需求，有色金属采选业也具备较强的税负转嫁能力，即有色金属开采行业很容易将资源税负向下转嫁给有色金属加工和冶炼企业。
（二）资源开采行业税负转嫁能力的实证分析
为了定量分析资源开采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本文引入“成本传导能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模型首先由任泽平等（2008）[5]提出，通过设计成本传导能力指数（CTC）等指标，较好地反映各个行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及其变动情况。由于资源税负的增加可以视为是企业物耗成本的增加，因此成本传导能力模型也可以用于衡量在资源税负成本增加的环境下，相关行业向下转嫁税负能力的测量指标。
“成本传导能力”模型主要通过对成本传导能力指数（CTC）的计算来衡量各个行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假设第j行业价格涨幅为RMj=？驻pj，生产单位第j类产品对第i类产品的投入消耗成本为aij，则第j行业的涨价压力为：
MPj=■？驻piaij（1）
第j行业的成本传导能力为：
CTCj=■=■（2）
当CTC>1时，说明该行业不仅能顺利传导成本涨价的压力，甚至可以从中受益，这类行业在投入成本上行的环境下表现为“受益”或“景气”；当CTC≈1时，说明该行业基本能够传导成本涨价的压力，在投入成本上行的环境下表现为“中性”；当CTC<1时，说明该行业无法完全传导（转嫁）成本涨价的压力，只能靠内部消化，在投入成本上行的环境下表现为“受损”或“不景气”。
本文采用2007年IO表和分行业价格指数，根据上述公式得出各行业的CTC指数（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资源开采行业具有很强的税负成本转嫁能力。根据2010年和2011年1季度的CTC指数可知，资源开采类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的CTC指数值均远大于1，其中2011年1季度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CTC指数达6.2，为资源开采行业中最高。这说明如果资源税改革增加资源税负，资源开采行业具有较强的税负成本转嫁能力。同时，CTC指数大于1还说明，这些资源开采行业不仅能将税负成本转嫁出去，还可能在税负转嫁的过程中获得额外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