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二元对立:传统冲突化解的一个理论预设——江淮论坛

网络舆论监督与行政管理的关系，实质就是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关系。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宪政论者把二者的对立绝对化，由此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导致在解决二者冲突时也走向极端。
（一）历史上政府与公民的两种关系模式
历史上，围绕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即“国家至上论”和“市民社会至上论”。在“市民社会至上论”这一理论流派看来，国家权力源自于人民，人民既是“委托人”也是“裁判者”。人民通过契约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国家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这种模式强调大社会、小政府，认为社会有自生秩序和自治的能力，公众完全可以自主管理，国家则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该增加。而且出于对国家机器的防范，国家对公共舆论的干预被视为非法，国家被视为表达自由的敌人。在此种模式中，公众舆论对于以国家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主要起监督作用，而国家机器的行政管理力量则不应对公共舆论有所作为。与“市民社会至上论”相对的是“国家至上论”。“国家至上论”对市民社会的自治性表示怀疑，认为“市民社会是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要克服这种非正义的缺陷，只有诉诸于一个外在于社会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也就是国家。他们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国家的目的在于普遍利益或公共福利，国家代表着伦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种模式下，强调国家对公共舆论的干预，自生自发于社会的公共舆论成为政治国家必须加以控制的力量，宣传机器则成了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工具。[2]
不同的理论解决冲突的思维模式也不同。“国家至上论”认为社会整体高于或优先于个体成员，公共利益价值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坚持公共福祉原则，权力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市民社会至上论”则认为公民个人的权利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绝对的优先性，发生冲突时坚持权利本位主义，即使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也必须根据法益均衡原则、必要且最小限度原则等予以限制。“国家至上论”和“市民社会至上论”都具有部分的真理性，但又都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二）二元对立理论思维解决冲突化解的缺陷
“国家至上论”和“市民社会至上论”双方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而这种对立又是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二元对立为理论预设的。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将政府与公民置于对立的两端，使二者形成一种对抗关系，表现在处理冲突的方式上也是对抗式。
当冲突发生时，如果采用对抗的方式解决冲突，在社会权力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力量向其中任何一方的倾斜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公民权利过重，政府权力畸轻，那么，在公民权利过分张扬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将会导致社会崩溃；反之，则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过分集中甚至被滥用，进而排斥民主和法治，形成专制社会。[1]因此，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单向度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
传统上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看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忽视了二者价值暗合所带来的一致性。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作为相对矛盾的对立体，任何一方无限的扩张与膨胀，都将影响二者平衡关系的形成，最终损害双方的利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政府舆论管理不可能完全沿袭对传统舆论管理的方式，传统压制式行政管理模式，与消极的二元对立理论相对应，这种压制型的管理模式已因无法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网络舆论监督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冲突往往是由政府单向、线形的传统管理思维所导致的。网络发展带来的开放性削弱了政府通过控制媒体来控制舆论的能力，压制的管理模式反而容易导致网民情绪性的对抗。
政治实践证明，采用对抗的方式解决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整体主义思想的国家，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处理上，更趋于“国家至上论”，但沿袭对传统媒介的控制方式对网络舆论进行治理显然是不可行的，完全采纳西方国家“权利至上”也不可能。网络民主参与兴起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要求在处理网络舆论监督与行政管理冲突时，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对抗正义”外获得平衡。